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有“川西北高原的绿洲”之称的若尔盖草原，阿坝州若尔盖县班佑乡，80年前红军长征走出草地的地方，矗立着一座高18米、宽24米、重1800多吨的红色花岗岩雕塑“中国工农红军班佑烈士纪念碑”，碑名为“胜利曙光”。
纪念碑主体由24尊神态各异的红军人物形象和一面军旗组成，凝重再现了1935年数百名红军将士在草地不幸集体殉难的真实历史故事。
当时任一方面军红三军团十一团政委的开国上将王平，是那段历史最直接的经历者和记录者。他一生经历惊涛骇浪，但每每提及这段长征中班佑过草地的故事，仍会老泪纵横、泣不成声。
2011年，纪念碑揭幕后，王平将军的长子范晓光深情撰文，以“父亲的草地”为引，回忆悲壮的长征往事，亦纪念勇敢无畏的红军英烈。
“人们呜咽着、哭泣着，天空中的‘龙达’像雪片似地在寒风里纷纷扬扬飘落、飘落，落进了人们悲伤的心中，我好像又听见了父亲的草地回忆……”
“我只是个幸存者”
范晓光说，那座纪念碑上，刻写的父亲回忆录里关于在班佑过草地的文字，他已无数次阅读。父亲的那段回忆，也已深深铭刻在他心里，几乎已成为他的一段生命记忆。
“红三军在草地里走了整整七天，终于进到班佑。我们红十一团过了班佑河，已经走出70多里，彭德怀军长对我说，班佑河那边还有几百人没有过来，命令我带一个营返回去接他们过河。刚过草地再返回几十里，接应那么多掉队的人，谈何容易。我带着一个营往回走，大家疲惫得抬不动腿。走到河滩上，我用望远镜向河对岸观察，那边河滩上坐着至少有七八百人。我先带通讯员和侦察员涉水过去看看情况。一看，哎呀！他们都静静地背靠背坐着，一动不动，我逐个察看，全都没气了。我默默地看着这悲壮的场面，泪水夺眶而出。多好的同志啊！他们一步一摇地爬出了草地，却没能坚持走过班佑河，他们带走的是伤病和饥饿，留下的却是曙光和胜利。我们怀着沉痛的心情，一个一个把他们放倒，一方面是想让他们走得舒服些，一方面再仔细地检查一遍，不能落下一个还没有咽气的同志。最后发现有一个小战士还有点气，我让侦察员把他背上，但过了河他也断气了。我们满含泪水，脱下军帽，向烈士们默哀、鞠躬告别，然后急忙返回追赶大部队……”
范晓光说，父亲回忆起这些故事，总有种掩饰不住的悲伤。故事里的每一个细节，就像一根根穿透时间的针，深深刺进父亲的心里。
“人踩在草甸上就像荡秋千一样晃来晃去，稍不注意就一脚踩空，陷进泥潭，人和牲口便不能自拔，越是挣扎陷得越深，以至没顶。”
“草地大部分地区的水含有毒素，不但不能饮用，走路时刺破了脚，伤口被水一泡就红肿溃烂，难以医治，有的同志因此成了残废。还有的同志干渴难忍，喝了两口污水，肚子立刻发胀发病死亡。”
“越往草地深处走，行军速度越慢，青稞炒面早已吃完，皮包革履、死牛烂马、树皮草根，甚至粪便中残留的粮粒都成了充饥之物……我们团部有位小通讯员，饥饿折磨得他一点力气也没有了，开始同志们扶着他走，他不忍心拖累大家，坚持自己走，实在走不了，就在地上爬。他说，多爬一步，就离走出草地的目标近一步……”
“我们红十一团过草地，因为疲劳、冻饿而掉队死亡的有将近两百人……”
痛是王平关于长征最深刻的感受，“不能忘记那些烈士，他们是英雄！我只是个幸存者。”
多次与死神擦肩而过，王平确是一名幸存者。他经历了太多子弹从身边呼啸而过的“千钧一发”。
一次战斗中，王平和十一团团长蹲在一条小沟里指挥战斗，一颗子弹从侧面打来，从团长后背两侧穿过，打到王平的皮挎包上。
长征途中攻占古坡圩集镇后，王平和警卫班在一个小山坡上睡觉，忽然，班里一个战士的枪走火，子弹从睡在王平边上的班长身体穿过，又贴着王平的耳边飞去。
攻打遵义城时，王平和团长在临时挖的一个坑里用望远镜观察指挥战斗。突然，一发子弹击中团长的手，把望远镜打到一边，王平感到号兵在附近吹号有危险，就命令通信排带开，他刚一回头，又一颗子弹从后脑勺擦过……
是个幸存者，但也绝不仅是个幸存者。彭德怀军长在指挥所亲眼看到十一团指战员们在敌人枪林弹雨中的英勇顽强，称赞说：“这是红军政治思想觉悟的最高体现，是政治工作高度发挥作用的结果。”———这也是对十一团政委王平的肯定。
长征途中，十一团全体官兵英勇善战，在突破四道封锁线、四渡赤水，夺占娄山关、保卫遵义城等战役中，多次担任红三军团前卫和后卫，为红军主力开辟通道，掩护党中央和中央军委机关安全转移。王平率领十一团官兵英勇战斗，每次都圆满完成了任务。
“参加了革命，就把这一百多斤全交了出去，从来没有考虑过生死问题。”范晓光转述当年父亲对他们说过的话，“战争年代参加革命，随时都面临牺牲的考验，能够活到革命胜利的，哪一个不是九死一生？”
即便悲壮至此，王平也始终保持了一份豁达和乐观。与战友们的团结和“苦中作乐”，也让范晓光感动。
“1930年5月，父亲带着苏维埃政府的介绍信，参加红军。因为没有带组织关系，又没办法与原党支部联系，1930年9月经黄克诚介绍重新入党。忠直仁厚的黄克诚是父亲最敬佩的人，他们一生情谊深厚。长征途中，黄克诚受到错误批判，被放到红三军团教导营当政委，归父亲指挥。父亲仍然非常尊重他，工作、生活相处非常融洽。黄克诚有次随父亲所在的红十一团行军，他深度近视，夜行军怕摔跤把眼镜弄坏了，就把眼镜摘下来收好，由警卫员用小木棍拉着他走。有时我父亲和他一起走，父亲装着过沟的样子跳一下，黄克诚也跟着跳一下，跳了几次，他才发觉父亲和他开玩笑，骂父亲‘捣蛋鬼’。”
“我长大了解放什么呀？”
1944年，王平任冀晋军区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和冀晋区党委书记，年底率部进军雁北、挺进绥东，积极对敌开展攻势作战，在平绥路以北开辟了新的根据地，从而打开了延安到东北的通道，为夺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第二年，王平的长子出生。因为抗战胜利的曙光就在眼前，妻子范景新给孩子取名为“晓光”。
小时候的晓光就很有主意，“名字是妈妈起的，但是姓是我自己改的。”因为父亲工作忙碌多不在身边，跟母亲更亲近的他郑重向父母“要求”：自己要姓范。
跟母亲亲近，但受到父亲的影响却一点不少，范晓光从小就希望，长大了能参军打仗。
1949年初，王平和家人住在张家口，那时几乎每天都能听到打胜仗、解放城市的消息，每次得到胜利的消息，大家都在欢天喜地庆贺，唯独范晓光急得大哭，“今天解放这个，明天解放那个，全国都解放了，我长大了解放什么呀？”逗得大家哈哈大笑。
范晓光说，自记事起，他就在渴望长大，希望自己能当一名解放军战士，为解放全中国出力。“我们这一代人，从小就对党和军队充满了感情，为人民服务、为祖国争光的信念从小就植根于心田。”
军队梦随着年纪的增长，也愈发强烈明确。为表达对军队的感情，中学时范晓光还一度把名字改为王可军，意思为“可以参军”。
1964年，梦近了一点。范晓光考入南京解放军炮兵工程学院（现为南京理工大学）。
入学后，学校安排新生下连当兵锻炼。当时，正值全军开展大比武活动，范晓光训练刻苦，成了“神炮手”，受到连队表扬。连队党支部还把他列为入党培养对象，要他写一份入党申请书。
“但我不会写，就给父亲写信，问他入党申请书怎么写。”父亲的回信让有些成绩的范晓光冷静下来：“你追求进步，我感到很高兴，但是你连入党申请书都不会写，说明你还不具备一名共产党员的条件，你要好好学习党章和党的历史，以党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到时你就会写入党申请书了，等你会写入党申请书了，说明你离党员的标准也就不远了。”
读了父亲的回信，范晓光认识到自身的差距，也渐渐开始去理解“共产党员”的含义。回到学校后，他按照父亲要求，努力学习，勤奋工作，周末带领班上同学到街头学雷锋做好事，处处起带头模范作用，被学校评为模范共青团员，后来又被发展为预备党员……
在范晓光入党后的第二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了。随着父亲被“打倒”，范晓光也受牵连，虽然入了党，但迟迟不能转正。同一年，根据中央军委决定，南京炮兵工程学院和其他两所军事院校改为地方院校，学校全体教员和学员集体脱军装转业，范晓光第一次当兵的经历就这样“匆忙”结束了。
“一心一意想当兵，没想到这么快就结束了。不过比起父亲所遭受的折磨，我自己人生的一点挫折变化，不算什么。”1968年大学毕业后，范晓光被分配到东北39军116师农场劳动。
“农场的劳动强度非常大，但大家干劲都很大，大冬天赤着脚冒着严寒到芦苇塘改造而成的水田里平田。由于有一些芦苇根没有清除干净，一脚踩下去，稍不注意脚板就要被扎破。每天晚上回到宿舍，都要仔细剔除伤口里的淤泥，然后用酒精棉球消毒。”辛辣的酒精棉球塞进伤口时，人痛得直哆嗦。但即使这样，第二天继续下田干活。在插秧过程中，范晓光因劳累过度，得了肺炎也不知道，直到有一天昏倒在田里，被送到医院检查后才知道。出院后，农场把范晓光树为先进典型。
但同时，由于父亲受审查，连队组织召开批判会，要范晓光和父亲划清界限。“但是我拒绝这样做，因为我坚信他绝对不会反党，更不是反革命。”于是，范晓光又由先进典型变成了反面典型，受到批判。
“父亲被打倒，家被抄，家里人也被赶出了原来的住房。全家人有的被下放到五七干校，有的被下放到煤矿和农场劳动锻炼，有的到农村插队。一家人被分散到几个地方。”
即便这样，范晓光依然与父亲保有一样的信念。“无论专案组如何威逼，父亲始终坚持不写假材料、不讲假话。期间我去看望父亲，他说，我对党是忠诚的，我没有反党，没有罪！”
1972年，在周恩来总理的关怀下，王平被解除关押。1973年，范晓光也调回母校当教员。
但因为始终对军队充满感情，一直想再次穿上军装。“1978年，终于第二次当兵入伍，到军委炮兵科研处工作。”在炮兵工作期间，范晓光潜心科研，参加指导122毫米40管火箭炮、130毫米30管火箭炮等装备的科研课题，这两种新定型的装备后来都参加了国庆35周年和50周年阅兵……
这一次，范晓光的军人之路走得通畅亦坚定。
“最后撤离的肯定是领导干部”
2003年，中央军委任命范晓光为成都军区副司令员。“能够来到当年父亲长征战斗过的地方工作，我感到很有意义。”
“利用下部队的工作机会，怀揣着父亲的回忆录，我沿着父亲的足迹，重走长征路。几经探寻，我终于在班佑河边找到了当年红军烈士的殉难地，如今那儿已变成了一片红树林，在阳光照耀下熠熠生辉。”
1998年王平去世后，时任中央军委副主席迟浩田上将曾回忆，上世纪60年代他曾在南京军事学院学习，听过时任学院政委的王平做报告，说到长征过草地牺牲的班佑烈士时，老人不禁声音哽咽，泣不成声，全场无不为之动容，许多人第一次见到一位首长在公开场合伤心落泪……走到红树林，范晓光更深切地理解了父亲的动情。
“我仿佛看见了父亲伟岸而疲惫的身影，看见了那个临死不屈的红军小通讯员、视死如归的七八百红军烈士……我的双眼模糊，我的心绪被深深感动着，召唤着，那一刻，我告诉自己，重走长征路，我追寻的不只是一种精神，还有一种责任，那是我们这代人传承和发扬红军长征精神的责任。”
“尤其是在经济快速发展、物质丰富的今天，许多人却思想空虚、精神失落，我有责任告诉年轻人，在那片草地上发生过的红色悲壮故事，我当时就想，要在草地上为烈士们建碑立传，让红军的长征精神光照千秋。”范晓光提出建碑的倡议，得到成都军区党委和许多红军后代的大力支持和帮助。
如今，范晓光还记得2009年赴阿坝州考察建碑事宜，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党委书记侍俊对他说过的话，“烈士纪念碑应由阿坝人民修建，阿坝人民与红军情深谊长，长征中阿坝地区藏、羌、回、汉各族人民曾为前后在此过往的10万红军的粮食供给作出了巨大贡献。汶川大地震中，解放军在阿坝地区流血流汗抗震救灾，帮助阿坝人民重建家园，阿坝人民最懂感恩！”阿坝州委州政府拨出专款，并将红军烈士纪念碑作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和红色之旅的重要景点。
侍俊说到的汶川地震，正是和平年代的军人范晓光，到成都几年后，面对的一次关于责任的考验———
现在问起范晓光8年前的事，他摆摆手，说“都不记得了。”
不会不记得。地震发生后，成都军区能够第一时间参与救援工作的，只有五六千人。正规军兵力不足，当晚，范晓光批准下达命令：四川辖区内5万民兵，包括预备役，集中起来到灾区去！
而他本人，也第一时间赶往救灾抢险的现场。
生死劫难刚过，比地震更大的洪水威胁又接踵而来。山崩地裂形成了几十座危险的堰塞湖，而最大最危险的是容积超过3亿立方米的唐家山堰塞湖，它就像绵阳上方的“悬湖”，一旦溃决，将直接威胁到下游100多万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6月6日，范晓光再次陪同温家宝总理乘直升机到唐家山视察险情，“决不能让一个百姓伤亡！”总理返回绵阳之时，解放军副总参谋长葛振峰上将，点将范晓光等三位“老兵”，在最后关头，集结坝顶，联手出击，指挥排危抢险，决战唐家山！
接下来几天，媒体大量报道唐家山的排危抢险：唐家山堰塞湖达到泄流水位！四将军“坐镇”唐家山！彻夜不眠“悬湖”未泄！艰难的选择！……新华社援引成都军区副司令员、成都军区抗震救灾联合指挥部副指挥长范晓光的话：大坝在可预见的时间内没有溃堤的危险……万一出现紧急情况，最后撤离的肯定是部队，部队中最后撤离的肯定是领导干部。范晓光的承诺，给了无数人信心和感动。
“地震发生后，我无法与范晓光联系而焦急万分，儿子无声的哭泣更让我心忧如焚……晚上，当我从中央电视台节目中看到他与第一时间赶到灾区的温总理一起，在都江堰救灾指挥部时，我的眼睛湿润了。年近90高龄的婆婆范景新深明大义，为了保证儿子范晓光全身心投入救灾抢险工作，约定全家人不要主动给他打电话，以免分心他在前线的工作。”后来，范晓光的妻子吴晓鸣专门写文章，为丈夫范晓光喝彩。
这个军人世家里透露的真情实意让人动容。一方面，是对远方深入抗震救灾第一线的亲人最质朴、最真实的牵挂；另一方面，是这一家三代20多人，愿意，并已经成为范晓光最坚强、最可靠的后盾。
吴晓鸣还生动再现了当时范晓光的另一面。“晓光说：‘……嘿嘿，没事……啊，小心你要当寡妇，哈哈！……’电话在玩笑声中结束。乐观和幽默什么时候都不少，我了解他……”这份幽默，也与父亲王平彼时在长征中表现出的乐观豁达，多有几分相像。
“长征精神永远是我们的动力”
2009年初，范晓光从成都军区的领导岗位上退了下来。数年的成都军区经历，让他对精神力量有了更多的感触。
“成都军区是中国革命和红色文化的福地，在长征精神的激励下，创造了具有特色的‘两不怕精神’、‘老西藏精神’、‘老山精神’、‘川藏线精神’和‘抗震救灾精神’。无论未来岁月如何更替，形势如何变化，长征精神永远是我们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强大动力！亲爱的爸爸，您可以安心了，您不用再悲伤了……”范晓光在2011年写给父亲的纪念文章中，也表达了这些感受和信念。
而提到父亲那一辈老革命家的精神内核，范晓光强调了理想信念：“大力弘扬老一辈革命家革命理想高于天的崇高精神，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始终对党忠诚；无论身处顺境、逆境，无论面对多大危险和困难，都始终信念如钢、坚贞不渝……”
后来成为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后，范晓光的建议先是关于自己的专业——“军队职业化”，后来是稀土等战略资源的保护，“建议多是来自经历”。当他的小孙子出生后，他还关注到了妇女儿童拐卖的话题，为此撰写提案建议，加强从买方市场控制拐卖妇女儿童犯罪活动……“委员的身份，也是一种责任。”
责任里还有父亲的期望。1998年2月，王平将军逝世前，仍在关心家乡的教育，他留下的遗愿，是捐资为东源中学建一座学生公寓。在王平诞辰一百周年之际，范晓光携全家回到家乡，在他的鼓励下，儿子捐出30万元，为家乡东源中学建起了一栋学生公寓，完成王平将军愿望。后来，他和妻子、儿子也多次前往阳新县，关注学校建设，捐赠图书和助学款。
责任里还有父亲那一辈老革命家精神的发扬和传承。他欣慰地看到纪念碑瞻仰的人络绎不绝，他也希望会有更多人被这个悲壮的故事感动，希望他们能与烈士进行心灵对话、经受感恩和感动的体验，净化心灵，校正自己的人生方向……
范晓光简介
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开国上将王平之子。历任总参谋部动员部副部长、部长，2003年12月任成都军区副司令员。2005年7月晋升为中将军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