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日至19日，在全国政协机关专委楼一层会议室，部分全国政协委员与去产能企业、行业协会、专家学者围桌而坐，连续两天紧张有序地进行了3场热烈的座谈讨论。与会者就如何在化解过剩产能中实现分流职工就业再就业的问题，进行了高密度、高质量的深入交流。
政府公益岗位托底和企业市场机制分流成为职工就业再就业的主要渠道。这是全国政协社会和法制委员会“重视去产能过程中职工就业再就业问题”调研组前不久在山西、河北等地调研时了解到的事实。但是，随着去产能的深入推进，政府公益岗位兜底的存量有限，企业内部分流转岗的源泉萎缩，分流职工的就业压力变得日益严峻。
“2017年钢、煤炭行业化解产能还需要直接分流50万职工。尽管人数比上一年略有减少，但是面临的挑战和难度显著增加。”中国劳动保障科学研究院院长刘燕斌认为。
职业变迁历来存在。只是当前新旧动能转换过程中，职业变迁速度更快、规模更大而已。
刘燕斌判断，随着经济产业结构调整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还将有大量的劳动力从钢、煤炭等行业转出。政府和社会应做好长期规划和政策储备。
职工的再就业压力如何消解？如果交由社会，应由哪些机构承担培训、招聘等系列后勤服务保障？座谈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管飞的疑问，引发了与会者的思考与交锋。
多位企业代表发言时表示，国家应给予更多奖补资金支持，地方政府还应提供更多的公益性岗位帮企业纾困。华润煤业有限公司总经理简易则认为，国家的奖补资金实际上对央企而言杯水车薪，意义不大。相对而言，企业需要的更多的是政策支持，“比如地方政府执行落实人社部2016年下发的32号文件。”
对于安置分流职工的做法，攀钢集团公司副总经理杨槐的介绍也许更具有借鉴意义：“从人力资源优化角度来提职工分流、再就业。优化过程中有竞聘上岗，而且依法依规、以人为本、分类指导、平稳推进。”
攀钢的做法是，推荐给职工的岗位一般是设立3个以上的选择。“职工就业再就业渠道非常重要。”杨槐的观点，赢得了与会者的认同：“渠道解决的职工分流平稳型的问题，一定不能走独木桥。如果只给职工一项选择，那一条路一旦堵死就没有退路。”
“就业和再就业的问题应该是今后市场经济环境下的常态。”全国政协社会和法制委员会副主任王巨禄说，应更多利用市场的力量进行商业运作模式，帮助解决技能单一、年龄偏大的分流职工实现再就业。
调研组此前在山西调研时了解到，高技术产业吸纳的新增就业在某种程度上分解了传统行业的压力。比如，网约车平台滴滴出行在山西一次性吸纳4800名被分流的职工。后者经过短期培训后，转为网约车司机，重新走上了工作岗位。
与之类似的还有北京斗米优聘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这家互联网孵化出来的创业公司，短短一年内帮助数十万中低端的蓝领找到了新工作。其中，不乏去产能企业的中低管理层、一线工人。
在去产能过程中实现职工就业再就业，实质上就是在生成新产能、新动能中实现职工的就业保障、权益保障。只是，在目前新业态尚未形成大气候的环境下，推动就业再就业乃至创业的政策机制略显迟滞。
全国政协委员崔海容认为，应采取多方面的举措帮助企业提高技术创新能力，打造经济新产业、新模式，在孕育的新动能中实现职业变迁是解决问题的根本途径。
此外，委员们建议加快扶植产能严重过剩的地区新产业发展和支柱产业的发展；通过税收等政策推动发展新兴产业，进而为职工就业再就业创造更广阔的空间和平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