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
大家好。欢迎各位收看人民网访谈节目。今天和大家要聊的话题是关于老百姓看病难和看病贵的问题。在演播室为大家请到的嘉宾是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大学医学部党委书记、北京大学第一医院院长刘玉村。欢迎您，刘委员。
嘉宾刘玉村
您好，网友朋友大家好。
主持人
非常荣幸能够和刘委员在演播室和大家一起分享关于老百姓如何更好地解决看病难、看病贵的话题。这也是关系到老百姓日常生产生活非常重要的问题。很多人关注。但是从2009年开始，我们国家进行医改之后，现在已经过去六七年时间，也取得了一些阶段性成果，但是大家发现，对于完全解决看病难和看病贵好象还没有实现。我们想先请委员能不能谈谈您怎么看待我们这七年的医改的成果？ [09:54]
嘉宾刘玉村
如果说七年，我觉得时间有点短，看病难和看病贵的问题实际上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也是一个贯穿社会发展历史很可能是一个永恒的话题。比如说咱们中国，大家知道在五六十年代的时候，我们共和国刚刚建立以后，当时实际上也存在同样的问题。不过那个年代，我们的社会舆论以及老百姓的语言、官方的语言都讲的是缺医少药。主持人年龄小，没有经历过那个年代。那时候叫缺医少药。大家知道缺医少药这个词汇的含义，实际上讲的是我们的资源不够，国力不够强才会出现缺医少药。什么时候就由缺医少药变成了看病难和看病贵？它有一个历史的演变过程。
中央政府在五六十年代，在国家百废待兴的时候，实际上当年对医疗这个民生工程投入特别大的财力，以北京为例，建了好几家专科和综合的大医院，在60年代以后到70年代，我觉得北京的医疗资源有了相当大的规模的扩张，一定程度上解决了那个时候在北京看病难的问题。缺医少药似乎这个名词用得就越来越少了。但是，到了“文革”以后，从80年代开始，就出现了住院难、手术难这个词汇。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也采取了很多的办法。这是到80年代。
嘉宾刘玉村
到90年代以后，特别是到2000年以后，从社会舆论，老百姓的说法，还是官方的语言，就给固化下来了，就变成了看病难、看病贵。实际上大家要理解，这个词汇的变化，代表了相当多的变化。比如，看病难、看病贵就似乎是政府努力不够，似乎是医院里面好象作为不够，医生们也不努力才出现了这种情况。看病贵，就好象是医院和医生们都忙着挣钱，才造成了看病贵。出现了这种词汇的变化，我觉得实际上是代表了一种社会关系的变化。这个词汇的变化，对我们中国的社会实际上是有一定的伤害。医患关系为什么这么紧张？好象谁说这个都理直气壮，看病难、看病贵，琅琅上口，好象谁都没责任，好象这个责任又在医院、在医生。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从1986年开始，北京有一家儿童医院就开始周末加班，试图用提高医院效率的办法来解决看病难的问题，这是在1986年。在1990年代、1998年，北京市卫生局推出了可以点名手术，点名手术就是病人可以直接点名医生了，谁给我手术，当然他要花一定的人民币，试图用这个来奖励医生，来提高效率，来加快病床的周转，试图来解决住院难和手术难，所以用了点名的办法。在九几年，天津有一家医院，它在全国率先推出了点名挂号，就是这个病人可以选择哪个医生来给我看病。实际这个办法的初衷，我觉得也是要提高医生工作的积极性和效率。这些措施都是围绕着在医院内部挖掘潜力来做。我觉得在那个年代，是起到了一定作用的。但是，不容否认的是，它也带来了严重的副作用。比如医生加班，周末加班、节假日加班，这都是一种暂时状态，这种暂时状态长此以往，是对医生劳动力消耗过大的，会带来副作用。点名手术本身，病人直接出钱点谁来做手术，这种连带的问题就很多。医生的挂号费多少钱，直接挂到墙上，就有人直接点名要挂这个医生的号，这是中国特色，而且在中国的行业里面，我觉得也唯有医生这个行业是这么做的。
主持人
看不到其他的行业有这样的情况，感觉是把价格变成了一种价值的体现。
嘉宾刘玉村
所以走歪了。这种东西我们试图用医院内部提高效率的办法，所采取的这些措施，我认为有的是矫枉过正，它带来了一定的积极的作用，但是，也不容忽视它的副作用。所以觉得新一轮，刚才您提到的，从2009年以后的医改，实际上，我们的中央政府是换了一个方向，这也体现出了政府的担当。除了调动医院内部的积极性，提高医院效率以外，2009年以后的医改，比如在提法上，叫保基本、强基层、建机制。我觉得这个提法的本身，实际上主要是做在医院的外围。比如重点建设好县医院，重点建设好社区服务中心。我觉得这都是强基层，如果基层强了，保基本就能做好，这个机制也就建立起来了。从新一轮，2009年以后的医改，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大力推进了这些措施。我们看到的结果，以北京为例，北京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建的服务中心的硬件设施越来越好，对基层一线工作人员的激励机制上也出台了很多，虽然现在还不到位，他们还不满意，但是，已然做了很多的工作了。所以，在基层也留住了一部分病人，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大医院的压力。
在农村地区，我觉得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也花了大力气、大的代价去建县医院。如果把县医院建得够大、够强，水平够高的话，自然就能把病人留在县域的环境，比如某某县，这个病人不出县就能看到病，我觉得这是老百姓的福气、福份。同时也是缓解中心城市里面的看病压力，包括交通的压力、住宿的压力，各方面都能缓解。所以我觉得新一轮的医改，就是在强基层、保基本方面，已然做了大量的工作，也取得了很好的成效。
这是从医方来说。
嘉宾刘玉村
从保障来说，我觉得我们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也花了大的代价，为老百姓提供了保险。比如说新农合、城镇职工、城镇老年人、小孩的保险，我觉得已然让我们大多数的中国人都有了医疗保险。这也是新一轮医改所带来的巨大的变化。这个变化大家应该看在眼里面，也应该记在心里面。我觉得不能一概地否定或者不认可过去这些年我们所取得的成就。我觉得大家应该都有目共睹。 [10:07]
主持人
去年我们看到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推进分级诊疗制度建设的指导意见》，我们也很想了解一下分级诊疗对于缓解看病难、看病贵是否有一定帮助。但是好象推行出去，有一定的困难，我们请委员也帮我们分析一下？
嘉宾刘玉村
这是很好的套路。从理论上来说，这绝对是应该这么做的。而且从实践当中，我们过去就是这样。大家想想，在改革开放以前，老百姓看病，在农村里面，先到村卫生室，厂矿先到厂矿的医院，学校里面都有校医室，当年的布局是很好的，人民日报社也有医务室，看病先到医务室，医务室解决不了的问题，到重点的大医院，那时候用三联单的办法来锁定这种关系，就是当年我觉得这是通过计划经济的办法，通过行政的手段，解决了分级诊疗。但是，我们改革开放以后，很多变革的东西，这个逐渐地大家淡化了这种意识，结果就给我们中国的公民提供了特别大的自由，就是大家在哪看都行，想找哪个医院都行，到了这个医院想找哪个医生都行，因为医生的牌子都在墙上。我觉得这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一种无序的就医。
回过头来，我们现在要做的分级诊疗，实际上要恢复这种秩序。要恢复，我觉得两个办法。一个是通过我们计划和行政的手段，比如说有单位人，这个单位人必须第一步到哪，第二步到哪，但行政的手段在当今中国，我觉得人们接受起来，好象就限制了大家的自由，所以有一定的难度。有第二个办法，就是用医保的办法。医保，我是为您付医药费了，我是付钱的人，可以由我要求您的资格。比如您先到社区去看，我全额报销，如果您不到社区，直接去大医院看，那您就全自费。我觉得，用医保的办法，看上去相对大家接受起来，人家为我付钱，所以我得听人家的话。所以我觉得这俩手段可以结合，大家接受起来可能更容易一些。不至于说集中对政府部门又发生什么意见等等。 [10:09]
主持人
这个分级诊疗对于缓解看病难的问题是有很大的帮助的。回到我们过去的这种计划经济时代了。
嘉宾刘玉村
问题也有。就是现在的分级诊疗为什么做起来有一定的困难，看似还没有明显的效果，就是因为我们现在的基层，假如说分两级，一级是基层，一级是大医院，现在大医院做的足够强、足够好， 而且服务又很好，你说那老百姓有点问题，当然愿意去大医院了。现在我们的社区还不够，就是社区的服务中心，从它的规模、档次，还有人员的资质和水平，还略有欠缺。所以，老百姓有了问题以后，还都愿意去大医院。我觉得，说句开玩笑的话，怎么能不让他去大医院呢？就是大医院如果服务不好，他就不去了。如果大医院里环境特别糟他也就不去了，还有一个，大医院特别贵，他也就不去了。但是我是大医院的院长，我怎么可能让我的单位，环境不温馨，我怎么能让我们的医务人员态度生硬，我怎么能让我的医院安全不保啊，所以这都是我们的生命，我们只能越做越好。大医院现在的吸引力越来越强。如果社区这头不够强的话，自然分级诊疗就很难实现。所以我的主张，就是行政的手段得有。因为咱们中国是一个以计划见长的社会制度，我们把计划的手丢掉了，完全用经济的这个手段，在一定程度上，我觉得就不那么灵便。所以，我们这两只手，一方面是经济、市场的手，通过医保的办法。另外一个通过计划的办法。我觉得这两只手我们运用好了，我们的社会主义的制度优越就能显现出来，中国公民看病就医的幸福感、幸福指数就会提高。
主持人
接下来我们请刘委员跟我们谈的是关于在看病过程当中所有的一些感受。比如现在很多人会出现排队要三个小时才能挂到号，看病只要三分钟就看完了，买药要几百块钱。会出现这样一种就医和购药很尴尬的状况。前不久国家卫生计生委等部委联合发布了《关于印发推进医疗服务价格改革意见的通知》，也就是医疗服务价格调整的改革即将启动。我们想请刘委员跟我们分析一下这方面的情况，医务人员的劳动价值怎么样体现？
嘉宾刘玉村
就我个人的主张而言，我们过去的医改是围绕着医院的建设，医院把它做得大一点，特别是县医院，把它做得强一点。下一轮的医改，我认为我们更应该关注人，从关注物到关注人，实现这个过渡。这个关注的人是三方面的人，一方面的人是病人，就是病人就医的感受，第二方面是医务人员的感受，第三方面是院长们的感受。院长们是掌控国有医院的管理者，他的指挥棒往哪去，也至关重要。所以，三者的关系如何处理好，无论是顶层设计、制度性的设计，还是操作的层面上，我们的改革度应该关注人。
当然现在我们的很多办法已然做得不错。比如说，您刚才提到的，说这个病人排队挂号，比如北京市政府通过了预约挂号的办法，取消了现场挂号，就是你别排队了，必须预约才能看上病。当然现在预约有特别多的手段，以北大医院为例，就是我们的医院现在的预约，打电话预约，网上预约，现场预约，手机太方便了，微信约了号，拿到号，您今天去就诊，告诉您几点去，您可以查阅到您前面还有几个人，已经看到了多少号，全能知道。所以，排队挂号的现象，我觉得以后几乎会消灭掉了。取药也很方便，现在病人看完病以后，只要交了费，一刷这个单子，那个条码，那边自动的摆药机，用多少秒的时间就能把药摆出来。以北大医院为例，在最忙的时候取药，等待的时间也就十几分钟。我们内部通过信息化的建设，服务手段的提高、改进，这个环节的问题基本上都解决了。 [10:13]
主持人
以北大医院为例。
嘉宾刘玉村
很多医院都解决了。当然我们医院做得，我认为是比较先进一点的。
主持人
刚刚您说的，比如说公众号预约、微信预约，可能都是北大医院目前正在使用的这些信息化的手段。
嘉宾刘玉村
现在又新开发的可以微信办住院手续了，所以就非常方便。
主持人
挂号时间长是解决了，候诊时间长、交费买药时间长解决了。还有一个是看病时间短，我有很多问题想和医生交流，可能实际情况也不允许，患者觉得和医生交流的时间太短，这方面北大医院有没有好的建议？
嘉宾刘玉村
看病时间短，要解决这个问题是一个系统工程。如果能够给病人更多的时间，关注人，我觉得，他们没有捷径可走。只能让某一个医生，他在这一上午的三个小时时间里面，三到四个小时的时间里面，固定地只能看多少病人，给他一个额定的数，超过了不允许，他就能给每一个病人，相对多的时间。但是现在的问题是，找他的人太多。如果给他限号限得太厉害，那又有一大串的病人在那等待，就是病人又有抱怨。所以我们如何平衡好。既让后面等的人稍微排队少一点，又能给每一个病人更多的时间，我觉得这种平衡，医院内部掌握来说有一定的难度。我之所以说系统工程，回到刚才分级诊疗，如果真的那一部分不需要非得到大医院，非得找我们的最骨干的专家看的话，我觉得，病人数就会减少了，病人一减少，自然给每一个病人的时间就会增多了。所以，我也很着急。我们每一个医生看病人，就几分钟的时间，我觉得真的是不够长，真的是不能给予病人更多的关心。这样他的就医感受就不好，这种感受不好就引起了方方面面的问题。
主持人
说到这个问题又回到我们刚刚上一个医护人员的劳动价值的问题。这方面刘委员肯定有很多的意见或者设想？
嘉宾刘玉村
医务人员的价值要实现的话，有些软性的指标，这个软性的指标是一种精神的鼓励。比如说我们给他荣誉，先进工作者、模范共产党员、优秀标兵等等，他的精神上的鼓励也是一种价值的体现，但是，在一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国家，这个市场经济的因素占有相当的比重，医生的价值的体现，应该通过价格来实现。这是一方面。价格到底怎么能实现呢？现在我们用的办法，大家知道我们医院收费的办法，我们都是按项目收费，就是病人的挂号费是多少，检验化验的费用是多少，做CT核磁检查的费用是多少，治疗的费用、手术的费用、药费，都是分项。这么分项目地收钱，我们现在的定价原则，就是中国用的定价原则是见物不见人。我具体解释一下，比如做CT多少钱，做核磁多少钱，化验多少钱，都是根据他消耗的试剂，用的机器，根据它来定的，这叫见物不见人，人、医生到底值多少钱，没有评价的，他的挂号费就那么几块钱。你想想我们去理个发多少钱，我们去干各种服务行业，你看看他的价码是多少钱，都有明码标价，特别是理发师，有30的、几十的，而且医生就几块，是他们十分之一的价格，像这种情况，医生们肯定是不满意的。我们的价格调整，既见物也见人，这就是实现我们医生价值的办法。我主张我们的医疗服务的收费价格，要做大幅度的调整。比如说，我这几年，包括在两会上，两三年以前，我就提到了价格的调整，定价的原则是既见物也要加人。具体的办法，三升三降。比如说，提高挂号费，你把挂号费相当程度地提高，当然这个挂号费提高以后，不一定增加老百姓本人的负担，由医保部门来支付。所以医保就要发挥特别大的作用。提高了挂号费以后，那些能够在社区看的，能够在社区取药的就不来北大医院了，北大医院的挂号费那么贵，社区那么便宜，我觉得这就是医保的手段就能掌控了。所以，提高挂号费的办法，实际上是提高了门槛，就让来大医院的人会有相当程度的减少。就是简单地取药。当然要把社区的药房建好，得有药可取。不能说有些药，大医院有，社区没有，那就不行了。这是一个，提高挂号费，可以分流病人。另外一个提高住院费。在北大医院住院，住院的费用，一张床位28，28块钱的住院费用，网友朋友们是不是也觉得真的是太低了，就是我们出门去旅游也好，干什么也好，住三星级的宾馆一般也就是一百多块钱一张床，两个人一屋，标准间。医院实际上现在都是两张床、三张床一个房间，我认为和三星级的宾馆没有区别。所以，能不能把床位费提高到三星级宾馆的标准，我觉得这样也是合理的。提高以后就有一个好处，比如说他住七天就够了，他就不去住十天，床位费还是点钱嘛。如果太便宜，像我们医院就有这样可爱的病人，他说我们家还没给暖气呢，我们家夏天太热，能不能在医院多住几天，我在医院又有人照顾，冬暖夏凉，干什么都很方便，有人端饭，当然他愿意在医院里面。所以，床位费的提高，可以让一部分不需要非得住院的人早点回家，这样可以提高床位的使用率，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缓解住院难。这是提高了挂号费、床位费。还有一个，我觉得应该提高治疗费和手术费。我自己就是外科大夫，我做一个阑尾的手术，就一二百块钱，做一个胃癌的手术也就千八百块钱。你想想，做一个胃癌的手术，我们至少三个医生，三个钟头，从开始到结束。两位麻醉师，还有至少两个护士。您算算，这七个人吧，三个钟头，一千来块钱。所以，我觉得它不合理。这七个人的人头费得是多少。所以我觉得得要承认医生、护士的价值，提高手术费，在一定程度上是一种补偿。
主持人
这是三升，三降呢？
嘉宾刘玉村
一定要大幅度地降低药费。看病贵在相当程度上，贵的是药费、贵的是检查的费用、贵的是我们用的那些一次性的耗材物品。这方面的价格都应该降下来。第一个我主张要大幅度降的就是药费。为什么药越来越贵？就是老百姓也觉得，看病贵最大的负担实际上是药占了一半的构成。如果能把药费大幅度地降下来，我觉得在相当程度上可以缓解看病贵的问题。同时，把这些进口的一次性的用品，它的价格要大幅度地压低下来。像心脏的支架，用的导管，外科用的那些器械，真的都是非常贵。如果把它的价格也大幅度地压下来，我觉得在一定程度上能缓解看病贵。还有一个就是检查费。现在我们用的检查费，仪器的检查，也是相当不便宜的。如果你把这些检查费用也明显地压低，这样医院里面，开检查单的冲动就会减少。医院里面觉得我买那么贵的设备，挣不回来钱它就不买了，它不买了，就给国家省多少外汇，我们国家能省多少资源出来。我觉得这三方面，药费、耗材的费用、检查的费用，大幅度地降下来，把这个降的价钱，以现在的价格不变的情况下，就是病人的总费用不增加的情况下，把压低的这部分换到另外的那三项上去，挂号、住院、手术费，这是对医生、护士价值的认可，我觉得把这个压低的调到那边去，就是总费用不增加，你也别减少，换到那边去，我觉得这样看病贵的问题在相当程度上就解决了，而且医生的价值也就得到了体现。
主持人
刚刚刘委员给我们提供了这样“三升三降”，我相信大家也会感同身受。我们接下来要聊的问题也是大家都能看见的，也是一个不可否认的问题。就是我们发现公立医院的改革，医改还是比较滞后。能不能请您拿北大医院来讲一讲，您觉得造成这样一种现象的根本原因在什么地方呢？
嘉宾刘玉村
我不知道主持人对公立医院改革的滞后有没有专门的所指。社会上普遍认为公立医院的改革好像是滞后的。
主持人
其实是说更难。我觉得是这么理解。
嘉宾刘玉村
我说句我的内心的话，我觉得现在公立医院，比如以北大医院为例，医院的医生、护士们不努力吗？医院的管理者们不尽心竭力地想办法为老百姓解决问题吗？大家都在做。而且我们医院里面每天迎接那么多的门诊的病人，每天一万多的门诊的病人，大部分的病人，绝大部分的病人都能够带着期待而来，我觉得是满意而去的。比如说北大医院的门诊满意度的调查，这是卫生部的医管所在2013年年底做的第三方调查。我们门诊的满意度是百分之九十七还多，住院患者的满意度也是百分之九十八九。实际上大部分病人对医院的状况还是给予了很好的正面的评价。如果说我们现在还老在提公立医院改革怎么怎么样，我觉得到底是这个概念是公立医院内部做得不够好，还是说我们整个的机制，大家一说公立医院，说深水区公立医院不能改，我的提法就是公立医院现在不安全吗？效率还不够高吗？大家还不尽心吗？我们的设施还不够符合别人的需求吗？所以我认为，现在咱们的公立医院，楼都建得比较好了，里面的设备、设施也都到位了，大家的服务也都在尽心竭力，我觉得达到了一个相当高的水准。如果大家老那么说，公立医院改革如何如何，我觉得如果把医改等同于公立医院改革，实际上是有一些误解。医改本身改的是我们的大的体制和机制，而不是说把它聚焦落在了某一家，或者某一些公立医院上。所以我觉得主要还是国家，我们把我们整个的这种体制机制都调整、都做好了，医院本身就是一个具体的单位，就是提供服务，我们可以给它规定，你要完成多大的工作量，你要承担多少的社会义务，我觉得这些问题都解决了。大家总是这么说，看病难、看病贵，公立医院改革，好像这些事都是公立医院的。我建议调整。
主持人
说起来有点冤。
嘉宾刘玉村
我建议调整说法。比如说现在看病还真的就这么难吗？我不知道主持人您自己看过病没有，去没去过医院。如果您不非得选北大医院，如果您不非得选北大医院的某一个专家，我认为，其实在中国看病比在西方的效率要高得多得多。
主持人
这个我们看到很多事例也说明了这个问题。
嘉宾刘玉村
我们去网上预约、微信预约都能看上病。但是如果您非得找北大医院，非得找我看，那非常难了。所以我认为中国经过了这么多年的改革和建设，特别是经过了2009年以后新一轮的医改，我认为中国老百姓看病绝对难的问题是得到了缓解的。现在的看病难是相对的，是选择性的难。所以我觉得从提法上应该变了，把看病难这句话改一个说法，叫要满足老百姓或者适应老百姓看病的多元化需求。在政府文件，特别是明年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里面不要再提看病难这句话，就变成了我们要适应中国老百姓看病就医的多元化需求。这样大家的心态，咱们共和国的建设的成就，大家都认可了。所以我觉得看病难词汇要变化。但是贵，目前我认为还是现实存在的。 [10:35]
主持人
谢谢刘委员的分析。其实我们刚刚说这么多，在您刚刚在很多的分享当中，也能感受到互联网时代，我们对于解决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带来很多的福音。互联网+医疗现在正在渗透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而且刚刚我在听您讲北大医院的时候，也体会到互联网+医疗的好处。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您如何看待互联网医疗？
嘉宾刘玉村
您的说法叫互联网+医疗，我的说法是医疗+互联网。我觉得互联网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人们的行为方式，改变了人们的作息习惯等等。但是，因为医疗本身这个行业，和其他行业不一样。它不是一种商品的物流，它是人与人之间的直接面对面的沟通，面对面的提供的服务，我觉得是一种人与人之间的互动。互联网可以为在它互动之前的以及互动之后的环节，能够提供便利。比如说他来医院之前，怎么预约挂号。看病以后，他怎么取化验报告，怎么取药，怎么交费。我觉得这些，互联网都能发挥作用。但是互联网不能起作用的，就是像我们这样面对面的交流。我觉得医患之间需要目光的对视，需要一种一定程度上说是一种情感的交流。
主持人
这才能达到彼此的信任。
嘉宾刘玉村
所以互联网取代不了这个环节。医疗本身最根本的属性和本质的东西，是医患之间的互动和交流。如果我们把它都互联网化了，我觉得全都变成了冰冷的数字，变成了赤裸裸的金钱的关系。这不是医学本身的初衷，我觉得医学本身是对人的照顾，是医生对病人的一种关爱，是病人对医生的一种信任，我觉得才能鼓励我们，才能让我们医生有那种职业的自豪感，觉得我当医生是一个崇高的职业，在一定程度上将来我们成为伟大的人。虽然我们是社会平民，但是，我觉得我们这种爱的付出，病人那种好的感受，所以当医生的幸福感就在这儿。我每天都能看到我治好的病人，那么重病而来，有一天他健康而去，向我们说一声感谢，那种职业自豪感真的是有，这些都是互联网无法解决的。
主持人
医疗+互联网可能仅仅是一种提升，或者是一种辅助性的手段。
嘉宾刘玉村
当然它提供了很多的便捷。我们也在为了让病人在来医院之前的方便，为了让他就医以后更便捷，做了很多的工作。现在大家都能感受得到。回到这个话题，就是您说的，看病三分钟，果我们把别的环节都能解决了，把看病的时间延长，我们能够让患者坐在这儿，能够我们耐心地听他把他的病情陈述清楚，然后我们给予他指导，我觉得这是一个最好的境界。
主持人
最后我们想请刘委员跟我们分享的一个话题也是大家非常关注的，现在似乎也成为社会热点，就是关于医患关系的话题。医患关系的紧张，导致了很多医闹和伤医的现象。作为院长来说，心里非常心疼和焦虑。我们知道您在北大医院担任十年院长期间，也非常重视医院的文化方面的建设。是不是医院文化建设对于缓解医患关系也会有所帮助？请您跟我们聊一聊。
嘉宾刘玉村
我觉得中国现在的医患关系紧张，大家也不要过于渲染。确实有紧张，也有非常突出的事件可以佐证，紧张到了什么样的程度，我觉得应该全面地看。毕竟一天一万多的门诊病人，有一两的住院病人，真正和我们形成纠纷，有紧张关系的是极少数。我觉得全国范围内，同样如此。而且大家放大了看，就是中国社会，改革开放的这几十年，因为我们强调了经济社会的发展，我觉得在一定程度上，对于文化的进步，人们的修养的提高，我觉得强调的不够。如果说咱们的国家改革的这些年，走了一条先经济后文化的道路，我领导北大医院的十年，我觉得我倒了一个顺序，我一上来先讲文化，讲北大医院的核心价值观是厚德尚道，简称厚道。我们医院有一个文物，一个花岗岩的石头屋子，上面写了四个字叫水准原点。是测量咱们北京和华北地区海拔高度的标准点，就在我们院子里面。我把它变成一个精神符号，一种文化元素。我说我们北大医院的人做人要厚德尚道，我们做事业要成为业内的标准。水准原点就是标准，测量海拔高度，以它为基准。所以，我把这个文化宣传的深入人心，大家自然而然就觉得自己做人、做事都应该做一个好人，做一个厚道的人，成为业内的标准。这个要求就高了。所以，讲文化，天天讲，反复讲，我把它落了地，你看我那厚德尚道的院训写的到处都是，天天说，天天讲，人们就变成了一种自觉行为，内心里面觉得自然要厚道一点，我当院长的对你们厚道，您应该对病人厚道，我说我们的员工回到家里面对家庭成员也得要厚道。这种文化的宣传非常起作用。我刚上任的时候，我们医院的医患纠纷，住院的患者千分之三左右，就是经过了这十年，我们在现在的医患纠纷是千分之一以下，零点八几，零点九几，这就取得了一个非常好的效果。所以，我觉得医院讲医院文化，讲医院的核心价值观，讲好了，做好了，你把它落了地，我觉得这种局部的医患关系就会很好。如果放大了，中国的医院里面，大家都这么去做，我们这个业内的素养都提高了，我们是强者，病人是弱者，这种医患关系就会越做越好。我在我们新盖的医院的门诊楼，一进门，左边的立柱上我写了一段话，尊敬的来者，不论您因为什么来到北大医院，您都是我们尊贵的客人，您都应受到礼遇，北大医院的院训是厚德尚道，简称厚道，我们追求的目标是成为行业的水准原点。落款是我的名字。所以我用这句话，来提醒我们的工作人员，就是中国人文化里面最讲的是待客之道。来的人，无论是访问者，无论是来检查我们的，无论是来看病就医的人，都是咱们尊贵的客人，大家以中国人的待客之道去接待他们，我觉得来的人也以客人的身份，来面对我们。中国话里面还有叫客随主变。互动的客人的关系，这种关系恰到好处，不要过分强调他是上帝，顾客是上帝，商业的用语，我觉得不适合用于我们医患之间，我觉得我们这种以待客之道的互动，起的作用会很好。
主持人
您刚刚讲的真的是把中国的文化完全地放入到咱们医院的建设当中。
嘉宾刘玉村
北大医院十年变化，我们走先文化后经济的道路，我认为是成功的。
主持人
谢谢，今天我们也非常感谢刘委员短短40分钟时间跟我们讲了很多，改变了我们很多在中国就医过程中所产生的那些观点。我想大家听了之后应该是受益匪浅。也非常感谢您作客人民网和我们大家来分享看病难、看病贵这样一个话题。谢谢您。
嘉宾刘玉村
谢谢。
主持人
感谢大家收看我们本期的节目，再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