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扶智”斩断贫困代际传递之根
“扶贫先扶智”、“教育是最根本的精准扶贫”、“扶贫的治本之策是教育”……23日，全国政协十二届常委会第十六次会议仍在进行。在小组讨论中，记者不断听到委员们关于“教育”的声音。在我国现行脱贫成效最为显著的开发式扶贫中，老人和孩子并不在列。但孩子，关乎未来，这一代人的贫困消除了，下一代呢？唯有“扶智”才能斩断贫困的代际传递，这是委员们的共识。
“近年来国家在义务教育，尤其是农村贫困地区义务教育上投入巨大。但基础教育领域还存在重硬件轻软件，重砖头轻人头，目中无‘人’的情况。”面对诸多问题，胡卫委员认为，贫困地区教育发展一定是一个综合的系统性问题，要解决这些问题必须依靠多管齐下。
徐一天常委十分赞成胡卫关于基础教育是“系统性”问题的说法。徐一天多次在不同场合提到，教育扶贫中要补齐“义务教育”的短板，要在农村贫困地区大力普及义务教育法，深化农村的基础教育改革。“要把国家现有的支持政策用好，在国家财政上进一步向老少边穷地区倾斜，不断提高农村教学质量，夯实义务教育这块‘基石’。”
清华大学原校长顾秉林常委在发言中回忆，有一次在清华园里遇到几个暑假来清华感受氛围的小学生，顾秉林祝孩子们有朝一日能考进清华。几个孩子都很开心，唯有一个小姑娘一直低头不语，询问之下，孩子的话让顾秉林迄今印象深刻。“她说自己的父母都是进城务工人员，初中就要回去农村读书了，更不要说以后考清华了。”
顾秉林坦言，让他震惊的不是孩子的际遇，而是这么小的孩子已经意识到自己跟周围同学身份上的不同，意识到教育资源的差异，以及会对自己产生的影响。怎样为这些农村贫困地区的孩子尽量在教育上“打开一扇门”？顾秉林提出，高教扶贫一定要精准，除了在高考招生中对贫困地区进行倾斜，还可以在大学中实施专项计划，对农村贫困地区品学兼优的学生进行破格录取，清华大学的自强计划就是这样为寒门学子圆了“清华梦”。
考上大学的孩子，国家固然要应保尽保，然而在中国能考上大学或者破格录取进清华的毕竟不是多数，那些初中毕业或者高中毕业的孩子呢？这也是委员们呼吁加大贫困地区职业教育发展的初衷。
“加强贫困地区职业教育发展，重点要培养学生专项能力，建议为贫困家庭子女提供为期一年的，初中后或者高中后的免费职业教育。”赵晓勇常委认为，这可以为孩子们走上社会或者继续接受教育提供一个过渡期。
职业教育同样也是徐一天提到的教育短板之一，他建议要把职业教育放在跟义务教育一样的重要地位，消除职教生在择业方面的不合理限制。“职业教育还要和地方特色产业相结合，放开专业设置管理，按照社会需求灵活安排培训。”
无论义务教育、职业教育还是高等教育，委员们认为只要给孩子们提供接受高质量教育的机会和平台，这些贫困家庭的下一代一定会还给社会一个崭新的未来。
扶贫开发要做细做实做精——听听委员心中的扶贫故事
“要把扶贫工作做得更实、做得更细。”在全国政协十二届常委会第十六次会议第六专题小组的讨论会上，多位委员用自己亲身经历，发出这样的呼吁。
3天前，全国政协常委、民盟中央副主席徐辉刚从青海玉树藏族自治州、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等地调研归来。在那里，几个移民村让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在格尔木市长江源村，由于当地政府的积极作为，“村容整洁，村民精气神也足。当地一家移民搬迁户，住着花几十万元盖起的小楼房，里面设施非常好。”但当调研组随机走进旁边一个村中，却看到另外一番景象。“反差特别明显。”调研组的成员们与村中的百姓交谈得知，这个村子是从几百公里外的玉树搬迁而来的,在行政意义上仍隶属于玉树州管辖区，但移民村的地理位置却在格尔木。“好比一个孤岛，由于管理体制尚未理顺，当地政府没有责任为他们解决问题，他们的诉求也无法反映。”
对移民后涌现出来的新问题，全国政协常委、社会和法制委员会副主任王旭东也深有感触。
几年前，他去陕西省蓝田县调研，在一座2600多米的山上，本应按照要求退耕还林的地方却依旧被一块块开垦出来。山脚下就是给这些曾经住在山上的人们建好的搬迁房。但是，后来这些人又搬了回来。问及为何要重返山上，“在山下怕受人欺负。”老乡坦言。后来经过王旭东更详细地了解，“当地在安排移民搬迁时，将原本住在山上的人们拆分安置，有的一个村安排山上的一户。”没有了熟悉的邻居，也改变了生活的环境，初下山的人们很难融入新村中的生活。
“我们的精准扶贫不是孤立的，制定措施时要与当地经济、社会、文化等紧密地结合起来。要把精准扶贫建立在政府部门、对口援助企业、地方等日常工作的对接上，做细做实。”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政协港澳台侨委员会副主任赵阳说出了很多人的心声。
2014年，他曾到新疆调研。在了解到当地开展的“访民情、惠民生、聚民心”活动后，至今仍赞不绝口。“这是将工作做细致的典范。”
据悉，从2014年起，新疆在全疆各级机关及建设兵团抽调20万名干部，开展为期三年的“访民情、惠民生、聚民心”活动。每年抽调7万余位干部，全部下基层一年。每个工作队进入一个社区或者乡村，大概七八人，其中有一名是会维吾尔语的。他们就在村中和当地人同吃同住，走访交谈，从事劳动，了解到许多最基层少数民族的需求。
“不要把这样的活动单纯认为是新疆的活动。”赵阳说，通过深入了解情况，建立常态化的机制，应在精准扶贫工作中有所借鉴。
此外，徐辉在发言中提到，在和当地牧民交谈过程中，“问及是否知道扶贫政策，很多牧民听不懂，也听不进去。”他呼吁，“如何将扶贫政策语言转化为当地人听得懂、记得住、便于理解和操作的语言非常重要，这也需要很多细致的工作。”
多方“携手”需注重“软建设”
在23日举行的全国政协十二届常委会第十六次会议小组讨论中，多位常委、委员提出，当下，扶贫事业要大力发挥企业、社会组织的力量，构建其发挥作用的制度政策和社会环境。
“企业力量不仅是政府、社会组织的补充，更是扶贫开发当下乃至长远的重要力量。”全国政协常委、上海市政协副主席高小玫的观点，让与会委员们频频点头。“企业除具有强大资源，财力之外，企业家的创新和效率特质，有利于脱贫攻坚经济和社会目标的实现；同时，除了积极捐助资金，各种项目开发、教育援助等都是为贫困地区建立‘造血’功能的重要保障。”高小玫说，需要提高认识，将企业力量作为与政府责任、财政资金并行的扶贫力量。
全国政协委员、山西省政协副主席刘滇生曾参与过许多扶贫工作。他在调研中发现，没有科学的、有针对性的扶贫规划是扶贫工作的软肋。他建议应让专业团队主导，充分发挥有关企业技术先进、建设规范、运营管理科学、投融资有效的综合优势，采用集资、融资如PPP、BOT、TOT等模式全方位提升扶贫地区生态环境状况。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副理事长甄砚将注意力放在推动社会组织参与问题上。她深切感受到社会组织在近年来已成为全面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力量，特别是在配合精准扶贫攻坚战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截至2015年11月底，全国社会组织已超过60万家，2015年公益支出超过300亿元，有1095.9万人次在社会服务领域提供了志愿服务，正逐步构建从基本生存需求与长远发展需求，从硬件改善到软件改变，从必要输血与主动造血紧密结合的扶贫体系。”
在全国政协常委、中国侨联副主席李卓彬看来，未来挖掘发挥侨界资源优势也是发挥企业和社会组织作用的重要方面。“中西部地区市场广阔、劳动力充足及发展潜力巨大等优势不断显现，完全可以更好地打好‘侨’牌、用足‘侨’缘，东西联动、为对口帮扶提供契机。”
农民工是农村脱贫的希望
“农民工是农村脱贫的希望所在，解决好农民工问题对中国农村脱贫具有战略意义。”在全国政协十二届常委会第十六次会议小组讨论上，丁金宏委员的发言引起了在座不少委员的共鸣。大家认为，应多措并举促进农民工就业创业，融入城市。
丁金宏说，要缩小城乡差别，减少农村的绝对贫困，必须推进进城农民工落户。他建议大力推进非农产业特别是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向中西部扩散，为户籍制度改革提供良好的就业外部条件，促进中西部农民工就地转移就业并实现城市化。“打工一户，脱贫一户”，杨志明委员认为，大批新生代的优秀农民工技工能够成长为时代不可或缺的新工匠，他呼吁对新生代农民工就业创业实行“两免两补”，即免除增值税、行政收费，对他们参加职业培训和社保进行财政补贴，将他们打造成为现代产业工人。
今年4月，马大龙委员曾跟随全国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调研组就“推进农业人口就业与有序转移”进行调研。马大龙建议农业人口就业和有序转移工作应与城乡一体化统筹推进，同时加强职业培训力度，着力稳定和扩大农民工就业，并结合产业扶贫加大对农民工返乡创业的支持力度。
人脱贫了，厕所也要“脱贫”
“5月初，我参加了全国政协在湖南十八洞村的调研，当时我很震惊，村民家的厕所真的是‘进不去、出不来’，臭味熏天，全村几乎没有一个像样的厕所。”6月22日下午，在全国政协常委会议第五小组讨论会上，南存辉常委讲述了他跟随全国政协“武陵山片区精准扶贫工作”特邀常委视察团赴湖南十八洞村调研的经历。
湖南省花垣县排碧乡十八洞村地处武陵山片区中心地带。2013年11月3日，习近平总书记的到访考察，让这个默默无闻的苗族山寨受到外界广泛关注，越来越多的观光、旅游人士的到来，催生了当地农家乐形式的观光休闲游。“南存辉说，农家乐带动了当地旅游经济的发展，村民也逐渐富裕起来，但是临走时去厕所的经历却让他对这个村庄的“脱贫”久久不能释怀。
“那天临走，因为村里唯一一个还算不错的厕所在排队，我就让一个村民带我去附近上厕所，进去以后，我就被吓到了。”南存辉说，这样的如厕条件，也让很多愿意住上一宿的游客“望而却步”，直接影响的就是村民的旅游收入。“如果经济发展起来了，结果把环境污染了，那可得不偿失。”
朱永新：精准扶贫，不仅仅是农村的事儿
在6月23日的全国政协常委会议专题分组会上，全国政协常委、民进中央副主席朱永新呼吁，精准扶贫不能只重视农村，而忽视了城市。
目前，在很多人看来，扶贫基本上相当于“扶农”，而城市贫困人口的脱贫少有提及。“城市本身就有贫困人口，比如低保户、残疾人家庭、失业家庭等等，这部分人的脱贫问题也需要关注。”朱永新表示。
朱永新呼吁关注城市流动人口。根据国家卫计委公布的《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5)》显示，截至2014年底，我国有流动人口2.53亿，其中大部分是农村打工者。“流动人口为城市建设做出了巨大贡献，但因为不少城市落户门槛高，他们并没有享受到教育、医疗等均等化的公共服务，他们当中有一部分由于疾病等各种原因致贫。”
城市流动人口亟须培训、提高自身素质。“可目前城市的继续教育机构一般不对农村打工者开放。应加强城市继续教育供给侧改革，更多地为流动人口提供服务，比如在周末或晚上有的放矢地为他们提供相关的培训课程，让他们在闲暇时也能充充电。”朱永新还呼吁，国家采取措施，推进城市公共服务均等化，让符合条件的农村打工者在城市落户，让其本人或子女能够平等地享受医疗、教育等公共服务，减轻他们脱贫的压力。
精准扶贫最需要的不是“输血”，而是“造血”，“造血”的关键是人，而且是带头人。凡是扶贫工作开展得好的农村地区，都有带头创业致富的能人，这部分人一般属于“乡贤”。“乡贤大都有文化，视野开阔，思维灵活，有创业激情和担当精神，是精准脱贫的优质人力资源。”朱永新表示，应重视乡贤，为乡贤回乡创业提供良好的环境，激发他们更大的扶贫热情。
“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精准扶贫不能总盯着物质帮扶，关键还是要‘以人为本’啊！”朱永新的一句话道出了委员们的心声。
道德调节 扶贫中不应忽视的力量
“这段时间，我一直在基层考察扶贫。看的地方越多，就越纠结于一个问题：为什么有些地方会出现返贫？为什么有些地方会不珍惜政府的扶贫？”23日上午，在常委会第二专题的讨论现场，厉以宁常委用这样一段自言自语的开场白，将与会常委们带入了深深的思考中。
“我认为市场和政府在扶贫工作中的力量都是有限的，在扶贫中，还存在着第三种调节，那就是道德力量的调节，这是最容易被忽视却又是最不应该被忽视的。”厉以宁直言。
在厉以宁看来，政府扶贫作用得不到充分发挥，和农村存在的红白喜事大操大办、懒惰、赌博等陋习有关。这些根子不除，怎么扶贫效果都是有限的。“要让农村的风气改观，应充分发挥村干部的带头作用，发挥道德的力量，这是扶贫攻坚，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
“我特别有同感。”田玉科常委接过话题。“如果不能充分调动起贫困主体的主观能动性，‘靠着墙晒太阳，等着你来送小康’就会成为常态。一定要发挥村干部的作用，调动贫困村民的脱贫积极性，让他们有对于美好生活的追求和向往，让他们把活力焕发出来。”田玉科认为扶贫不能只一味发补助、给东西，可以以奖代补。同时还应加强贫困地区的教育培训，改变贫困地区百姓愚昧迷信的现状，发挥道德在扶贫攻坚中的重要作用。
冉霞常委认为，扶贫攻坚要抓住重点。而贫困人口的主观能动性问题，就是扶贫工作中的根本性问题。“要教育引导，要让村民热爱生活、尊重生命，让他们有风险和责任意识。大包大揽不应成为政府在扶贫工作中的常态，发挥道德在扶贫工作中的调节作用，扶贫工作才能事半功倍。”冉霞表示。
刘长铭：乡村教育的意义已远超教育扶贫本身
23日，在全国政协十二届常委会第十六次会议小组讨论上，北京四中校长刘长铭常委讲起了他在河北保定石家庄等地乡村学校调研的情况。
“很多委员提到贫困地区师资和办学条件的匮乏。但我们去的那所学校，通过各方面支持，师资力量非常充分，教师整体平均月薪达到5000元。”但教育行业出身的他还是观察到一个细节：在教师办公室里，所有的办公桌都是“干干净净”，除了烟灰缸和简单教具，连一本书籍都没有。
刘长铭感慨，有些乡村教师只是为了授课而授课。但中国的乡村教育已远超出教育本身，除了扶智，他们还关系着乡村文明文化和乡村社会的重建。
“乡村教师是乡村教育的唯一主体。在长期不稳定和落后的工作环境中，可能有些乡村教师的热情已被消磨，但只要通过有效手段和政策途径重新激发他们的潜能和智慧，乡村教师群体一定会发挥他们不可替代的作用。”刘长铭解释道。
刘长铭回忆，我们学校的老师20多年前都有过支教经历，“当时都刚从学校毕业，并不知道乡村的孩子们需要什么，也不知道怎么给予适合他们的教学方式，孩子们能从支教老师那里得到多少？”从这个角度，他还是在表达，在乡村教育中要依靠本土的乡村教师，有针对性地提高他们的教学能力，并通过对乡村教师的通识教育的培训，让他们成为乡村新文明生活的建设者、倡导者和传播者。
可话说回来，乡村教师不是“圣人”，不能要求他们仅凭热情和情怀，不求回报地付出，乡村教师待遇“不留人”成为委员们多次提到的“硬伤”，刘长铭建议交给市场，用“购买方式”去解决教师流动问题。“尤其现在二孩政策之后，教师队伍的短缺问题日益凸显，应该尝试建立一个允许教师人才‘购买’的平台，用市场方式去体现自己价值，而不是去挖优秀乡村教师的‘墙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