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10月18日，大同煤矿集团同家梁矿宣告了生命终止。
这一天，作为同煤集团董事长的张有喜，在当地政府的见证下在封矿文件上浓墨签下自己的名字。自此，一个拥有67年的发展历史，培育过10多位全国知名先进人物的矿井以悲壮的形式结束了自己历史使命。
“产能从2009年的300万吨，下降到前年14万吨，效益由5.2亿利润急遽跌到负债14.9亿元。再拖下去，累赘更沉重！”每谈到同家梁矿，张有喜内心隐隐作痛。
山西大同煤矿集团，这个被誉为共和国煤炭工业的长子，曾经在世界矿业领域举足轻重，俾倪天下。而68年后的今天，它却如同一个负荷沉重的老者，步履蹒跚，探身前行。
因煤而兴，也因煤而困。
困难不仅来自关闭和改造升级，更多更重要的是人和钱。这是煤炭去产能绕不过去的两道坎。煤炭企业职工往哪里去，脱离原岗位的职工怎样实现新的就业？这是一道摆在同煤集团、大同市政府面前的难题；它更是全国政协聚焦关注、倾注心血全力求解的课题。
“不让一个职工下岗失业。”对于全国政协“重视去产能过程中职工就业再就业问题”调研组的询问，同煤集团、大同市政府的回应异口同声。
“同煤职工20万，退休职工及家属60万人。一个矿井关系着一个县城规模人口的生存和稳定。这么庞大的群体，一旦职工家庭收入出现急遽波动，必然严重影响全市城镇居民收入。”大同市长荆虎表示，对于职工就业再就业工作，无论煤炭领域与否，必须倍加关注、创新举措、竭力推动。
“也不能把一个职工推向社会。”全国政协常委徐振寰坚决的态度，也道出了调研组成员的一致心声。
走访职工、座谈交流、实地考察……两天来，调研组的日程表上内容密密麻麻。目的只有一个：摸透实底，科学建言，保障每一个职工的切身权益。
这一切，都是为了避免再次出现“下岗潮”。
“妥善安置职工、促进就业再就业是工作的关键，关系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顺利实施，关系职工切身利益和改革发展稳定大局。”座谈会期间，全国政协社会和法制委员会副主任宋育英开门见山，直陈利弊。
荆虎坦陈，在国家的宏观政策完全落地之前，身处去产能漩涡中的大同市政府、煤炭企业就曾试图凭借自己的力量脱离困境。按照中央“加快淘汰落后产能和其他不符合产业政策的产能”和“有序推出过剩产能”的标准，同煤集团等一批企业开始了断臂式的自救。
一年多的拼搏，让大同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分流的6026个企业职工近乎百分之百走向新的岗位，煤炭企业由亏损实现了红利的增长。“通过打造高效矿井群，有效弥补了老矿亏损，同煤集团没有再回到之前的困境。”张有喜说。
不过，良好的开局仅仅是个开始。多家企业向调研组表示，涉及职工安置、银行贷款等问题，职工畏难，对陌生岗位抵触情绪较大，加之地方政府在财政收入锐减情况下还要继续投入财力。去产能实现职工再就业，在一些地方处于“胶着”状态。
“需要看到，今后的情况更加复杂：多种类型的过剩产能共存、交织，公共服务均等化不足等等。”全国政协社会和法制委员会副主任陈学亨提醒说，在经济供给侧改革进程中，去产能看似简单，其实复杂。“这是个综合性、社会性很强的课题。需要在发展中寻求解决方案，这才是政府、企业乃至全社会共同努力的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