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28日上午，全国政协机关专委楼第一会议室内，全国政协领导、政协委员、有关民主党派同志、相关部门负责同志及专家学者齐聚一堂，结合当前人口发展形势，围绕完善人口发展战略、提高人口素质、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推动家庭发展等问题进行热烈讨论，为促进我国人口长期均衡发展提出意见和建议。
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是我国全面深化改革的施工高峰期，也是落实改革任务的攻坚期。“十三五”规划纲要出台后，各部门各地方积极落实总体部署，《国家人口发展“十三五”规划》也将于近期出台。主持本次会议的全国政协人资环委主任贾治邦介绍了召开此次座谈会的意义，“面对不断发展变化的人口形势，科学研判、相机决策、适时调整，有利于贯彻落实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促进我国由人力大国向人力资源强国转变。”
应对人口老龄化带来的新问题与新挑战，完善全面两孩政策实施之后的政策衔接，促进配套措施稳步推进人的城镇化，是这次座谈会上相对集中的三个主要议题。
养老——
应积极应对老龄化带来的挑战
如今，我国人口老龄化形势严峻，60岁以上老人2.22亿，占总人口16.1%。预计2025年突破3亿，老年人口的爆发式增长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特别是养老保障体系带来巨大冲击。全国政协社会和法制委员会副主任张世平在会上提出，应切实加强顶层设计，尽快将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提升为基本国策，落实与之相配套的国家战略和中长期发展规划，构建以人口战略、生育政策、就业制度、社会保障等为支撑的人口老龄化应对体系。“应该从国家层面加强统一协调领导，完善相关机制，通过全面系统持续的政策干预，将人口老龄化对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利影响降到最低。”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经济发展，医疗卫生事业取得巨大成就，国民寿命明显延长，但也快速进入老龄化社会，从2015年8月我国第四次全国城乡老年人生活状况调查看，60岁以上老年人口超过2亿，空巢老人突破1亿，失能半失能老人3500万，低收入贫困老人2300万，任何一个特殊老年人群体数量都超过了许多中等发达国家。
“老年群体面临着更严峻的医疗问题。看病贵、看病难在老年群体身上反映的更为突出。我国老年人对医疗服务的利用率低于总人口平均水平。”全国政协委员张澍在会上表示，老年人是疾病高发人群，老年人比其他群体在医疗服务方面有着更多需求，但是我国老年人医疗服务利用率低于总人口平均水平。“我国老年人慢性病患病率为总人口的2至3倍，但老年人卫生服务利用率仅为总人口的1.6倍左右。”
张澍建议，应进一步完善老年医疗健康服务公共政策，将更多基本医疗保障纳入老年人医疗健康服务项目范围，降低医疗护理机构的开设门槛，大力建设为失能、半失能和存在精神健康问题老年人提供康复和护理服务的社区养老、医疗机构。
“全面两孩政策实施之后，我们的人口抚养比不是下降反而是提高了。以前‘421’结构的家庭，四个老人可以帮助照顾一个孩子，而现在老人还是那么多，孩子却从一个变成了两个甚至更多，对于中间的‘2’来说，上面要奉养四个老人，下面要抚养两个孩子，从‘一头沉’变成‘两头重’了。”中国人口学会会长翟振武认为，生育政策的调整对老龄化的缓解有限，还要从加强社会保障、居家养老服务等方面切实帮助减轻家庭的养老负担。
“解决好养老问题，一方面需要从调整人口政策、提高出生率等方面着力研究，同时也要考虑如何能够维护‘活力老人’们的劳动意愿和能力，减轻他们对社会的依赖。”民进中央社会和法制委员会主任贡森在会上介绍了民进中央近年来关于积极应对老龄化问题的研究成果，提出了“活力老人”的概念。
“让依然具备劳动能力和意愿的‘活力老人’继续获得工作机会，参与到照料失能失智老人的工作当中，是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可以探索的有效方式。”贡森提出，“积极应对”老龄化的核心是维护老年人的自立自强，这是对过去实施的过度强调保护、保障和照顾的养老模式的主动调整，旨在延长老年人的健康寿命，帮助老年人独立自主，维护老年人的活力。
两孩——
需配套制定更多相应保障政策
去年10月召开的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决定，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政策。政策实施一年来，鼓励生育措施效果明显。据参加会议的国家卫生计生委副主任王培安介绍，受生育政策调整、生肖年份等因素的叠加影响，2016年中国公民的生育登记申请数量明显增加，出生人数呈明显增长势头。“上半年全国出生人口831万人，同比增长6.9%；二孩出生比重为44.6%，与2015年相比，上升了6.7个百分点。”
“回顾中国人口发展历史，我们计算了一下，上世纪50年代，包括1964年是中国人口出生的高峰，达到稳定人口出生率的2.4倍。1995年前后，出生量和稳定人口需要量基本平衡。在此之后，人口出生量就大为下降。”九三学社中央人资环委副主任王广州提出。
“根据我们的调查，现在农业人口80%想生二孩，非农业人口40%-60%想生二孩。即便如此，我国人口结构老龄化的问题仍很难彻底解决。”王广州推算，全面两孩政策实施后，随着堆积生育愿望的释放，预计在2018至2019年，我国出生规模大体上和稳定人口需要大致相当。但在此之后人口出生量又会快速减少，预计到2030年将恢复到2010年的水平。“因此，鼓励生育还需要制定进一步的措施，当务之急就是要完善相关社会保障。”
作为参会的专家学者，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蔡昉认为，作为后续措施，国家应当推动教育、医疗服务、托幼等相应的能力建设，免去两孩家庭在孩子将来上学、就医、入托等方面的后顾之忧，鼓励按照政策生育。“此外，还要通过政策保障生育二孩妇女的劳动权益，在工资、岗位、升迁等方面制定保护措施，避免因生育带来的性别、年龄歧视。”
作为国家卫生计生委原副主任，陈啸宏委员认同蔡昉的观点。他提出，应当推动在公共场所、用人单位建设完善的母婴设施，营造生育友好的社会氛围，认真研究卫生计生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的范围、项目、重点任务，探索建立生育的分诊制度，引导群众理性选择妇幼保健助产机构、缓解优质医疗资源的压力。“解决好这些问题，才能让年轻夫妇敢生孩子、敢要二孩。”
城镇——
请拿出最大诚意迎接农业转移人口
除了应对人口老龄化和全面两孩政策带来的形势变化，如何顺应城镇化发展的需要，完善相关保障措施，促进“人的城镇化”也是本次会议的主要议题之一。
今年4月，全国政协人资环委曾组织调研组赴福建、河北两省就“推动农业人口就业和有序转移”问题进行调研。参加了此次调研的马大龙副主任在会上谈了调研归来的思考。“取消农业户口后，原本从事农业生产的转移人口进入城市之后才发现，城市的落户门槛高，他们也难以享受到均等化的公共服务和政策待遇。”
“要进一步加大对居住证政策的宣传，放宽居住证发放条件，扩大居住证覆盖面。”马大龙建议，各地要制定措施，真诚地打开大门，为农业转移人口进城安家立业创造条件。“各地可以结合实际，逐步增加居住证持有人的公共福利和社会权益，为农业人口的真正市民化创造条件。”
“农业人口进入城市容易，真正融入城市很难，这其中既有政策因素，也有其自身技能素质不高，难以在城市就业创业立足的原因。”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原副部长杨志明委员认为，“现在80后、90后的新生代农民工，年轻有活力，如果有效提升技能素质和文化水平，他们将成为未来经济转型重要的人力资源支撑。”杨志明建议，政府要将实施农民工技能提升计划作为国家工程，每年培训两千万人，争取到2020年使每一位新生代农民工都参加一次由政府提供补贴的技能培训。
“近一段时间，一二线城市的房价再次出现暴涨的局面，在城镇化的过程中，也要警惕城市越来越高的房价，给农业人口进入城市和城市化的健康发展造成不利影响。”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院长丁金宏委员认为，目前的房价涨势已经远远超出了正常市场反应的范畴，增长幅度远远大于城市化提升速度，房价对普通工薪阶层购买力而言，可谓高不可及。“现在一户普通市民要购买一套普通住房，往往需要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家庭收入，对于刚刚放下镰刀锄头进城的农民而言，更是只有‘望楼兴叹’的份儿了。”
“政府要根除土地财政的思维，切实要把关怀重点放在保障房方面，关注并切实解决农业转移人口进城后的安居问题。”丁金宏建议。
老吾老共谈人之老，幼吾幼同议人之幼，集思广益为提高人口素质、改善人口结构、促进安居乐业、实现人与自然环境和谐发展建言献策。一场务实高效的座谈会时有争论、时有对答，与会同志畅所欲言，共同为人口问题把脉开方，充分体现了政协作为协商民主重要渠道的平台作用，也彰显出广大政协委员、党派成员重民生、善议政、能建言、会协商的胸怀与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