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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下一代科学家在哪儿?
——全国政协委员、中科院院士陈凯先回应《陈凯先之问》

中国政协网    www.cppcc.gov.cn    日期:2017-03-15    来源:人民政协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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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可以不用追星那样的方式去追捧潘建伟等科学家,但他们应该成为人们心中的偶像。特别是年轻人,应该向这些人学习,唤起对科学的好奇心。

 

潘建伟他们现在是中流砥柱,20年之后呢?下一代科学家在哪儿?

 

——陈凯先

 

陈凯先,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院士、上海市科协主席。主要从事药物化学和创新药物研究。先后承担国家重大科技专项、中科院创新重大专项、上海市科技攻关等多项国家和地方重大科研项目,并两次被科技部聘为“973”计划项目首席科学家。

 

3月8日下午,与陈凯先约好2:00见面,记者提前1分钟到达他在北京会议中心的房间。

 

门敞开着,桌上放着两杯刚沏好的热茶,沙发与一把椅子面对面摆好。一旁的电视柜上整齐地分开码放着两摞报纸和会议资料,像刀切得一样,旁边是一条打好折的蓝色带碎花领带。进入一样的委员房间,这里却像一个巨大磁场一样,让人的心不由得静下来。

 

“由您陈凯先先生回应《陈凯先之问》作为此次系列报道的结束篇最合适不过了。”记者说道。

 

“不不,还是应该感谢你和你们报社,为科技界呼吁,你们的文章真的传递了正能量!”陈凯先面带微笑,轻声细语。

 

就这样,在轻声细语中,针对这个涉及民族未来的并不轻松的话题,陈凯先回应《陈凯先之问》开始了。

 

■“愿意和你再次聊聊这个有意义的话题”

 

话题先回到一年前。

 

2016年3月14日下午,全国两会闭幕,回到宾馆后陈凯先忙着收拾行李。记者插空采访了他,时间不长,但谈了一个触摸社会痛点的话题———

 

记者们在人民大会堂前疯狂追逐明星委员,却对委员中的科学家熟视无睹,我们的社会应该如何对待科学和科学家?我们的媒体该如何引导社会的价值追求?

 

翌日,记者写的一篇千余字小稿———《陈凯先之问》见报了。

 

这是一篇让陈凯先很长一段时间都“不得安生”的稿件。

 

报道上了微信帖子,一天关注量接近5万。周围很多人都知道了,电话、短信和微信蜂拥而至,一夜之间陈凯先成了“网红”,这是他始料未及的。

 

在人们眼里,陈凯先一直是儒雅谦逊之人,难怪有人打电话这样说,“陈院士,这和您的一贯作风大相径庭啊!”

 

“赞成者有之,反对者有之,赞成者居多吧!”陈凯先虽然心稍宽慰,但不想受到舆论的困扰,于是给记者打了电话,希望把微信帖子撤下来。

 

平静的湖面突然扔进了一颗石子,怎能不泛起涟漪?

 

帖子撤下了,但媒体的转载和因这篇千字小文引发的思考在过去一年当中从未停止,有科技界委员甚至将该报道文章放在办公室电脑的桌面上。

 

我们这个社会需要怎样的价值观?我们该怎样对待科学、对待科学家?陈凯先之问叩问着社会,叩问着时代。

 

作为一家主流媒体,全国两会期间重要的舆论宣传平台,《人民政协报》应该承担起引领社会价值观导向,营造崇尚科学、尊重科学家的氛围的使命。

 

今年两会,《追问陈凯先之问》系列报道就这样产生了。

 

可栏目上会出现陈凯先的名字,要征求他本人意见啊!

 

“去年已经让这位科学大腕受了‘惊吓’,他会不会将记者拒之门外?”记者心里十分担忧。

 

3月2日中午,记者毕恭毕敬地给陈凯先发了一个征求意见的短信。他当时没有回复,一种不祥的感觉在记者心头涌起。

 

直到晚上6点多,一团云雾才被陈凯先的一条短信拨开了——

 

“您好!根据我的接触,各方面的评价总体上是肯定的,弘扬了正能量。应当谢谢您的主要贡献和努力。报社领导决定今年推出系列报道,我是赞同的,愿意和你再次聊聊这个有意义的话题。谢谢!”

 

■院士张杰遭遇明星张杰

 

一向谨言慎行的陈凯先打开了话匣子。他没有直奔主题,先讲了一个关于张杰院士的故事。

 

张杰何许人也?从事强场物理、X射线激光和“快点火”激光核聚变等方面研究的大牛,中科院副院长,原上海交通大学校长,同时还是美国、德国和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人称“多国院士”。

 

就是这个大牛张杰几年前遭遇了一次“尴尬”。

 

张杰院士一次下飞机出航站楼,见到很多人举着“张杰”的大牌子“夹道欢迎”他,还高喊着“张杰!张杰!”

 

这种场景令张杰院士惊诧莫名,一打听才明了,原来粉丝们是在迎接歌手张杰。当时的同行者觉得巧合有趣,以“欢迎张杰”的牌子为背景,为张杰院士拍了一张照片,也算是科学家幽默一记。

 

“人们的价值观多元化了,要尊重个体的意愿。但是我们要清楚这个社会的主流价值观是什么?我们该倡导什么?”陈凯先的声音有些低沉。

 

这让他想到了前两天文艺组的讨论会上,宋丹丹委员发出的感慨:“那么多年轻人都想做网红,可谁来真正引领我们社会未来的中坚力量,这是我的担忧。”

 

“这应该引起社会的共同关注,我们该对年轻一代传达些什么?如果不引导年轻人树立一个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将来怎么对国家、对社会作贡献?……”陈凯先一连串地反问。

 

去年中国研制的世界首颗量子通信卫星发射成功,标志着我国量子通信技术引领世界。主导该研究的中科院院士潘建伟被称为“量子通讯之父”、国家英雄。

 

事实上,在多个科技领域,我国已经接近、达到甚至领先于世界先进水平,涌现了一批像潘建伟一样的杰出科学家。

 

陈凯先认为,人们可以不用追星那样的方式去追捧潘建伟等科学家,但科学家应该成为人们心中的偶像。特别是年轻人,应该向这些人学习,唤起对科学的好奇心。

 

“潘建伟他们现在是中流砥柱,20年之后呢?下一代科学家在哪儿?”温和儒雅的陈凯先语气变得有些激动。

 

科学的种子要发芽、茁壮成长,必须要有适宜的土壤。社会风气和氛围就是孕育科学和科学人才成长的“土壤”。在陈凯先看来,现在这个土壤出了点儿问题。

 

改革开放30多年来,党和政府做出了一系列重要论断和战略决策:“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科教兴国”、“创新驱动发展”,把科技创新确定为国家战略。为了引导科技创新,2000年国务院设立了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但是很多人并没有因此而记住站在最高国家领导人身旁的获奖者。

 

比如中国高温超导研究奠基人之一的赵忠贤院士,直到他获得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还有不少媒体记者甚至没听说过他的名字,更不用说普通百姓。

 

“问题主要是社会大环境变了,各种思潮激烈碰撞,主流价值观被模糊,而舆论在其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陈凯先回想起他那个年代,虽然经济落后、条件艰苦,但是社会崇尚科学、尊重科学家的氛围是浓厚的。

 

■“我的志向曾经是研究核科学”

 

上世纪80年代,陈凯先第一次去法国时就参观了先贤祠,那里有居里夫人像;他还多次专门探访了居里夫人的实验室。

 

这就是偶像的力量。

 

很小的时候,陈凯先在书本上就知道了居里夫人和许多科学家的故事,从此树立了当物理学家的梦想。上世纪50年代末,党和国家提出要制造原子弹,打破帝国主义的封锁,1962年他毅然报考了复旦大学物理二系(原子能系)。

 

但他不知道,物理二系下设两个专业,一个是核物理,另一个是放射化学,他阴差阳错地被分到了放射化学专业学习。

 

本该1967年大学毕业的陈凯先,因为“文革”的爆发,毕业时间推到了1968年。由于全国陷于动乱状态,他和几位同学一起被分配到化工部系统的单位。

 

“如果没有‘文革’,我可能会有机会进入研究核科学的科研队伍。”陈凯先的言语中有些惋惜。

 

那是一个国家利益高于一切的年代。陈凯先服从分配来到了化工部,先是在安徽军垦农场参加劳动两年。1970年,他被分配到了化工部在湖南邵阳建立的中南制药厂,这个厂主要生产阿司匹林、安乃近等常用解热镇痛药品。

 

陈凯先开始被安排在离厂2公里外的地方看水泵。但陈凯先没有放弃自己的科学梦想,他找出《化学专业英语文选》上下两册,抓紧一切可以利用的时间开始自学英语。

 

后来从事药品生产。“给苯酚加上氢氧化钠就生成了苯酚钠,再通入烧石灰时产生的二氧化碳气体,苯酚钠和二氧化碳反应会变为水杨酸钠,水盐酸钠再和醋酸酐反应,就成了乙酰水杨酸钠,也就是阿司匹林……”陈凯先流利地介绍着阿司匹林的生产程序,让文科出身的记者紧张得思维断了片儿。

 

在药厂工作了4年之后,他到了湖南医药工业研究所,从药品生产转到药物研究。那里有一批专门从事医药研究的科技人员,还有一些新中国成立不久从国外回来的老一代科学家,科研氛围很好。从此,他在药物研究的世界里勤奋学习和工作,找到了自己新的人生定位。

 

1978年恢复研究生招考第一年,陈凯先考取了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研究所,在导师、著名药物学家嵇汝运的建议下,他选择了国际上兴起不久的“计算机辅助药物设计”领域作为主攻方向。

 

那是一个求知如饥似渴的年代,也是一个崇尚科学和科学家的年代。陈凯先说:“当时读了徐迟写的《哥德巴赫猜想》,激动得不得了!”

 

陈凯先还讲到了大数学家华罗庚的故事。华罗庚热心向青少年学生传播科学。当时有很多青少年写信给华罗庚,说他们解决了用圆规和直尺把一个角三等分的难题。华罗庚不得不一次次地解释,说明三等分一个角是可能的,但单用圆规和直尺三等分一个角则是不可能的,就像人可以到达月亮,但不能步行到达月亮。这个大数学家和青少年热烈探讨数学问题的例子,至今想来还发人深省。

 

在陈凯先看来,是华罗庚、陈景润这样的一大批科学家唤起了社会和青少年对科学探求的热情。这股热情催生了尊重科学、崇尚科学家的社会氛围,在这个“土壤”中孕育出了今天一代又一代的中国科学界的中坚。

 

■为新药研发插上“理性设计”的翅膀

 

陈凯先是国内最早使用计算机的药学领域科研人员之一。

 

“上世纪80年代初,一台计算机的体积可能要占满整整一间机房。当时用的德国西门子7760计算机是比较先进的,只有军工部门才有,我们算是借用。”陈凯先笑着说。

 

不可回避的事实是,因为科技水平落后,包括计算机在内,当时我国绝大多数高科技产品都是进口的。药学领域同样如此。我国生产的药品97%以上都是仿制药,创新药基本上都是国外研制的。

 

从法国留学回国后的陈凯先,选择了药物创新研究的一个新领域———计算机辅助药物分子设计研究。简单地说,就是为新药研发寻找一个“理性设计”的工具,打破长期以来药物研究“盲目筛选”、“随机发现”的老路。

 

看到记者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他举了青霉素和磺胺药发现的例子。

 

100多年前,人类在致病细菌面前显得无能为力。后来,随着弗莱明通过一个偶然的机会发现了青霉素,一系列抗菌素相继发明,致病细菌才“屈服了”。

 

但是过程之艰难让人难以置信!

 

因为每一种药物都有一个化学分子式,但并不是所有化学分子式都能成为有效治病的药物。最初人们是通过千次、万次的尝试和失败来筛选理想的药物,犹如大海捞针。

 

德国药物学家多马克就是这个找药大军中的一员。

 

1932年,多马克经过上千次实验后发现了一种名为“百浪多息”的化学合成染料可以杀灭链球菌,并在女儿感染链球菌生命垂危之际冒险试用,终获成功。后来,法国的巴斯德研究所对百浪多息展开全面研究,最终发现其杀灭链球菌的有效结构是磺胺———从此磺胺类抗菌素诞生了。

 

可这种“长期寻找、偶然得之”的新药研发方式效率太低了。有些药物的化学结构稍有变化,对某种疾病的疗效就可能丧失,或者从高效变成了低效,当然也可能相反。

 

“如果通过理论计算建立一个定量的构效关系,不就可以建立新药研发的‘理论模型’,可以从化学结构上设计新药了吗?”陈凯先反问。

 

30多年来,陈凯先和研究团队、学生一起,在计算机辅助药物分子设计研究领域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中科院上海药物研究所“药物发现与设计中心”已经成为我国该领域的重要研究中心,进入了国际先进的行列;他们发展了一批药物设计的新技术和新方法,一些经计算机“虚拟筛选”和分子设计发现的新药进入了临床研究,在国内外都产生较大影响。陈凯先是我国该领域的开拓者之一。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我的专业虽然发生了一些变化,可自始至终我对科学的追求没有变。”陈凯先谦虚地表示,他希望后继者有更大突破,也希望更多的年轻人投入到这个领域。

 

■“现在对科研人才的渴求比任何时候都更加迫切”

 

3月4日下午,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民进、农工党、九三学社委员时强调,全社会都要关心知识分子、尊重知识分子,营造尊重知识、尊重知识分子的良好社会氛围。

 

陈凯先用笔记下了习总书记的这句话。“当时除了备受鼓舞,我也更加坚信你们做这个报道是对的。”陈凯先表示,历史的经验表明,对科学、对科学家的态度决定着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高度。

 

陈凯先谈到了德国。

 

德国从近代一直到二战之前为什么能够引领世界科技?因为他们有莱布尼茨、高斯、弗里茨·哈伯、伦琴、马克思·普朗克、爱因斯坦等众多享誉世界的科学家。而希特勒上台后,尊重科学的传统被狂热的种族主义取代,大量科学家出走。

 

而美国对于延揽世界各国科学家十分重视。诺曼底登陆后,美军以一个伞兵师、两个装甲师加上整个第6集团军的兵力,组成了一支战斗力极强的作战部队。任务只有一个———掩护一支被称为“阿尔索斯”的谍报队,去抢夺德国和意大利的大批科学家。

 

有专家甚至直言,是世界各国的科学家帮美国引领了第三次世界工业革命,并赢得了冷战。

 

一些发达国家深知科技重要,形成了崇尚科学、尊重科学家的文化传统和社会氛围,这是他们走在国际科技创新前列的重要因素。

 

“我国在这方面有过教训。”出生于1945年的陈凯先用自己的见闻反思了对待科学家的态度转变对中国社会发展带来的影响。

 

新中国成立之初,百废待兴。以钱学森、华罗庚为代表的一大批老一代科学家相继回国,为打造我国的工业基础、推动国防建设和经济、社会发展立下了汗马功劳。

 

那时,无论是党和政府,还是整个社会,都对科学充满了渴求,对科学家充满了尊重。人们不太了解,顶级科学家的月工资甚至比国家主席、总理还要高。

 

记者从萨苏写的《高墙深院里的科学大腕》一书中发现——

 

上世纪50年代,我国著名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叶企孙的月工资加补贴是460元。当时毛泽东主席的月收入是多少?404.8元!

 

随着“文革”的爆发,整个社会秩序乱了,知识分子被称为“臭老九”,像叶企孙、熊庆来、华罗庚等一大批科学家被打倒,崇尚科学、尊重科学家的氛围降到冰点。除了国家重点支持的国防领域,民用科技发展几乎陷入停滞。

 

直到1978年,全国科技大会的召开,久被压抑的崇尚科学的热情像地层深处的石油一样喷发出来。

 

“我是1978年‘文革’之后的第一届研究生。当时感觉科学的春天真的来了。各行各业的知识分子、科研人员都在摩拳擦掌,准备投身到国家建设的洪流中去。”陈凯先说。

 

马克思在150多年前就指出:“社会劳动生产力,首先是科学的力量。”邓小平在上世纪80年代也提出了“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的准确判断。

 

从那时起,银河巨型计算机、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的研发、神舟系列飞船和天宫探测器的研制、嫦娥探月工程的实施等等,不止一次地印证了这一判断。

 

“在拥有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中国,一旦束缚被解除,科技必将张开腾飞的翅膀。”陈凯先言语中充满了坚定。

 

当前,中国正处于转型期和实现两个百年目标的关键节点。“可以说现在对科研人才的渴求比任何时候都更加迫切!”陈凯先呼吁,社会各界为营造崇尚科学、尊重科学家的氛围贡献力量,尤其是要让孩子们热爱科学、崇尚科学,这样将来才会有更多的人投身科学事业——

 

等一粒粒种子发芽了,中国科学的又一个春天还会远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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