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进产学研用紧密结合，是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的重要内容，是深化科技、教育体制改革的重要任务。
《“十三五”国家科技创新规划》指出，要“建设高效协同国家创新体系，加强各类创新主体间合作，促进产学研用紧密集合，推进科教融合发展，构建多主体协同互动与大众创新创业有机结合的开放高效创新网络。”当前，我国产学研用呈整体推进态势，但还面临一些困难，如体制机制有障碍、衔接环节脱节、信息需求不对称、科技成果转化不顺畅等。在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背景下，推动产学研用结合有何意义？地方产学研用结合存在怎样的现状和问题？政府、企业、高校、金融、市场又该如何发挥各自的优势，创新产学研用结合组织结构、合作机制和运行模式？为了解问题背后深层次的原因，也为寻找可供借鉴的典型经验，5月7日至11日、5月19日，全国政协副主席王家瑞分别率全国政协教科文卫体委员会调研组，就“深化高等教育综合改革，推进产学研用紧密结合”在浙江、北京开展专题调研。
两省四地近二十处考察点，几天时间里，调研组召开座谈会、实地考察，倾听高校、科研机构、企业各主体心声的同时，也理出了头绪：解决产学研用难题要一条扁担挑两头，既要激发转化链两头，科技力量和企业的动力，也要做好中间服务，打通科技转化最后一公里。
立足市场需求
防止科技、经济“两张皮”
“我们也想引进院校科研成果，可是用不了呀。”浙江座谈会上，浙江诺尔康神经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李方平两手一摊，满脸愁容地说道。
产学研用结合是促进企业创新能力提升的重要途径，这已成为共识。调研中，不少委员却发现，尽管地方政府出台各种鼓励政策，产学研各方合作仍不够紧密，成果转化率还有待提升，产学研协同创新能力不强依然成为制约地方企业自主创新能力提升的重要因素之一。“科技转化陷入怪圈：过去，企业力量弱小，不具备承接转化的能力；如今，企业强大了，不少企业却不想承接了。”作为北京市商会副会长，全国政协委员王小兰与企业打交道多年，见证了多个产学研用合作的失败案例：合作之初，彼此热情很高，砸钱砸人，可随着合作进程的深入，彼此因利益诉求不同、体制机制不同面临种种冲突，最后只能分道扬镳。谈及原因，不外乎两类：科研工作者缺乏对市场需求的了解，选题研发方向与企业实际需求脱节，项目研究成果处于理论研究、验证阶段，距离成果的产业化尚有很大距离；高校与企业体制不同，在财务、人事等多方面存在合作壁垒。
李方平告诉调研组，因为目标不同，公司与科研院所的创新合作就曾以失败告终。当时，双方同时瞄准人工视觉，相信这项技术必将为视力障碍人群带去福音。“做企业的人，目标明确，时间、成本是时刻衡量工作的标尺：成本太高意味着推向市场的产品价格会让大多数人望而却步，不利于推广；研究时间太长，往往会错过商机且无形中增加成本。然而，科研工作者不用考虑这些，只希望产品是业内首例。”这一不可调和的矛盾使得双方合作中冲突不断：企业希望做比较少的电极尽快进入临床，转化为服务社会的产品；研究者希望产品中加入成百上千个电极，以便申请项目发表论文。几次沟通无果后，双方合作不得不按下停止键。
“在技术创新体系中，‘学’和‘研’为企业的产品创新提供技术支撑，而‘用’则是技术创新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研发产品如果不能在市场应用，技术创新也就失去了它的意义。”李方平期望，政府建立科学合理的协调机制，坚持以企业为主导，立足市场需求，以实现产品市场化为最主要目的。
这并非一家之言。全国政协委员胡凌云告诉记者，一些科研院所的成果太高大上，不接地气，有一堆获奖证书和论文，但很难出现在老百姓实际生活中。他呼吁，坚持“产”为主导、“研”为基础、“用”字当头，着力破解当前产学研合作创新中的突出问题，立足提升企业自主创新能力，促进创新资源面向市场、面向产品的集约集聚和优化配置，加快科技成果产业化，推动开放合作、协同创新。
为解决这一难题，浙江探索了多种产学研用合作模式。浙江省副省长成岳冲表示，过去，校企合作多是自发的、偶然的，效果不理想且难以持续。“如今，政府以县为单位，组织科研人员对各企业需求进行摸底、论证，确定有价值的研究题目。避免因信息不对称，校企在已解决的‘需求’上浪费时间、资金。”之后，政府统一公开在网上招标，给予部分资金支持，鼓励高校成立“导师+学生”的创新团队，以某企业为试验田，与高校携手解决瓶颈问题。这为校企合作找到了纽带，在增强企业创新能力的同时，推动高校科研工作更务实。
此外，2008年以来，浙江省围绕地方产业发展和产业集聚区需求，先后建成多个高校产学研联盟中心，组织高校通过派驻科技人员、教授博士下企业等形式，走进基层、走进企业开展技术支持和科技服务，助推经济转型和产业提升。这一做法得到调研组的肯定：这有利于教育、科技工作更好地融入地方经济和产业发展规划。
“产学研用结合其实就是高校把钱变成成果、企业再把成果变成钱。如果后者没有动力，再多成果都变成砸钱的无底洞。”王小兰疾呼。
推动多元考核
扭转“重成果、轻转化”
《国务院关于新形势下加快知识产权强国建设的若干意见》明确提出：完善职务发明制度，探索完善创新成果收益分配制度，提高骨干团队、主要发明人收益比重，保障职务发明人的合法权益。部分省份更是将骨干团队及主要发明人收益比重提高至80%甚至90%。此外，为鼓励研究人员服务企业、自主创业，国务院印发《关于进一步做好新形势下就业创业工作的意见》，鼓励国有科研人员创业，提供保留体制内身份和待遇3年等优惠条件。有的省份则将停薪留职年限增加至6年。
如此好的政策并没带来预期的效果。根据中国科协组织33个全国学会编辑出版的《2014-2015年度学科发展报告》，全国5100家大专院校和科研院所，每年完成科研成果3万项，但其中能转化并批量生产的仅20%左右，专利实施率不到15%，形成产业规模的则仅有5%。以浙江省为例，近3年高校向企业流动的人才仅占科技人员总量的2.8%，科研院所向企业流动的人才仅占科技人员的1.8%。
这是为何？一路调研，委员们在慢慢寻找症结所在……
“如今的高校考评指挥棒下，论文是唯一标准。在国外核心期刊上发一篇论文的效果远远高于工程人员创建一家收益良好的工厂。毕竟，前者可以评学者、院士，然后被各高校以高薪争抢。”北京座谈会上，北京科技大学副校长孙冬柏的一席话引来现场委员、同行的点头、共鸣。
“孙校长说出了大家的心声。”谈及高校教师考核现状，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大学理学部副主任方精云的声调抑制不住地提高。
调研中，多位委员提及亟待改革的高校考评体系。考核高校，主要围绕学位排名和学科建设，因此，学校更看重项目完成后所发表的论文数量与质量，以及项目对职称评审所发挥的作用，真正能解决社会经济发展中实际问题的能力在评价体系中未能切实反映。
高校作为科技第一生产力和人才第一资源的重要结合点，既是高层次创新人才的集聚地，也是原发性创新成果的策源地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重要源头。如何调动科研人员积极性，将其“绑”到科技成果转化的战车上，成为推动产学研用紧密结合的关键。
调研组表示，社会还需加强宣传，鼓励科研人员转变观念。“高校必须要坚定不移地走支持社会发展、服务地方经济的路子。时刻把政府关注什么、企业需要什么、百姓关心什么作为研究核心。”胡凌云呼吁引导高校教师“把实验做在车间里，把论文写在大地上”。
“或许可以尝试多元考核体系。”全国政协教科文卫体委员会副主任马德秀提醒道，高校考核不可走向另一个极端。在鼓励科研人员推进科技成果转化的同时，也应为潜心研发的人员创造环境。为此，她建议设立分类评价体系。按照“分层分类、精准定位、突出特色、错位发展”要求，实现“不同类型的高校，不同的建设任务、不同的政策支持、不同的考核要求”，鼓励高校在不同层次、不同领域加快建设，提升办学水平。同时，试行将产学研用纳入高校、科研院所和企业的相关考评体系，实行以增加知识价值为导向的分配政策，激发科研人员创新创业积极性。
“激励之外，是否可以建立倒逼机制，保证科研人员拿出科研成果？”在王小兰看来，要想形成产学研用的良性循环，高校及科研机构需像击鼓传花般把科技成果传出去，避免砸在手里。
加强中间服务打通“最后一公里”
若大院大校与企业为车之两轮，中介服务机构便是产学研用战车的车轴。只有形成完整链条，才可提高科技成果转化率。
调研中，马德秀询问宁波市政府有关负责同志：高校资源稀少且缺乏区位优势，如何弯道超车？对方笑了笑，借用企业家的话回答，“把服务做好，为企业与高校搭建持续性的合作桥梁”。
“赋予企业、科研人员动力的同时，也应做好中间衔接，保证科研成果顺利转化。”教育部科技司综合处处长李楠希望调研组关注“最后一公里”，最大限度释放政策红利。如国资管理部门按照有利于科技成果转化的原则，解决“科技成果作价入股时备案花费时间长”“科技成果价值评估没有实际意义”等科研人员在实际操作中遇到的困难。审计部门建立容错机制，为科技活动创造更为明确、宽松的环境，解决单位和个人的后顾之忧。
此外，调研组发现，科技中介服务缺失，高校和科研人员主动转化科技成果的渠道不畅、对市场运作缺乏经验等也成为阻碍产学研用融合的又一障碍。基于此，全国政协委员刘建平呼吁“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儿”，政府可搭建产学研用大平台，培育和规范一批从事“中间转化环节”的高效专业服务机构，在技术成果的转化和产业化过程中，充分发挥“技术经济人”的职能和作用，建立“风险共担”机制，加速成果转化进程。
在这一方面，中科院宁波材料所趟出了一条独特之路。据所长崔平介绍，材料所打造新材料初创产业园，依托自身在全球高端人才集聚和科研平台的优势，通过全球招才引智，充分发挥在新材料产业的影响力和对产业、风投的吸引力，实现资金链、产业链、创新链的融合，在专家级“选种”、专业化“育苗”、择优化“移栽”等方面深耕发力。通过初创园内融资平台、管理平台和营销平台的培育，提高成果转化并最终商业化的成功率，联动资本向周边区域辐射成长，促进和引领区域产业转型升级。
宁波富锂电池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便是在初创园孵化而来。如今，公司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年产500吨石墨烯材料生产线，成为全球领先的动力电池材料供应商。公司总经理刘兆平告诉调研组：“最大感受就是回来对了。在国外是一个人拼搏，而在这里，是一个团队努力。”
“这条路子是对的。初创园把科学家、企业家与投资家融合在一起，共同参与和策划，人才—科技—资本—产业四位一体，项目立项阶段就有明确的市场定位和商业模式，真正实现了科技成果的产业化。”从事产学研用结合多年，见过多种合作模式，材料所的初创园还是让胡凌云眼前一亮。在他看来，科研人员的主业是搞科研，而不是找投资、做运营。这种模式恰恰帮忙打通了包含天使投资、技术集成在内的链条前段，科技成果转化为盈利模式明确的产品的链条后段。
调研中，北京市政协主席吉林表示，目前，投资基金考虑到风险，大多选择转化后期。为此，政府需做好服务，提供部分资金，帮助高校、科研机构、企业分担前期成本及风险。“政府还应搭建好转化服务平台，借鉴银行对不良资产的运作模式，收购部分短期难以转化的科技成果，统一运营，看准时机推动，避免资源浪费。同时，也确保科技成果转化不威胁国家科技安全。”吉林提醒道。
浙江、北京调研已结束，不过，调研组的脚步却不曾停下——5月下旬，委员们还要奔赴广东继续调研。最终，在这3次调研的基础上，调研组将形成务实管用的意见建议，为6月下旬召开的“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促进经济平稳健康发展”专题议政性常委会做好建言献策的准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