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不久前结束的文联十大、作协九大上，74岁的作家叶文玲又一次来到北京参会。她已经记不清自己是多少次到北京来了，因为作家和4届全国政协委员、1届全国人大代表的身份，她几十年来多次到北京开会。
12月15日，叶文玲编著的新书《美美与共》在杭州首发，人们惊叹于重病之后古稀之年的她如何依然坚持文学创作，但她的答案其实很简单——美是文学的生命，文学是我的生命，活着一天就为文学奋斗一天。正值岁末，本报记者再次专访这位《人民政协报》的老朋友，倾听岁月流转中她始终不变的文学情、政协情。
心系文学的最初梦想
文学是我最初的梦。
这个梦，是在孩童时代开始孕育的。从上小学开始，我最大的爱好便是读书，所有的课余时间都用在了这上面。记得有一位语文老师给我说：“你这个名字好，有一位大作家叫丁玲，你的名字也有‘玲’字，希望你快快成长，做一个小丁玲。”这番话让我心里那个模糊的梦开始一点点清晰。
13岁我上初中二年级的时候，家乡浙江省玉环县办了一份《玉环报》，我心里燃起了写小说的想法。我写了一篇800多字的小文章《风波》，讲的是一个公社社员面对集体与个人利益的矛盾时与老伴之间发生的风波。写完之后才猛地想起了鲁迅先生的名作，于是把标题改了改，悄悄寄给了《玉环报》。没想到过了几天，全校同学在操场集合时，校长拿出了一份《玉环报》，告诉同学们上面刊发了我的作品《夫妻间的小风波》，并且朗读了一遍，让同学们向我学习。我当时高兴极了，脸红极了，觉得自己的文章是学着写的，从此加深了对文学的爱，有了继续走下去的力量。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我们可读的书是很有限的，因此，在学校里，图书馆是我最喜欢的地方，每天泡在里面。图书馆的女老师看我读了一本又一本，有点不相信，问我为什么看得这么快，是不是真的看完了，要考考我。对她提到的每一本书，我都能熟练地说出来，并且背诵一些段落。老师相信了我，并且鼓励了我，我更加热爱读书了，那时候我也梦想当一个图书管理员。
成为一个真正的作家，我的文学梦越来越清晰，越来越坚定。
有了发表作品的经历，我知道，要实现自己的梦想，一定要考高中、考大学。我有七个兄弟姐妹，我读初中时，大哥叶鹏已经考上复旦大学中文系。他在家写文章时，我总是一声不响地待在旁边看着，想要多学点东西。我暗自下决心，以后要超过哥哥，要考上北京大学。我初中上的是家乡的楚门中学，但是楚门镇那时没有高中。1957年，我15岁的时候，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浙江省重点中学：黄岩一高。接到录取通知书，我太高兴了，觉得自己以后一定能考上大学，成为作家。不过，世事总是难料，进入高中没几天，老师把我叫去，很严厉地问我家庭状况。后来我才知道，哥哥叶鹏在复旦大学被打成右派，本来毕业要留校的他辗转到了河南洛阳的邙山，由于这个原因，加上父亲家里的地主背景，我被迫辍学，到乡下务农。
寻梦前行的至美旅程
突如其来的变故让我成为故乡小镇的农民，似乎跟作家、文学不沾边了，可是，我心里从来没有放弃过梦想。我想，那我就写现在，写农村的生活。有一次，我们一群人去种地，前一天暴雨刚过，走在路上看到几处洼地，里面游着几尾鲜活的鱼，年轻人们顿时兴高采烈，奔上去捉鱼。看到这个情景，我心里顿时有了感觉：这是一个很有味道的故事呀。回到住处，顾不上处理湿了的鞋和脚，我抓起练习本，写下了一篇小说《我和雪梅》。这一次，我尝试着寄给了浙江的省级杂志《东海》。后来，这篇我创作生涯的处女作在《东海》头条发表，我生平第一次收到了稿费40元，在巨大的喜悦和激励下，我又连着写了几篇作品，一直没有停下手中的笔。
这段岁月里，我当过农民，也做过学校的老师。6年以后，哥哥终于能够回乡探亲，我当时兴奋地走了30多里路回到家里看哥哥。和哥哥的交流让我萌生出一个大胆的想法：到外面的世界去奋斗。母亲心灵手巧，是我的启蒙良师，她对我说：“什么对你写作有利，你就去做，我支持你。”1962年，我与哥哥在复旦的同窗好友王克起结婚，他当年因为对叶鹏打成右派仗义执言，被分配到河南南阳的内乡教书。我跟着丈夫来到这片中原大地，并辗转到了郑州，在郑州金水区工业办公室找到一份工作。河南是我的“第二故乡”，我在这里生活了24年，而我的作家梦也在这里真正实现。
我在工作之余继续着自己的文学创作，1963年4月，又在《东海》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小说《春倩的心事》。可是，好景不长，“文革”开始后，丈夫被批斗，我被分配到市郊一间工厂当冲压工。生活很艰苦，我每天天不亮就要起床，背着孩子骑车50多里赶去上班，每天上下班的路途都是在星光和月光中。在艰苦之中支撑着我的，依然是多彩的文学，是我心里的文学梦。
1977年是一个重要的年份。“文革”结束了，我终于可以重新回到梦想的路途上，创作热情涌动，相继写了《丹梅》、《雪飘除夕》等作品。这次，我想挑战自己，把作品寄到了《人民文学》。我当时不知道的是，正是这个决定让我幸运地遇到了自己的伯乐。《丹梅》写的是一个赤脚医生小姑娘学雷锋的故事。当时《人民文学》主编张光年老师看了《丹梅》之后，非常喜欢，评价为心中一片清亮。当编辑了解到作者是一位郑州的女工人时，鼓励我继续创作，我又寄了《雪飘除夕》，这两篇小说相继在《人民文学》刊出。更没想到的是，当年10月，我接到张光年老师的邀请，去北京参加他亲自主持的“短篇小说座谈会”。只要是新时期文学的“过来者”，都不会忘怀1977年的这个座谈会，作为一个“工人业余作者”，我见到了茅盾、周立波、沙汀、刘白羽等文坛前辈，聆听他们的教诲，大口大口地汲取着营养。毫无疑问，这是我梦想的转折点，向梦想大步走近的起点。
所有的经历都成了我写作的源泉，所有的状态都成了我的创作财富。1979年，我和蒋子龙、陈建功一起，以工人作者的身份被吸收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还出席了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当选为中国作家协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的理事。而后在河南文坛前辈们的帮助下，我从工厂调入河南省文联，终于成为一名专业作家。
“我要努力写得更好”，那几年，不管是我们国家，还是我个人，都是生机勃勃地向辉煌前进的状态：我参加了中国作协第五期文讲所（鲁迅文学院前身）；创作《心香》在《当代》杂志发表，获得1980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在创作生涯之初，我就确立了自己的写作宗旨———美是文学的生命。美，是我在创作中孜孜以求的。
履行职责的丰富人生
1983年，我收获了一个新的惊喜——河南省委宣传部通知我成为第六届全国政协委员，准备去北京参加两会。巧的是，哥哥叶鹏也同时被选为全国人大代表。哥哥写评论，妹妹写小说，兄妹俩一起上两会，一时传为美谈。记得到了北京后，一次会间休息时，贺敬之老师叫上我、张贤亮、冯骥才等几个作家到他工作的地方一聚，非常愉快地跟我说，你们俩真是“兄妹开荒”啊！
从这一年，我开始了25年的两会生涯。政协是一个大家庭，在这个大家庭里，我认识了很多永远不会忘记的人，4届全国政协委员的精彩经历简直就是一个“大长篇”。有一次，时任全国政协主席邓颖超到住地探望文艺界委员，和大家座谈。会议间隙，委员们都围着邓大姐。这时，文坛前辈陈荒煤老师招呼我过去，鼓励我上去问候邓大姐。我紧张地手心出汗，邓大姐非常和蔼地问我，小叶你是河南人么？得知我是浙江人又在河南生活时，她高兴道：“原来我们是半个老乡啊！”这一幕被摄影师拍了下来，成为我永久的感动和怀念。
第一次参加两会，我着实算一个“学生”，我告诉自己，又要重头开始了。政协委员的身份，当然是一份荣誉，但更重要的是履行责任。最开始，我连提案都不了解。我写的第一件提案是关于国旗的，当我收到有关部门对于这件提案的答复时特别激动，心里分外有完成祖国和人民嘱托的自豪和庄严的感觉。我不放过任何一个学习的机会：学习老委员的会议发言、积极参加政协的调研考察等等，一次也没有缺席。我的“武器”是手中的笔，参加政协的活动，每一天都不能浪费，休息时，我会及时记下相关事情和感受。每年两会期间，我从晚上9点开始写，一般都要写到12点，有时甚至写到一两点。这些写作的成果，有的转化为提案，有的转化为有关文章，发在《人民政协报》等媒体，对我提高参政议政的水平是巨大的帮助。全国政协十届三次会议上，我提出了“春运期间火车票不应该涨价”的提案，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全国政协提案委员会将此提案列为重点提案进行办理。后来，还获得了“优秀提案奖”。
政协文艺界的一大特色是名家荟萃，有很多更是国宝级人物，这是一个极其丰富的资源，在政协大家庭中，我有幸结识了一大批文艺名家前辈。1983年六届一次会议时，我与德高望重的常书鸿先生同在一组。那次我们住地在香山，我习惯早起，喜欢出去散散步，于是经常碰到同样早起遛弯的常先生，能够聊聊天。记得他一口浓重的杭州话问我：小叶，你喜不喜欢敦煌？我说很喜欢。他叮嘱我，一定要去敦煌看看，一定不会后悔的。常老对敦煌爱得深沉，会上发言他总是三句话不离敦煌，他希望有机会跟我说说敦煌，让我不光要记下来，还要创作。我心里又激动又不安，怕写得不够好辜负了他的期望。我在心里说，一定要去看敦煌、写敦煌，这是对常老的承诺。
我与常老是有缘的，1983年，在刘白羽老师的安排下，我和另外两个作家从北京坐火车到部队采访。我们一步步向西北行去，到了甘肃后，我猛然想到，已经离敦煌很近了，于是提出申请去敦煌采访。那时，常老已经住在北京，但时常会回敦煌。幸运的是，在我到达敦煌的前一天，常老回去了，我得以在那里听到他亲自讲述敦煌，讲述他丰富的回忆。
不久后，我从河南调回了故乡浙江，写敦煌一直是创作上的牵挂。2000年前后，当时的浙江省省长柴松岳建议我写常书鸿，正好与我心中的牵挂不谋而合。没有常书鸿就没有现在的敦煌，我看到的是他对敦煌的满腔热爱。于是，我开始创作《敦煌守护神常书鸿》，常老得知很高兴。遗憾的是，2011年40万字的作品完成时，常老已经过世，但他九泉有知，也一定会为此感到欣慰。
这些年来，我写了一大批政协委员里的文化名家，刘海粟、冰心、丁聪、韩美林……我履行了作为政协委员的责任，在这个过程中，我自己的人生也得到极大的丰富。生活给我的文学生命以滋养，无论是农民、工人、作家，还是政协委员，都是我创作的源泉，文学要反映生活，反映新生活。2008年，我脑溢血突发做了大手术，由于脑部受到损伤，病愈后，思维和表达都受到很大影响，医生说，能有现在的状况已是奇迹。可是，我知道，我不能因此停下创作，人总会老去、离去，活着一天就要为文学、为梦想奋斗一天。
在我的书房里，挂着我几年前写的一幅对联：欣欣文苑书画丰，美美与共中国梦。前不久我到北京参加作代会，总是想起习近平总书记说的“不忘初心”，我最初的梦想是文学梦，这也是我的中国梦。所以，我把这幅对联在口头上修改了一下，虽然不对仗，但却是我感情的真切体现——“不忘初心书画丰，美美与共中国梦”。（叶文玲 谢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