中国自有商业始，千百年来从过去的“官”“商”，到今天的“政”“商”，两者因千丝万缕的联系一直为各种话题所包围。
2016年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民建、工商联界全国政协委员联组讨论时发表重要讲话，明确用“亲”“清”二字概括了新型政商关系的内涵。一年多来，各地在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上进行了大量探索，既积累了有益经验，也遇到了新的问题。18日，全国政协召开专题协商会，就“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促进民营经济健康发展”主题进行现场协商议政。诚然，政商既“亲”且“清”，对民营经济健康发展具有特殊意义。人说，“知行合一”，又说，“知易行难”，与会委员、专家学者和地方企业和政府部门代表，在“亲”“清”二者如何认识、如何定位、如何落实的辩证关系上先下一番功夫。
要“亲”而无忧，“清”是关键和基础
在人们惯常的意识中，生意人历来热情好客，企业家的“亲”似乎是天然的。从另一个角度，我们的政府是为人民服务的政府，领导干部帮助企业家解决问题，做到“亲”也不成问题。过去多年来，在解决问题过程中，逐渐变了味道的“权钱”二字换来的“一团和气”一直是政商关系的写照。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反腐力度前所未有，八项规定为政府公务人员的行为“设限”。“亲”而不“清”的吃拿卡要消失了，“清”而不“亲”却成了新问题。
参加此次专题协商会的委员中有不少企业家以及民营企业家，也有地方推荐的民营企业代表。他们在发言时，对政府有关部门从领导干部到工作人员的“清”而不“亲”的行为，深感无奈。
“政府部门和民营企业家反映比较多的是在构建‘亲’‘清’政商关系当中，自下而上主动作为、大胆创新的内生动力不足，主要表现在行为“清”而不亲，舍“亲”而保“清”的情况较为普遍。”尚福林委员不是企业家，但他参加了此前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针对新型政商关系的专题调研。所以说，他可以称得上是所调研地方企业家们的“代言人”。
“亲”“清”，同样的两个字，推行新型政商关系以来，政与商两界位置不同、认识不同，因此感受也不同。
张昌平委员剖析认为，商界认为扶持企业发展，简化便捷政府审批就是“亲”，努力降低企业制度性交易成本就是“亲”，尤其是对民企与国企一视同仁才是真的“亲”。“而政界对‘亲’比较敏感，心存顾虑。怕被人说闲话、怕被人拉下水，部分干部不得不刻意与商人保持距离，对有关请求采取‘软拒绝’，造成服务民营企业不够主动，遇到问题不敢担当的影响。”
张昌平为政商双方所做的“内心独白”，得到了在场委员的充分认同。既然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新型政商关系是既“亲”又“清”，两者需相互融合，不可偏颇，为何落到地方有关部门以及领导干部和公务人员时，还是有些变味？或许与会的唯一一位地方党政领导干部代表，山东东营市市委书记申长友会对委员们的疑惑有另一番解释。
“虽然有新型政商关系的理论指导，但在实践中干部和企业双方仍有困惑，尤其有的干部在为企业服务时，对哪些可以做、哪些不能做时常拿捏不准。”申长友举例说，比如引进客商、组织产品销售等牵线搭桥的工作，有时因为岗位原因既不能做到“独善其身”，过程中又不能“逾越雷池半步”，大家都说很难把握好这个“度”。
把握不好“度”，对于做不好，不知道怎么做的事情，人们总会习惯于选择性回避。对照政府有关部门，这就是委员们反映的所谓“不作为”。
总书记发表新型政商关系重要讲话时，袁亚非委员恰好在现场。再谈起这个讲话，袁亚非表示，从头到尾认真聆听总书记的讲话，我理解的“亲”“清”关系其实是有内在逻辑。“我也听过很多人说，‘亲’‘清’两个字单做哪一个都不难，但要同时做起来就很难。其实这还是认识上的偏差，因为‘亲’‘清’从不是对立关系，‘清’不能影响‘亲’，同样也不能抛开‘亲’去标榜‘清’，只要行为规范内心坦荡，心里没鬼有什么可怕呢。”
何为“亲”，何为“清”，何以处理“亲”与“清”。贯穿会议始终，这样的解读一直没有停止，委员们的认识逐渐归于一致。
在“亲”“清”关系中，“清”是基础和前提。而要解决“亲”的问题，关键要继续在“清”上下功夫。领导干部、公务员要坦荡真诚地同民营企业家接触交往，不收礼、不吃请，积极作为、靠前服务。在“清”的基础上做到“亲”，才能促进民营经济健康发展。
让“亲”“清”新型政商关系在阳光下展开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只有健全了规则，理清了界限，让政商双方有章可循，干部才能做到亲密而不失分寸、清廉而不冷漠相视。”既然“清”是“亲”的前提和基础，张昌平认为清晰的“界限”反而会令“亲”少些顾虑和误会。
相较于张昌平的规则与界限，尚福林用的是纪律和规矩。他说，深化“亲”“清”关系的认识，要把纪律和规矩挺在前面，继续保持反腐高压态势，守住“清”的底线。同时出台构建新型政商关系的指导意见，建立政商交往的正面清单和负面清单，让领导干部能坦诚真诚的亲商、富商、安商。
“亲”“清”新型政商关系，汤黎路委员有一句自己常挂在嘴边的解读，叫“有交集无交易”。他提出，“清”关键是要正确把握公权力的边界，这是构建新型政商关系的核心问题。
从一定意义上讲，中国改革的历史就是政府在探寻自己权力边界的历史。委员们都认同，政商关系的要害是“政”不是“商”，因为政府拥有公权力。而买卖公权力，把公权力作为重要生产要素进行投资，这是一切官商勾结的本质。
“正确把握公权力的边界关键在于提供什么样的制度空间，企业是经济活动的主体是满足消费需求的生产供给部门，政府是社会管理的主体是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的制度供给部门，要把法律作为一个底线，让政府在权力清单、责任清单和负面清单等框架下活动。”汤黎路说，我们现在所说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涉及多个方面，其中最艰巨最复杂也是最重要的就是建立良性制度供给问题。堵住乱权滥权的制度漏洞，营造稳健、透明、可预期的制度环境，这也是建立“亲”“清”新型政商关系的要害所在。
作为专家学者代表之一，刘纪鹏在建言中，关于“亲”“清”新型政商关系要给予制度“安排”的观点，与不少委员不谋而合。他提出，政府与企业家之间的正常工作关系应该制度化和公开化，各地政府要把联系民营企业分工到位、明确到部门、明确到人，这样也让政府官员在与企业的交往过程中，能够减少一些心理负担。
无独有偶，申长友带来的地方实践，恰好对这样的联系制度进行了探索。
“我们的主要抓手是实行机关干部驻企联络、职能部门联系企业的‘双联’制度。”具体而言，申长友进一步解释，市县区直每个部门选派一名领导干部到骨干企业担任驻企联络员，每期一年半，到期根据情况对企业、驻企联络干部进行轮换，发改、经信、商务、农业等经济主管部门和工商联等组织采取定期走访、座谈等方式联系企业，取得了企业有所需、干部有所为的良好效果。
尽管如此，申长友还是建议，有关部门要出台政策文件对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作出规范。在他看来，企业按规章行事、干部按规矩办事，广大干部能够摆正心态，自然就能坦然与企业家打交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