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才是创新的“第一资源”。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培养有责任、敢担当、有志趣的高水平人才是创新型国家建设的基础。在今年全国两会期间，如何培育高端人才、营造适宜人才成长的环境成为委员们关注的话题之一。
■■■坐“冷板凳”就意味着被边缘化？
“我们现在的科研评价体系急需改革。”在全国政协科技界别的小组讨论会上，袁希钢委员发言时显得有些焦急。“现在唯论文类的导向，很难让科技工作者有‘十年磨一剑’的定力。”
他话音未落，会场里顿时嘈杂起来。“的确是这样，为了多发几篇论文，有的人甚至把能发一篇的论文拆成几篇发。”一位委员立即呼应。
袁希钢给大家举了个例子，“我们搞化工的都知道，美国上世纪初非常重量级的科学家吉布斯（Gibbs），用了大概七年的时间，几乎没有发表任何一篇论文，最后研究出的成果，成为美国最重要的文献之一。但这样的人，拿到现在的中国是没法生存的。”
“我们讲‘十年磨一剑’，这本应是科学家的素质、传统，但现在如果你这样做，就会得不到资源、经费，甚至包括学生、待遇都会受到影响。”袁希钢接着说，“在这样的环境里，坐‘冷板凳’就意味着被边缘化。”
实际上，如何让科技人员甘坐“冷板凳”是科技界委员们讨论中“日久而弥新”的问题。
“现在的科研评价体系下，科研工作者们每年要面对论文数量、课题数量等各类考核。这种‘一刀切’式的定量评价，看似简单快捷，却不符合科技发展和人才培养的规律。”李鸿委员对此也深有同感。
“应该建立分类评估的体制。”尹卓委员说，“把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分而治之’，探索建立稳定性经费、竞争性经费两条通道。比如，用国家财政给基础研究‘开小灶’，让研究者没有后顾之忧；鼓励应用研究走市场化道路，加快科研成果转换，让研究者能从中获益。”
■■■“帽子”乱象让人才培养背离正方向
除了“唯论文论”的评价，现在愈演愈烈的“帽子”人才工程更让委员们忧心忡忡。
今年，科协界委员集体向大会提交了一份界别提案，特别指出，“当前的人才激励体系过于庞杂，不同部门地区、不同行业的各类人才称号、计划、项目过多过滥，而相互之间却没有实现有效衔接、互认，导致科技工作者不得不重复申请。由于过多的人才称号、计划、项目，及其背后所附着的种种利益因素，形成了不良的激励导向，导致许多科技工作者，特别是青年科技工作者不得不将有限的时间投入到各类称号、计划、项目的申报过程中，需要经历层层审批，占用了过多的精力。”
邢新会委员在科技组的联组讨论上发言，“目前‘戴帽子’人才计划的内在竞争逻辑逐渐演变成了‘拼关系’的诡异氛围，有些拿到“帽子”的人为了得到更好的待遇反而成为打‘游击战’的‘专业户’，频频在各科研机构中‘走穴’，更别谈潜心研究。”
一位委员透露，为了引进“帽子”人才，各大学、科研机构都“大显身手”，竞相抬高价码：年薪不低于120万元，安家费和住房补贴总和不低于100万元……这都是正常的“转会”价格。
“对下一代的影响更为长远。”王向朝委员用“几近几远”形容“帽子”影响下的学术氛围。“为了凑论文、拿‘帽子’，不做重要的，只做短平快的；不做原创的，只做跟风的；结果是离论文近了、离成果远了；离‘帽子’近了，离贡献远了；更加剧了‘以论文数量论英雄’的浮躁之风。”
“我们需要剥离附着在‘帽子’上的利益因素，让‘帽子’回归为一种荣誉。”王向朝说。
“是否可以集中力量打造一个有权威的国家级青年创新人才计划，取消‘帽子’永远戴的终身制。”邢新会委员建议。
丁烈云委员认为，本质还是要完善人才评价考核机制，对重要的人才计划入选者，要弱化短期、硬性的论文考核指标，限定同一申请人的人才项目申请数量，鼓励长线研究，更加注重学术水平和实质贡献的考核。
■■■打破条条框框让“英雄”有用武之地
叶培建委员反映：“现在往往专家说话不算数，机关说的算数，一百个专家论证的东西不如一个处长说话算数。”
“一个处长就能问倒科学家：去月球干什么？GDP能占多少？”
这样的故事在潘建伟委员那里也曾遇到。“当初，我们在提出量子通讯卫星的构想时常常被人问到，美国有没有在做？欧洲的情况怎么样？”
潘建伟很感慨，“我们不能满足于跟踪和模仿，要相信中国的科技创新一定能够做出开创性的成果。”
想起这些年的科研经历，潘建伟告诉大家，“多年来我们在量子信息领域能够取得一些成绩，得益于凝聚了一只协同互补的优秀团队。我们团队中的许多年轻人才在加入我们团队之前，分布在世界各地多个国际一流实验室，之所以愿意放弃国外良好的生活条件和先进的科研条件，内因是中国知识分子与生俱来的家国情怀，外因是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所形成的巨大吸引力和凝聚力。”
“现在重要的是要打破束缚科技人员施展才华的条条框框，把鼓励创新的各项政策落到实处，让人才无后顾之忧，让‘英雄’有用武之地。”
对此，姚檀栋委员建议，应将过去重物轻人的经费资助方式改变到物和人并重的经费资助方式；要改变基础科研人员为获取经费不停地写报告、填表格等行政性管理过多的现状；特别是对于那些重大科学问题和国际前沿热点科学问题，要采用相对稳定的支持模式，促进系统和持续的重大成果产出。
张震宇委员也指出，应健全完善激励机制，给予科学家更高的荣誉和物质待遇。比如加大绩效工资分配激励力度、科研成果转化奖励等各项优惠政策，让科技工作者尽享“政策红利”。营造良好环境，让科学家有更大的技术路线决策权、更大的经费支配权、更大的资源调动权，让科学家的科研活动更加自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