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评价是配置科技资源和实施科技管理的重要手段，是推动创新驱动发展的一项基础性工作。建立客观公正的科技评价体系，对激发广大科技人员的积极性、提升科技创新能力和效益至关重要。
当前，我国科技评价办法实施情况还存在不足，如评价标准单一、评价专家遴选制度不完善、诚信体系建设缺失等。在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背景下，如何推动改革科技评价体系，为我国科技创新营造更加便利的环境？进而为实现强国梦储备人力资源？为了解问题背后深层次的原因，也为寻找可供借鉴的典型经验，5月24日至27日、6月5日至9日，全国政协副主席王家瑞、陈晓光分别率全国政协教科文卫体委员会调研组到上海、四川两地，就“优化创新环境，改革科技评价体系”开展专题调研。
“帽子”之争，浸染学术风气
从江水到火焰，从张江到天府。
多次座谈会和多地走访集中反馈的信息，让调研组不得不审慎关注一个问题：科研人员的“帽子”。
“帽子”，即人才的冠誉。我国“十三五”规划中明确将人才作为优先发展战略之一。作为人才发展战略的重要举措———人才规划，一直是党和国家强调的重点工作。由于政出多门，定位重叠，各种各样的人才计划客观上形成了很多“帽子工程”。各部委、各省市、各单位推出的人才计划五花八门，让人眼花缭乱。
据估算，目前国家各部委人才计划已近20个，全国各级各类有一定影响的人才计划近百个。
中科院上海分院党组书记王建宇说，这些形形色色的“帽子”与科技资源、职称、评奖、待遇紧密挂钩。由于事关前途命运、功名利禄，要想在学术界有所建树，抢“帽子”似乎成了不可不做的功课。
令他感到惊讶的是，大学、研究所等科研机构招纳人才时出现了一种近似“恶性”竞争的不良倾向：一家比着一家的待遇挖人才，待遇层层加码，福利竞相攀增。“主要原因是对科研机构的考核往往以‘帽子’的数量作为评价的重要指标之一。”王建宇分析，有“帽子”的人才往往也有利于在竞争中获取更多资源。
“帽子”工程的泛滥，也让电子科技大学副校长杨晓波忧心忡忡。多年来，他一直关注并参与国内多个人才计划的实施，提出的许多建议得到采纳。
“不能让这些‘帽子’把科技创新工作的方向导歪了、风气搞坏了。”杨晓波与调研组达成的共识是：对当前的各种人才计划梳理整合。该合并的合并，该取消的取消，把分散的资源集中起来、高效利用，由一个部门牵头实施。
“‘帽子’过多过乱，已经背离了人才计划激发人才创新活力、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大局的初衷，负面效应日益凸显。”全国政协委员王向朝说。
王向朝认为，在科技项目申请等科技政策上，不应以人才“帽子”为先决条件，要避免形成特权阶层，“地方政府应建立科研经费统一申报平台，避免科研经费重复资助，提高资源利用效率。”
一纸论英雄，导向有失偏颇
当前的科技评价体系跟科研实际不能完全匹配，评价体系的激励作用未能充分发挥，有时甚至“绊住”了创新。
5月26日，在与复旦大学专家教授座谈会上，复旦大学附属医院华山医院内分泌科王庆华向调研组道出了他心中的不解：为什么在SCI（ScienceCitationIndex，科学引文索引）发表一篇文章就变成成果了？
作为多伦多大学的终身教授，王庆华对西方发达国家的学术研究较为熟悉。2年前，他在与复旦大学交流中感受到复旦的凝聚力和蓬勃精神，盛邀之下选择留在复旦大学。座谈期间，他向与会者道出自己对研究成果的理解：“我们科研人员的研究发现被转化为产品，这才叫成果。”
他解释说，如果研究人员只看发表文章的数量，不考虑研究成果如何为社会和经济服务，这就容易导致产学研脱节，进而造成科技与经济“两张皮”的现象。
尽管如此，在中科院、核工业西南物理研究院调研期间，多位代表也表达了另一种观点———评价人才和科研成果时，发表论文这一评价标准最大的优点在于相对公平，尤其是在基础研究领域。
全国政协常委郑兰荪说，论文具有导向和指挥棒作用，就像高考，虽然有些残酷，但保证了斩将过关的大学生素质。“如果没有SCI等论文评价标准，容易滋生学术腐败。”
事实上，我国多数科研单位都以SCI作为评价标准，用来评审高等院校、科研单位的科研成果水平，专业技术人员晋升，课题立项和申报奖项。
然而，无论对基础研究还是应用研究，均单一地利用论文发表数量予以考核，甚至“唯SCI论英雄”的做法，难免也暴露了我国科技评价体系中的懒政思维。
在王庆华等人看来，这对日夜奋战在应用领域实验室中的科研人员而言，有失公允。“毕竟，我们无暇顾及论文。”
这种对科研成绩的单一评价标准，严重影响了人才培养和创新积极性。对此，全国政协常委张玉台表示，科研评价体系应尽快采用多元化的标准，应依照不同学科、研究领域的特点，分门别类的制定评价标准。“以应用研究为例，可以通过在不同研究领域组织专家评审会等方式，每年对研究人员所做工作进行评估考核，结合其所参与的工作及产生的社会效益等因素进行综合评价，同时减少论文发表考核的权重。而对于基础研究领域，即便看重论文发表，也应当对不同领域的权威期刊进行区分，不能简单地以核心期刊论文为标准。
第三方评价，诚信档案很重要
完整的评价体系中，评审专家团队至关重要。
曾在美国从事科研多年的复旦大学物理系主任沈健，回国以后，有时作为专家团队评估他人，有时作为被评审对象待价而沽。“这样的情形已成习惯。”沈健还向调研组说起一桩“趣事”：“有一次去答辩，居然发现，量子调控专家库中居然有食品行业的专家……”
沈健说，目前科研管理部门在同行评议过程中经常使用“大同行”的评审原则，而且由于不同性质评审会议的归并，往往会造成一组专家身兼数职。
“评审专家库的资格认证应有一个严格的体系。”在他看来，设立专家库的目的是为了获得更大的公平性，但在一些狭窄、冷门的科研领域，“大同行”的评议往往是外行评内行，其结果难以保证客观。
“项目评价与学术研究一样，是一件非常严肃、非常复杂、非常重要的事情。”全国政协委员吉永华说，作为评审专家应该立足于公正客观的第三方，摒弃个人门户之见，其评审结果应记入其信用记录，作为是否适合做评审专家的参考依据，这样避免个别评审专家打分的随心所欲。
“评审不仅要追求公正、有序，还要追求结果正确。”全国政协常委程津培认为，为了要确保专家组有足够的专业知识和对项目的准确理解，应鼓励质疑与讨论，还要辅之以市场评估与大众评估，必要时应将科技创新的成果以及专家组的评估考核意见公示于众，接受社会与大众的监督。
成都天府新区引入市场第三方专业评价系统的做法，也走在了全国前列。据介绍，北京产权交易所下属机构，北交金科金融信息服务有限公司联合成都市天府新区科技创新服务中心为中小型企业、科技型企业免费提供“中小企业成长性评价”服务，通过专业系统对企业进行客观评价与动态监控，勾勒出企业的发展现状，协助企业完善自我，稳健成长。
调研组认为，第三方专业评估，应该尽快引入到人才评价、科研管理机构评价等科技创新生态链中。
回归本质，为科学开一方净土
申请科研经费只谈学术、不讲情面，成功率有多高？
对于科研经费，应该如何设计审计、财务制度，在不影响科研工作前提下，杜绝贪腐？
一个项目接受评审，多数专家反对、个别专家支持，“走到最后”的几率有多大？
优化创新环境，必然绕不开科研立项和经费资助机制。怎么保证把有限的资金用于真正有望创新突破的项目，用来资助真正想创新、能创新的科研人员？
座谈会上，这些话题频频被提出。
6月6日，在与调研组座谈的前一天，中国科学院院士、四川大学生物治疗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魏于全接到令他沮丧的消息：自己申报的科研项目经费批下来了，但是资金额只是申报的一半。
“项目评审专家的权力太大，财务审计规定太细。”座谈时，魏于全向调研组大倒苦水：“我们用几个小白鼠、几瓶酒精都要精确到个数，死一个白鼠或者打碎一瓶酒精，增购就会违反财务审计制度。”
此前，在中科院上海分院调研期间，也有不少专家学者表示，科研人员在处理行政沟通和附带手续方面疲于奔命，时间成本普遍过高，制度合理性缺位，极大地影响了科研人员的积极性。
“作为科研主体，一些高校、院所科研人员为拿到应得科研经费，费尽周折。”一位重点实验室负责人告诉调研组，这种争取科研经费俨然成了“跑外交”的公关事宜，与攻坚克难的科研气质格格不入。
而另一方面，学术界又冒出了不少神通广大的“项目老板”，甚至出现了职业跑项目经费的公关机构，让神圣的科学蒙上尘灰。
科学界有句流行语：过度包装意味着浮夸，公关就是变相的腐败。但多数情况下，不包装项目、虚报项目经费，必然会被缩减。
在魏于全看来，行政、财务干预太多、太细，已经成为阻滞科研工作的掣肘。长此以往，会导致科研项目虚假申报与之博弈，或者停滞不前。
参加调研的科技部政策法规与监督司副巡视员唐玉立坦陈，有些项目经费可以采取预审约束加成果评估的机制，“科学评估通过经费预算后，整体打包移权给项目申请人，审计部门不必严格、精细审核每个实验用品，只需评估项目成果是否与经费匹配即可。”
据介绍，上海分院将资源配置权限下沉研究所，由参与科研创新工作的管理层配置资源。类似的评审机制在核工业西南物理研究院同样得到普及。全国政协委员、核工业西南物理研究院院长刘永告诉调研组：“将人财物评审权限下沉到基层，更多的是为了鼓励探索，避免扼制创新动机。”
长期与科研工作者打交道的全国政协委员张勤认为，科研人员创新研发工作有偶然性和多变性，现行的项目经费评审制度应做相应灵活调整。“良好的创新环境和科技评价完善需要更科学系统的机制保障，也需要全社会形成尊重科学、崇尚创新的氛围。”
让调研组感到欣慰的是，上海、四川等地高校和科研院所，甚至民营企业，已经开始提前觉醒。他们先行先试，探索适合科学规律的科技评价体系，在营造、优化环境的路上，快速前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