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对中国古语“实事求是”作出新解说。实事求是，也成为中国共产党哲学的核心思维。
“‘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从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
1941年，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对中国古语“实事求是”作出新解说。实事求是，也成为中国共产党哲学的核心思维。
位于北京北四环西路的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楼前，“实事求是”四个大字厚重醒目。
在上海浦东新区的中国浦东干部学院里，广场北端矗立着红色的标识性雕塑“人才树”，似草书写就的“走”字，它意味着行动，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强调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做到“实事求是”，这也是学院的办学要求。
北京中关村南大街57号，发端于延安“陕北公学”的中国人民大学，门口大石头上，刻写的校训———“实事求是”。
三个地方，似没有直接关联，却因为“实事求是”的追求，有了共同的思想线索。
三个地方，也是全国政协委员冯俊30多年来学习工作的地方，从哲学钻研到大学教育，从对外交流到干部培训，从行政管理到党史研究……她们滋养着冯俊的学术生命，磨砺着他的思想能力，也拓展着他的视野经验，更是塑造了他“求是”奋进的品格与气质。
“求是”始于哲学
冯俊认为，他的人生“受益”于哲学。
时间倒转22年。美丽的中世纪的校园，几百年不变的教堂钟声，环抱着牛津城的泰晤士河支流，古旧的布莱克威尔书店和博德利安图书馆，牛津的一切都让冯俊流连忘返，“但我更多是想起在牛津接触的人”。
1994年初，冯俊受国家公派，去牛津大学做一年的高级访问学者，他去听贝尔纳·威廉姆斯讲的伦理学和休谟道德心理学、安东尼·肯尼讲的笛卡尔《第一哲学沉思集》等名师课程，还与联系导师阿兰·蒙特费奥里先生建立了深厚情谊。
“阿兰·蒙特费奥里有多元文化视野，有高度的政治责任感，还有广泛的国际交往。”冯俊说，他在牛津，经历了一次哲学理论的深度洗礼，也见识了哲学家应该具有的品质。
哲学，就是冯俊第一个真切的梦。
1977年，恢复高考的消息传到大别山南麓的湖北省英山县，让已经历了回乡务农、到县供销社、县革委会财贸办公室工作的高中毕业生冯俊欣喜不已，当时的他是个热爱文学的青年，“还喜欢写点东西”，于是与几个“文艺青年”相约，一起参加了高考。不过在专业选择上，他倾向了哲学———
“当时文科学科没有现在丰富，法律、应用经济学之类的专业都很少，文史哲是显学。哲学是探求宇宙、社会和人生奥秘的学问，总有一种不断去追问，不断去探索的精神”。
比较之下，冯俊更喜欢哲学。
接触了哲学，竟“一发不可收拾”。从武汉水利电力学院马列理论师资班（现武汉大学马列学院），到武汉大学哲学系（现为哲学学院），再到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现为哲学院）博士研究生连续10年求学，从马列理论到欧洲哲学史20余载的研究和教学漫长岁月，冯俊与哲学为伴。
“读武汉大学西方哲学专业研究生时，导师是陈修斋先生，他是国内非常著名的西方哲学专家。报到上学第一堂课，他就给我们讲了他在上世纪50年代中后期的故事——当时国家提倡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哲学领域展开了一场很著名的关于唯心主义的大讨论和理论论战，他和他的老师、北大著名教授贺麟先生一起参与了这场论战。论战中，贺先生和他受到当时权威人士关锋的批判，之后马上就是反右和其他的政治运动，但贺先生和陈老师置个人安危荣辱于不顾，敢于坚持真理，不屈服于权威……”
谈到埋首20年坚持哲学研究的动力，冯俊分享了这个对他来说“里程碑式”的故事。
陈修斋先生的言传身教深深影响了冯俊。他想，选择了哲学就是选择了一种生活方式，研究哲学就应该有一种理论勇气，有一种追求真理的精神，始终不渝地坚持下去。
20年间，冯俊沉湎于哲学王国的逻辑思辨中，哲学重理性、尚思辨、求知爱智的特点深深满足了冯俊的求知欲。
1989年，冯俊的博士论文《笛卡尔第一哲学研究》出版，也成为我国第一本系统地研究笛卡尔的专著；2007年出版《开启理性之门———笛卡尔哲学研究》，冯俊成为国内屈指可数的研究笛卡尔哲学专家。从笛卡尔出发，冯俊研究了整个法国近代哲学，出版了数本专著，《后现代主义哲学讲演录》更成为国内研究后现代主义哲学的经典之作……他还从英语和法语翻译了众多国外经典哲学著作。
不过，冯俊对于西方哲学的研究并不限于法国哲学，冯俊的作品也并不仅限于西方哲学。他陆续发表许多有关中国哲学、比较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文章，例如“儒学的人文精神”，“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儒学因素”，“西方哲学在中国的发展和中、西、马哲学的对话”等等。
“其实研究西方哲学的目的，并不是满足个人爱好，而是要从西方哲学的发展中总结出人类思维的教训和规律，以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中国的哲学。”冯俊认为，作为时代精神的精华，当代中国哲学，要继承中国的传统文化，同时继承人类优秀的文明成果。
“学哲学、用哲学也是我们党的优秀传统。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同志写下《矛盾论》《实践论》《论持久战》，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也有《论十大关系》等哲学篇章。邓小平同志开启的新时期的改革开放，也是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哲学讨论开始的……”如今身在中央党史研究室的冯俊也从党史角度，解读了“哲学之用”。“面向未来，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领导干部尤其要把哲学学好、用好，发挥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用哲学来解决实际问题，迎接新挑战……”
哲学需要天赋，需要沉思，更需要坚韧的“求是”意志。冯俊在思维中找到乐趣，也潜移默化形成探究规律、追根求源的学习与工作态度。
也因为自身扎实的理论功底，冯俊在成为全国政协委员后，也非常注重协商民主的理论研究。2014年两会上，他提出“制定协商民主建设纲要”提案，很多思想与2015年初《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设的意见》相契合。作为具有哲学背景的政协委员，他关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需要抓住重点人群、“关键少数”的观点，受到全国政协常委会的重视，特邀作专题发言……
“以哲学研究的态度去琢磨教育”
1987年，博士毕业的冯俊与当年全国仅有的1000多位“抢手”博士生一样，面临从政还是理论研究的选择。毫无疑问，已在求知求是路上走得专注的冯俊，毅然选择了继续哲学之路，留在学校。
“大学应该高度重视博雅教育和通识教育，大学要教学生怎样运用自己的理智去获取知识。”冯俊注重课堂内外与学生的沟通、观点碰撞，养成他们的价值观和人生观。当年，人大哲学系的同学们公认，“冯老师不仅学术精湛，而且永远是和善的样子，很容易沟通，大家也喜欢与他交流各种话题”。哲学系“优秀班主任”奖就是他珍视的反馈与礼物。
1995年，37岁的冯俊成为人大哲学系历史上第一个40岁以下就当上正教授的人，教学、科研更是获奖无数。
学术研究和教育之间的游刃有余，让冯俊也多了许多到国外交流、学习的机会。
1994年到牛津，“我天天都去听课，我教西方哲学史，我就看看西方最好的大学是怎么教这门课的；我教笛卡尔的《第一哲学沉思集》，我就看看西方最有名的老师是怎么上这个课的。本科生、硕士生到博士生的课我都去听。每学期听六七门。”
原本想回国后一心埋头学术，但在学校有关部门的两次谈话之后，冯俊答应，从事学校的行政管理工作。“我们这代人跟现在张扬自我个性的年轻人不一样，我们是党和国家、组织、单位需要我们做什么，我们就去做什么。干一行研究一行，干一行爱一行。”
从1996年起，冯俊相继在人大外事处、对外交流与合作处担任处长，接着2001年2月起担任人民大学主管国际交流的副校长，不遗余力推动大学国际交流工作。
冯俊刚接手学校外事处工作时，外事还被许多人看作握手会见、请客吃饭的工作。外事仅仅是给人办办出国手续，成为了“教学科研之外的事”，并且与学生无缘。但作为教授和博士生导师的冯俊对此进行了深入思考。他借鉴国内著名高校和世界一流大学的经验，将“外事”概念转变为“国际学术交流”概念。学校在广泛建立校际、院系间的学术交流关系的同时，积极开展学生的交流项目，开设多种形式、各种层次的学术讲座。“世界知名学者讲座”等逐渐成为品牌，吸引着越来越多的学生。
“从陕北公学至今，从延安到北京，从1937年到1970年，人民大学确立了其在全国高校中的学术地位，而从1978年复校以后则应该是人大走向世界的时候，应该让世界了解改革开放以后的中国人民大学。”这所有着“红色”基底的学校如何能被世界认识，是冯俊日日都在考虑的事。
冯俊成为主管国际交流工作的副校长后，学校也渐渐与世界上100多所大学建立了校际关系，每月都有世界知名学者来校讲学，平均每星期有一次国际或多边、双边的学术研讨会，学生也成为国际交流活动的重要参与者。“学生们的纯真、好学、睿智和机敏，他们的良好的专业功底和娴熟流利英语表达，都使我为有这样好的学生而感到骄傲，也使这些世界名人对人民大学刮目相看。”到如今，冯俊仍然欣慰于当时“讲好大学故事”、推动大学国际交流的积极成效。
结合现在的党史专业工作，冯俊也和记者说到了对青年人进行党史教育的必要。“但现在青少年对党史不了解，也不能全怪他们。要反思我们的‘输入方式’，党史有没有讲活？能不能用一些图文并茂的形式，让鲜活史料自己说话？要善于借用现代化的方式，比如党史题材电影、网络视频资料等，让他们学习有兴趣，学习收效也更大。”冯俊希望，党史的教育和传播，也能更适应时代、适应当代青年的需要。
在今年全国政协教育界联组讨论中，冯俊也谈到，我国人才队伍不断壮大、整体素质逐步提高的同时，也暴露出各类“人才计划”政出多门、注重短期效应、使人才政策碎片化等一些弊端，建议做好国家与地方人才政策的衔接，优化人才资助机制，把有限的科研经费用在刀刃上等，得到在场的张高丽副总理积极评价。
讲好改革开放的故事，讲好中国故事
因为冯俊对教育管理的深度理解，国际交流的丰富经验，还有他深厚的哲学功底，2008年，冯俊再次迎来“组织需要”的一次转变———到上海，在中国浦东干部学院做常务副院长。
“我的经历并不特殊，跟我们这一代很多人很像，就是组织一旦安排我们做什么，我们就有一种责任感。”说起中浦院近8年的经历，他的言辞透露着自豪。
自豪源于扎实的实践行动，源于良好的成效反馈，源于“讲好了中国故事”。
冯俊给记者拿出一本书，国际著名的企鹅出版公司2014年出版的《TheFourthRevolution:TheGlobalRacetoReinventtheState》（《第四次革命：政府再造的全球竞赛》），该书以浦东干部学院为例，引出我党治国理政、实现政府再造和国家形象重塑的优势。
作为全世界最权威的政治商业周刊，《经济学人》在同一年也专门刊文，“解密”浦东干部学院。同年，美国《时代周刊》网站也有一篇文章，介绍南非如何学习浦东干部学院经验来培训官员……
一所中国国家级干部培训学院，何以能如此吸引“国际目光”？
“如果说井冈山和延安两所干部学院侧重在对党的历史重温中增强理想信念，那么中浦院更侧重‘向前看、向外看’，新形势下提高领导干部的改革开放意识和现代化建设本领，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想信念。”冯俊说：“那是一个讲改革开放的地方。”
2008年，冯俊在《人民论坛》发表专题文章《转型社会挑战干部教育改革创新》，阐述他对干部培训教育的系统思考。
思考深入才能推动有力，冯俊保有他一贯的钻研求是精神。
冯俊在中浦院的几年，学院确立了四个重点培训专题：深化改革开放、城镇化与城乡一体化、国际金融体系与现代企业管理、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并把课堂延展到火热的改革开放现场，开发了300多个现场教学点，建设了媒体沟通、危机管理、智慧城市、金融创新、心理调适等情景模拟实验室。
冯俊举例，比如中浦院“归国留学人才研修班”，几场讲座把当今中国的人才工作、国家安全、科技革命等一一呈现在中科院院士、“千人计划”专家等高层次人才面前；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江苏昆山经济技术开发区的现场教学，让他们触摸到了以开放促改革的实践脉搏。让他们获得的是，“对国情国策完整而深入的了解，归国人才发挥作用的方式与空间。”
不同群体接受到的课程都是具体细致和不同的。主管经济和城市建设工作的干部，参与的可能是“拓宽国际视野，深化改革开放”或“城镇化和城市现代化”等专题研讨班；来自西部省份的学员接受的培训可能就是去参观学习长三角地区的最新实践，例如浙江安吉和桐庐的“美丽乡村”建设，嘉善的立体化养老模式，江苏华西村和蒋巷村的新农村建设等等……
2011年7月，福建省上杭县发生紫金矿业污染事件时，当地政府和企业妥善处置突发事件，细致周密地完成了搬迁安置工作，未发生一起伤亡事故。事后，一位在中浦院学习过的当地领导专程打来电话：“是学院的危机管理和突发事件的应对课程，让我牢记并秉持了‘以人为本，群众为先，民意为重’的处置理念，妥善地化解了这次危机，让群众满意。”
不仅给中国干部讲与时俱进的理念，讲不同地区改革开放的好经验，还要向外国学员讲好中国故事，这是冯俊心中“中浦院的特色”。
学院积极开展形式多样涉外培训活动，培训学员涉及全球130多个国家……从这些学员全面了解中国的渴求中，冯俊和学院教师们体味到了中国发展和崛起的喜悦，冯俊用英语给外国学员讲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讲十八大以来治国理政的新方略……
在课堂上专题讲解，全面梳理国情国策；走社区、访学校、参观科技园区，亲身体验一个发展行进、真实友善的中国；远赴汶川、青海灾后重建地区，感受中国团结一心、共克时艰的力量与情怀……
到中浦院的第一堂课，一位澳大利亚官员一口气提出很多问题，其中不乏质疑与误读。十余天培训结束后，这位澳大利亚官员由衷地握住冯教授的手：“你们让我彻底改变了对中国的陈旧看法，我对中国政治制度的认识上升到了新高度。”
近8年实践，冯俊写出100多篇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干部教育培训经验与创新的文章，关注改革开放、关注创新发展，也关注随之而出现的各种不相适应的问题。冯俊也把这部分关注与思考，投射到政协平台。
2013年成为全国政协委员之后，冯俊除了关注教育、科研等方面的问题外，每年的提案关注的问题也多集中在农民工子女上学、农民工融入城市、智慧城市建设和互联网时代的信息安全等方面，“这都是改革开放中出现的新问题，解决好了才能形成更好的中国经验。”
“新时期的党史，就是改革开放史”
“全面从严治党核心是加强党的领导，基础是‘全面’……”今年2月28日接受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专题采访《打铁还需自身硬———治国理政新征程》，成为冯俊到中央党史研究室后第一次的媒体亮相。
去年底，他再次“转身”，回到北京，出任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说到离开了工作多年的中浦院，冯俊却也显得坦然。
“从中浦院到中央党史研究室，我觉得是‘三个没有变，两个用得上’：党校和干部学院姓党，党史也姓党，坚持党性原则没有变；向党中央看齐没有变；围绕中心服务大局没有变。两个用得上是，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世界观和方法论，可以用来总结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中浦院是讲改革开放的实践创新，现在搞党史研究是对改革开放进行理论提升和历史总结，以往的积累都能用得上。”
当下，写好新时期党的历史，总结好改革开放的经验，给党中央当好参谋智库，这就是冯俊分管的业务范围。
短短半年，冯俊到各地做党史工作调研和参加相关会议，行程就已遍布湖南、广西、河北、贵州、江西、湖北等多个省区。发表“‘两学一做’是每一名共产党员的事”、“‘全面从严治党’的新内涵”、“治国理政需要哲学社会科学更好地发挥作用”等文章。结合学习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冯俊在人民日报发表的“进行新的伟大斗争的政治宣言”产生了广泛影响。7月以来他以“学好党的历史，坚定四个自信———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为题，先后到多个省市和有关单位给党委中心组学习讲课，受到广泛好评。
“我现在着力研究的就是‘新时期’的党史。”冯俊承担的具体工作发生变化，但“初心”一如既往———俯身研究、寻找规律、创新实践、与时俱进、面向未来，也正是“50后”党员冯俊关于“传承”实事求是精神的有力表达。
冯俊简介
全国政协委员，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中国中共党史学会常务副会长，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曾任中国浦东干部学院常务副院长，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和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哲学院院长等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