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利”是一个经济学概念，人口红利、资源红利、制度红利等都是其中的关键词。30日上午，在全国政协十二届常委会第十七次会议的小组讨论上，全国政协常委、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在谈到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发展时，提到了当前另一个重大红利——社会和谐红利。
“中国的一切发展离不开社会和谐的大环境。”厉以宁说，我国各项制度建设诚然为社会和谐提供了有力保障，但社会和谐所要释放的红利根源上从哪里来？主要是靠文化。文化能最大程度上发挥我国社会主义制度方针的优越性，同时又通过社会和谐促进各项发展，因此当我们谈制度自信时，其中首先包含着对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
文化要发展，离不开文化产业的发展。文化产业既有经济属性又有社会属性。厉以宁认为，即便有了市场和政府调节，仍需要道德力量在进一步调节中发挥作用，否则前两者的调节都是没有效率的。
如何理解？厉以宁一口气举了几个例子。
“抗日战争时期，为什么全国人民能拧成一股绳，以忘我的牺牲精神一致对外？”
“当特大自然灾害来临时，为什么全国上下会掀起这么大的救灾互助热情？”
“闯关东、走西口，为什么能迅速在新的地域生存发展起来？”
厉以宁表示，这些超常规的行为和发展，已经不能用任何调节手段去解释，而是人内在的道德力量的高效率运作的结果。
“任何发展总要追求效率，文化发展也不例外。效率有两个基础，一个是物质技术基础，另一个是道德基础。重要的是，仅有物质技术基础，只能产生常规效率，超常规效率则来自道德基础。”因此回归到文化繁荣发展上，厉以宁提出，要特别重视道德力量在文化发展中的重要性，保持中国特有的文化自信，以文化促进社会和谐，进而释放社会和谐的巨大红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