泪眼蒙眬中，吴海洋依稀见到了“打江山”的父辈。一霎时，她似乎什么都懂得了，她懂得了父亲严厉下的慈爱，懂得了母亲慈爱后的坚强，懂得了父母坎坷曲折、波澜壮阔一生的全部意义。
吴海洋简介
第十、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开国中将吴瑞林之女。武警总医院原眼科主任，主任医师、教授、硕士生导师。
姣好的面庞，凝脂的皮肤，艳丽的藏族服饰包裹着A4纤腰，柔软的腰胯灵动着锅庄舞的旋律……
脸上流淌着汗水，草绿色军服遮掩着纤细的腰肢，窄窄的肩膀承担起几十斤重的担子，担子挑的是———大粪……
你能将这两种情景“和谐”在一个人身上吗？
“我当兵就是为了下基层，下连队，现在却让我当文艺兵，我不干，给上级党委写信，于是我成了南海万山要塞——一个7.9平方公里小岛上的卫生兵。”
“不过文艺专长我也没扔，经常利用业余时间为战士们唱歌、跳舞。”
48年后，从吴海洋向记者述说往事时的平静中，依然看不出她对自己选择的后悔，她沉浸在对激情燃烧岁月的怀念之中。
这一切，哪些是源于那个火红年代的集体意识，哪些是源于她那位打日本瘸了一条腿、又凭着剩下的一条好腿一直追着国民党军从东北打到河南、追着美国人从鸭绿江边一直打到“三八线”，从大山里走出来的“旱鸭子”、却又偏偏成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高级将领，在海战、空战中让蒋介石和美国人大吃苦头的父亲吴瑞林，吴海洋自己也说不清楚。
还有更多的矛盾对立统一在她的身上。
爱海洋，不爱“吴海洋”
吴海洋不知道，从大山里走出的父亲为什么给自己取了这么个名字。姐姐海波，妹妹海霞，名字中也都有个“海”字。
1948年，她出生在冰天雪地的东北，是家里的第4个孩子。其实那时父亲吴瑞林连大海长什么样都还不知道。作为东北野战军第五纵队副司令员，他正在辽沈战役中参加追歼国民党军队战斗。
没想到时隔几年，吴瑞林居然真的成为海军的一名高级将领，和海洋打了半辈子交道。
红小鬼出身的父亲批评家里人最喜欢说的一句话是：“没文化”！其实，10岁就从家里跑出来当泥瓦工的他基本上没读过什么书，但他天资聪颖，记忆力惊人，靠听评书听来的水浒故事、三国故事，他都能倒背如流。每次战役下来，参战部队、参战人数、敌我伤亡人数，多少年后他都记得分毫不差。
但是，对于中国人民解放军来说，技术装备复杂、专业分工细、技术性强、机动性大的海军却是个“高技术活儿”。
朝鲜战争刚刚停战时，毛主席问彭德怀，“派谁去守南大门为好？”彭老总说，“打美国佬还是吴瑞林吃得透，派吴瑞林去为好。”
于是，吴瑞林有生以来头一次登上舰艇出海。这一次就航行了3000多海里，每天跟水兵们一起生活，一起训练，向他们请教。
“爸爸虽然战功卓著，但是没有打过海仗，外行领导内行。但是他的性格是从不服输，一窍不通没关系，他就像个小学生一样，从头开始学。在我的记忆中，他就是没命地工作，每天出海、下部队。我从小学到中学，都很难见到父亲。”
在吴海洋的印象中，父亲吴瑞林很会讲故事，讲长征的故事，抗战的故事，抗美援朝的故事，也很会说笑话，常常大家围着听他一个人“神侃”，笑声不断。不过，他不是讲给儿女们听，而是讲给战士们听。那时，他每年有三分之二的时间带舰出海训练，东起福建、广东，西达广西北部湾，南至西沙、南沙群岛。走海岛，下连队，和战士们一起同吃、同住、同学习，甚至同娱乐。官兵们都很喜欢他。
回到家里的父亲却是一副严厉的面孔。
吴海洋和兄弟姐妹们的孩提时代是在军队大院度过的，当时，吴瑞林的“家法棍”全院人人皆知，不管家中谁犯了错，都要以“家法棍”处置。
让敌人闻风丧胆的吴将军也让孩子们“闻风丧胆”。嬉笑玩耍时，一听到父亲一轻一重的脚步声马上就会“坚壁清野”、销声敛迹。以至于大哥时常装着父亲瘸腿的脚步声吓唬弟妹们。
父亲对孩子学习的要求异常严格，规定每人每天除了完成学校作业外，还必须练字三篇，没完成不让睡觉，写不好还要罚多写几遍。一次，大家都写得不好，他就让孩子们集体罚跪检讨。也许是从小家里穷没念过书，他想通过孩子的学习来弥补自己“没文化”的遗憾。
不过，在著名的“八·六”海战中，“没文化”的吴将军，战胜了“有文化”的国民党海军：
1965年8月5日晨，台湾国民党海军大型军舰“剑门”号和“章江”号窜至福建沿海进行破坏活动。国民党“剑门”号，是美国刚刚送给国民党的千吨级大舰；“章江”号排水量也有450吨。而我军的护卫艇最大吨位只有百吨，鱼雷艇吨位只有几十吨。双方实力相差悬殊。
吴瑞林迅速研究制订了“放至近岸，协同突击，一一击破”的作战方案，命令以高速护卫艇4艘、鱼雷艇6艘，组成海上突击编队。小艇打大舰，打近战、夜战、群战。
“群狼斗狮子”：精密的计算，巧妙的部署，密切的配合，令敌舰晕头转向，首尾难顾。4个多小时的激战后，敌舰中弹起火，爆炸下沉。
这是人民海军创建以来最大的一次海上歼灭战，一举击沉两艘敌舰，歼敌上百名。捷报传至中南海，毛主席高兴地说：打得好！以小打大，是蚂蚁啃骨头啊！
战争是科学的艺术和艺术的科学。在枪林弹雨里滚出来的新中国一代将军，靠着在大浪淘沙的残酷战争大学里学到的最实际的“文化”，以小打大，以弱胜强，不但打赢了陆战，也打赢了高技术的海战、空战，凭着这赫赫战功，这一代人的确有资格批评“没文化”的人。
1971年，美国总统特使基辛格秘密访问中国，吴瑞林被周恩来总理点名参加会见。基辛格握着吴瑞林的手，以西方人特有的幽默说：“我们美国人对吴将军的名字并不陌生，而且对您的那个绰号（吴瘸子）更熟悉（全场大笑）。吴将军是全才，能打陆战、海战，也能指挥空战啊！麦克阿瑟、李奇微对吴将军都感到棘手……”
也许，只有在打了胜仗之后，吴海洋才看到父亲难得的笑容，因此，她小时候的感觉是，父亲爱海洋，不爱“吴海洋”。
不过，父亲对孩子们的学习却依然抓得非常紧。在南海舰队时，他每周必定打个电话，跟每个孩子都要说话，询问学习情况。而体现将军细心的是，每次到北京开会，他会给每个孩子都买一份礼物，每个人的礼物都不一样，都是各自喜欢的。
这其中体现的就不只是细心了。
当的是兵，不是女兵
1968年，吴海洋20岁那年，和父母一样穿上了军装，成为一名解放军海军战士。
上中学时就得以展露的文艺天赋使得她“幸运”地有了一个好去处———到军区宣传队，当一个文艺兵。对于喜欢唱歌跳舞的吴海洋来说，这个选项简直就是为她量身订制的。
然而，吴海洋的选择却让现在的人们觉得不可思议，她拒绝了，专门给上级党委写信，郑重说明自己来当兵就是要下基层下海岛，现在在机关当个文艺兵，不到基层，不去海岛，不去吃苦，那算什么兵？
那是一个激情迸发的年纪和激情四射的年代。
不过，她认为，和父母参加革命的传奇经历，自己的这点“另类”算不得什么。
父亲吴瑞林是在当学徒工的时候反抗工头的压迫和剥削参加的革命，后来成为迎接红军入川第一人。
母亲刘军的经历就更有故事性。她是山东莱芜人，姥爷是位私塾先生。妈妈考到济南的中学，读书期间接受了一些进步思想，就要参加抗日的八路军。可是，当时的部队不要女兵。实在不好安排，招兵的人只好说，你一个女的在部队不方便，要参加就得带一些人一起来。母亲二话没说，回去真的就发动了一批人一起来了。这下，让招兵的人大吃一惊。于是，母亲刘军成为莱芜地区第一批八路军女兵。后来，怀孕8个月的母亲还坐过日本人的监狱，受尽严刑拷打却不曾屈服，把孩子生在监狱里。
母亲是那种外表和性格看起来柔柔弱弱，骨子里却坚强无比的人。
终于，吴海洋如愿去了南海万山要塞一个7.9平方公里的小海岛，成为一名卫生兵。她回忆说，海岛以前甚至没有过女兵，从来没有出过岛的渔民孩子见到新去的6名女兵，甚至不知道该叫什么，犹犹豫豫喊她们“解放军女叔叔”！引起她们嘻嘻哈哈的一片笑声。
不过很快，有些人就笑不出来了。
这里远离大陆，食品蔬菜都要靠船运来，一周运一次，赶上台风，船来不了，岛上官兵就得吃压缩饼干，酱油拌饭。
还经常有不请自来的“观光客”。一天晚上吴海洋回到宿舍，室友们有的都已经安寝。突然她发现有什么东西正卧在她的床上，“啊！”她大叫一声，头发根都竖起来了。喊声惊醒了室友，原来是一条蛇正盘在吴海洋的床上睡大觉。喊声也惊醒了蛇，它极不情愿地慢慢爬起来，在姑娘们惊恐的注视下，爬了出去。
吴海洋不以为苦，自己不就是来自找苦吃的吗？
她中午不休息，去给战士们洗衣服，给他们唱歌跳舞，一起学文件。一周一次交通船运来的菜，要翻几座山去码头抬回来。本来女兵可以不去，男女都一样，女兵就不是兵吗？再说，这不正好可以练练肩膀吗？有时间也帮渔民运水泥，从船上到码头搭一条板子，娇小的身躯扛一袋水泥。走到板上一颤一颤，险些就要摔倒，她咬着牙，自己就是要行。
吴海洋是个有洁癖的人，谁坐她的床都不让。可是有洁癖的她却干起了连男兵都不愿干的活，挑大粪，浇菜。装满粪水的沉重的木桶，一晃一晃，粪水经常溅了一身。这些苦对她来说都不算什么，但有一种苦却让她难以忍受：想家！
经常自己一个人坐到海边的大石头上，望着大海的那一边。哪怕有一封家书也好啊。慢慢地，泪水就流了下来。
一天晚上，守备队首长说：“吴司令员要到守备队视察工作。”这消息让吴海洋激动得一夜未眠。第二天一大早就起来了，盼啊，盼啊！从早盼到晚，却没有任何消息。几天之后才听首长说起，那一天父亲来了守备队，但因为太忙，没有时间通知自己。吴海洋跑到山顶，对着大海泪如泉涌，大声喊着：“爸爸，爸爸，我想你，你为什么不来看我？”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在这个小小的海岛上，她经历很多个第一次：第一次学会了打针，不过第一针是扎在自己身上的；第一次学会了接生；还第一次学会了在众人面前讲话。
说起自己的这一点，吴海洋至今也奇怪：从小喜欢跳舞的自己，当众表演从不怯场，可是一到发言，就脸涨得通红，一句话说不出来。下来就懊恼，恨自己没用。连话都不会说，怎么能进步？慢慢地，终于张开嘴了。一年后回家探亲，跟爸爸妈妈滔滔不绝、绘声绘色地汇报部队的见闻。吴瑞林和刘军发现：女儿变了！这是军队大熔炉改造的结果。
就这样，在物质和精神的双重锤炼下，她成为了一个兵，而不是女兵。
这一年年底，她实现了人生中的一件大事：入党。
北京来了个“洋大夫”
十月的骄阳热力不减，崎岖的山路上，一支背着背包的几百人队伍正在行军。
这不是普通的军人，是一群军医，驻在山西大同的322医院的军医。吴海洋刚刚从北京301医院转到这所医院，也在行进的队伍中。
70年代，经过海岛当卫生兵的一段，吴海洋当医生的志向更加清晰，也确定了眼科的方向。
那个年代，是不讲究个人意愿的，父亲更是强调，一切服从国家意志，“我是一块砖，东西南北任党搬。”他把自己骨子里的东西毫无保留地都传给了儿女。吴海洋的大哥二哥都喜欢文史，可是考大学时候，都报了理工，因为这时国家建设需要的是技术人才。
“我从小就是听话的孩子，听老师的话，听家长的话。”
从万山要塞的卫生兵到成为第一军医大学的工农兵大学生，再到北京301医院，她终于成为一名眼科医生。不过，这次她分到山西却多少有些“发配”的味道，因为父亲“文革”中受到了“冲击”。
说也奇怪，已经成为一名军人了，却丝毫没有改变吴海洋骨子里的东西。她一到山西，全院就传开了：北京来了个“洋大夫”。
当下什么都敢穿的女孩子自然理解不了那时的环境。其实，那时吴海洋不过扎了两条花辫子，穿了一双跟不算高的皮鞋，戴了一副好看一点的眼镜，穿着讲究一点，仅此而已。
就是这些“而已”已经是当年合格的“小资”作派了，于是，人们关注着这个“小资”在拉练行军中的表现。
一天不停歇的几十公里终于走下来了。回到医院，吴海洋发现连袜子都脱不下来了——因为脚上磨满了血泡，血泡连成片，粘住了袜子。“也没见她一瘸一拐啊。磨得骨头都露出来了也没叫一声。”这与初来时形象上的反差，为她赢得了医院领导和同事们的尊重：到底是出身将军家的军人。
对工作很“革命”的吴海洋，对生活却特立独行。她不认为革命就意味着枯燥乏味，生活是五光十色的。父亲是工作起来不要命，海洋也是工作起来不要命。但是，“不要命”之外，海洋是什么都要：爱跳舞，爱做菜，做针线，会玩，也要穿好。
“同事谁毛衣不会织了，就问海洋去！”至今她仍然对自己的完美主义很得意。这一点又是直接得自出身诗书之家、当过老八路、后来又成为广州中山大学党委书记的母亲的潜移默化。
工农兵学员的那点知识，对于一名合格的眼科医生是远远不够的，其难度不亚于她父亲的“旱鸭子”下海。于是，白天悉心观察记录，补上缺失的专业训练，向有经验的医生请教；深夜12点，还在挑灯补课，啃厚厚的医学书。累了，就拿出一本文学名著，换换脑筋，也是一种学习，免得老被父亲说自己“没文化”。
慢慢地，在322医院，她实现了自己业务上的飞跃，名气也越来越大。
1978年夏天的一个中午，吴海洋正在宿舍午休，突然传来急促脚步声，“吴医生！快到院大门口看看，来了一伙人要见你！”只见医院门口，站着老少男女20多人，见吴海洋出现，一位80多岁的老爷爷一声令下，大家伙都跪在了面前，“是她救了咱家孩子！”
就在半年前，老爷爷牵着他20多岁、怀着6个月身孕、几近失明的孙媳妇找到吴海洋。“孙媳妇仅有的一只眼也快瞎了，寻死觅活，肚子里的孩子咋办？听说解放军医院有位好大夫能‘治瞎眼’。”经过检查，吴海洋确认患者得的是孔源性视网膜脱离，必须马上手术。当时，大同各家医院还均未开展此项手术。
北京的手术条件相对成熟，但老大爷一家去北京现实吗？一番心理斗争后，吴海洋还是决定，“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日夜兼程赶到北京，购买相关设备，为孕妇成功进行手术。一个月后，病人恢复了视力，带着将分娩的身子满意出院了。
作为一个医生，为病人解除病痛不过是分内之事，但却受到老百姓这样的“礼遇”，这在吴海洋心里产生的震撼是巨大的。
离开北京时，父亲曾送给她一支钢笔，让她开方签字用。这支笔是有来头的，是当年胡志明送给父亲的。现在，她忽然明白了父亲的深意，用这样的笔开处方，提笔千斤重，落笔重万斤啊。
从此，几十年的医疗生涯，她一直用父亲送的这支笔签字、开方。
泪眼中的光明
1995年，吴海洋成为北京武警总医院眼科主任，学科带头人。
因为在专业上的成就，吴海洋被评为“武警十大忠诚卫士”。具体时间，她只记得是儿子考大学那年。
也因为在专业上的成就，吴海洋在获得武警荣誉的同时，也成了一名全国政协委员。她的眼前为之一亮。
“说实话，作为医生，关注的领域是很窄的。以前只关注自己专业的事，但到了政协这个大家庭，视野一下子打开了，进了大世界，学会站在国家大卫生方面思考问题。”
“听委员们讲话就是一种享受，会感受到他们的胸怀，他们对国家的责任。”
从此，吴海洋也关心起新农合、农民工医疗保险这些平时不大关注的名词。
作为连续两届医卫界政协委员，吴海洋关注的也多是医疗行业的问题。只要一有医疗方面的调研视察、义诊活动，她都积极报名参加。两届政协委员，她一共参加调研20多次，提交提案30多件。
其中让她最有成就感的，是关于防盲治盲规划的一件提案。
“青光眼是不可逆也不易被发现的，但过去的防盲规划里，关于青光眼的细则却一直都没有。我建议能加上对青光眼的防盲细则。后来建议得到了落实。”
关注防盲治盲问题，跟她去西藏的一段经历有关。
1988年，国家残联组织第一批赴西藏白内障手术复明医疗队。吴海洋带领武警部队分队赴藏。到了西藏，高原反应刚缓过来，又遇到新问题：武警分队被安排在拉萨市人民医院工作，本来是来帮助病人的，可病人却不多，那还有什么意义？
与当地组织协商后，吴海洋和队友们主动下到附近林周县农场医院。在那儿完善手术室，开设了家庭病房。
“上午走街串巷到藏民家中换药，之后开始手术，晚上检查新的病人，连轴转。”一个多月后，武警分队成了赴藏几支队伍中完成任务最多、表现最出色的分队。他们给许多藏民带来光明。
离开林周农场时，出现了一幕“意外”。医院外的山坡上挤满前来送行的藏民，成百上千，手捧着洁白的哈达，口中喊着：“感谢金珠玛米！感谢亲人共产党！”
“我们走着走着走不动了，百姓高呼着：‘你们不要走，留下来，我们不让你们走！’当地干部为我们劝着藏民。走着挤着，我眼镜丢了也不知道。颈上的哈达多得没过了头顶！我们都哭了。”
泪眼蒙眬中，吴海洋依稀见到了“打江山”的父辈。一霎时，她似乎什么都懂得了，她懂得了父亲严厉下的慈爱，懂得了母亲慈爱后的坚强，懂得了父母坎坷曲折、波澜壮阔一生的全部意义。
泪眼蒙眬中，她觉得内心一片光明！
这光明，照着她从那时至今28年为民疗疾的路，照着她13年为民履职的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