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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印工匠”张国维

中国政协网    www.cppcc.gov.cn    日期:2016-06-21    来源:人民政协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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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政协委员,张国维觉得有责任把热心和快乐带给身边人。虽然很忙,即使一个普通的邻居找他刻印,他都会满口答应下来,熬到半夜也要把活儿干完。“凡事要先反思自己。如果你捧给别人的是鲜花和爱,别人会拿刀和剑指着你么?”

 

夏日的风,一点点穿过小院,红的是门,绿的是轩窗。光点如麻雀,在地面方砖的纹饰里跳跃着。一丛颀长的修竹在风中频频向来客致意,发出“哗、哗”的声响。张国维低着头,手上摩挲着一方前日刻好的印章,内容是一个渔夫心满意足地挑着刚捕到的鱼回家。

 

这名栩栩如生的渔夫和张国维一样,是个容易快乐的人。但一位朋友过目后,说这方印应该叫做“得鱼忘筌”。“就叫这个吧。提醒我们凡事不能忘本嘛!”给记者讲这段小插曲时,张国维漫起一脸阳光,有童真,也有满足,很难与他严肃甚至刻板的文物鉴定工作联系起来,更难以与这个三代治印传人的身份联系起来。记者不禁心生一问:这阳光从何而来?

 

“谁说治印的人不读书?”

 

名动京城的南昌汉代海昏侯考古展在首都博物馆展出后,佐证墓主海昏侯刘贺身份的“大刘印记”引得人们的好奇。

 

在首博,张国维边参观边感叹:一方旧时的印章凝结着多少工匠的艺术思想,浸透着多少工匠认真劳作的汗水!

 

是啊,一枚小小的印章,却携带着久远历史的印记。他记得一次到北京郊区挖掘的明朝大墓现场,发现墓主人的骨头都没了,但一个印章却还完好无损地躺在墓穴的一角,人世间的一切风尘和动荡都没能惊扰到它。

 

这是金石的力量,却又不仅局限于此。荀子《劝学》道:锲而不舍,金石可镂。一枚好的印章得花多少工夫?在张国维的工作室,他示范给记者看,先写出若干个印稿——刻出来——打印拓——刻制边

 

款。“我刻一个字和用电脑敲一个字的速度几乎一样。”张国维一语双关,既形容自己刻印之速,也形容自己对电脑打字之拙。尽管常常有耐心刻印到三更,但对现代化的计算机,他却是个着实的门外汉。

 

这里正是以出售文房四宝闻名的北京琉璃厂一条街。读书毕业之后,张国维转到专业文物单位工作,从事文物鉴定工作至今。然而从祖父手中传下来的治印技艺,令他出生时就“自带光环”,每年都有几百方印章在他手里诞生,人们反而忽略了他文物鉴定的主业。

 

话又说回来,不管岁月和人事如何交织,这条街的世情百态却好像并没太大变化,张国维时常走着走着,就会“穿越”回到祖父的那个年代。

 

张国维的祖父张樾丞是清末篆刻大家,人称“铁笔圣手”。他不仅刻有“宣统御笔”、民国总统的印章,在鲁迅日记中,多有提到与“同古堂”主人张樾丞因治印而产生的交集。在那时,不仅鲁迅,张大千、溥儒等名流贤达,也是张樾丞的座上宾。

 

1935年,张樾丞编辑出版的《士一居印谱》里,收录了他1935年前所刻的部分印章,虽然只是部分,却因多是名人,而被人称为“半部民国史”。

 

张国维听父亲讲,祖父负笈到京,成为名满京华的治印大家,业余的时间都用在钻研技艺和读书上。这种传承不仅影响了父亲,也熏染了张国维。

 

一块石头、几把刀、一灯如豆在案头。30余年如一日,其实张国维的工作世界和祖父并无二致。在他眼里,一枚好印章至少需要“三好”:好石头、好印文和好作者。

 

慕名而来讨要印章的人并不少。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期间,确认奥运会徽的“罗格之印”即出自张国维之手。有些人自然觉得这是件了不得的事儿,张国维却云淡风轻,他说不管给达官贵人还是平民百姓刻印,他倾注的心血一样多。只要刻刀和金石碰撞的沙沙声响起,他就如进入禅定之境,心静如水,甚至连求章者是谁都忘记了。

 

“同样刻印,有些人用的是手,有些人用的是心,创作贵在独创和个性化。”有件往事:上世纪80年代,画家刘海粟请他当场治印,当朴拙老到、古意盎然的印章出现在众人眼帘时,尽管亲眼目睹,众人还是不能相信作者就是眼前这个年轻人。

 

一个年轻人,能将印刻到大画家的心坎上,这并非偶然。在北大中文系求学时,张国维常常漫步于未名湖畔,学术大师们耐得住寂寞、认真治学的境界常在他脑海里碰撞。

 

张国维有位关系不错的邻居第一次来串门时,被他家里一墙的书惊呆了,“国维,你怎么攒了这么多门类的书啊!”

 

他毫不客气地反驳道,“如果一个厨师都不知道什么叫葱,怎么知道菜里要放葱花?”

 

他的意思是,治印要运应到的艺术门类多,需触类旁通、博采众长。比如,文字、书画、历史和建筑。一次,他与一名古建专家聊天,谈到陈从周先生写的一本园林的专著,对方有点儿惊讶,“陈从周的书你也读过?”

 

“谁说治印的人就不读书了?”对于人们的惊讶,张国维常常心有不服。职业给人的观感总是平面的,并不能代表一个人灵魂的厚度。“我相信不管什么职业,每个人的内心都是丰富的。”张国维信手拈来法国小说《刺猬的优雅》里女门房米歇尔太太的例子。

 

一把铜墨勺的高贵

 

“爷爷在琉璃厂有几家店。”除了祖父治印的严谨外,张国维从小到大听说最多的,就是这句话了。但他并没沾到什么光,出生时祖父已经去世,经历“文革”的一次次抄家后,家徒四壁。

 

父亲给他最大的教诲是要朴素地生活。7岁时,张国维就学会了自己洗衣服。还记得上世纪90年代,一次参加书画笔会,白雪石先生画画,张国维负责补大印。

 

在茶歇交流时,白雪石说,“我像你这年纪时,那时条件真是艰苦。”虽然不是同辈人,但张国维心有戚戚焉,“我上学时穿着的衣服也是补丁摞补丁。”

 

在张国维书桌上,有一把用了近30年的铜墨勺,至今仍旧不离不弃。

 

上世纪80年代,他刚到单位工作不久。一天下班,不远处一个坐在小板凳上的中年人看见他就起身,轻轻地说,“我这儿有块石头,你能不能帮我刻了?”

 

这个人穿着棉袄,前襟和袖口磨得又脏又亮,张国维常见到他,是住在附近的一个邻居。

 

这人显然是专门在这儿等他,但说话时已经拎起了小板凳随时准备离开,做好了被拒绝的准备。张国维并没拒绝,说,“您想刻什么,给我写下来吧,下周的今天我给您。”

 

“我原先在这条街上经常看见你爷爷,只是离老远地看着,他要么出门送客,走路像一阵风一样。”老人家喃喃自语。

 

一周过去了,青春欢快的张国维像往常一样骑车下班。出来时看见这位中年人仍旧裹着棉袄在原地等他。张国维递上刻好的印章,说,“我给您配了一只盒子。”说完要走,中年人却突然按住他的车座,说,“等等,我送你个小礼物,我是个钣金工,我给你打了个铜墨勺。”映入张国维眼帘的,是一把制作精美的铜勺。

 

许多年过去了,作为北京市西城区政协委员,一次在跟政协做调研的时候,张国维又见到这位老先生。90多岁的老先生一人坐在街口一张竹躺椅上晒太阳。在众人不解的目光中,张国维从口袋里掏出一枚印章走上前问,“您还认识我吗?”

 

“记得记得,但我这身体已经不行了,没法做东西跟你换了。明年你再来,可能都见不到我了。”老先生的眼睛潮了。

 

追上政协的队伍后,张国维把这个故事讲给委员听,人们哑然了。有人告诉他,在这一带,这个老工匠被不懂事的孩童们戏称作“老脏猴”。但高贵的人格深植在老人内心里,却没有人能看得见。

 

那把铜墨勺,张国维会一直用下去。是提醒,是鼓舞,也是砥砺……

 

最好的作品永远是下一部

 

“天姿颖敏,英年好学,篆刻治印,艺林蜚声。”第七、八届全国政协委员、已故历史学家史树青这样评价张国维。

 

2005年,张国维成为宣武区政协委员。对于政协,他有着天然的感情。张家最早与政协的渊源,可追溯到半个多世纪以前。这还要说到张国维的祖父张樾丞。现在陈列在国家博物馆里的新中国开国大印,就出自张樾丞之手。

 

1949年6月,全国政协筹备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举行,周恩来将办理国印之事交给了常务委员会副主任陈叔通,陈叔通指定副秘书长齐燕铭具体经办。由于治印技艺超群,经齐燕铭的推荐,垂暮之年的张樾丞参与铸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之印”铜印。

 

在艺术造诣上,张国维得益于文博界老一辈文化名人的提携,不断进步。然而,相较祖父那时名人出入的客厅,张国维觉得自己更像是个“开门诊部”的,什么样的客人都有。有时要给希望看到“国维刻印”的人做演示,但他也喜欢在金石世界之外,从别人口中了解到的鲜活世界。

 

他曾听老人们讲,当时为祖父送葬的人群,队首都走到虎坊桥了,队尾还没出琉璃厂。祖父是个什么样的人?仅仅是一个有名气的老匠人吗?他开始找历史资料,凡是有记录祖父的,哪怕一段、一行字,他都要买回来。于是,从老人们的口中,从零碎的典籍中,一个热情、达观、乐善好施的老人的形象丰满起来。

 

张国维不知道,这些家传早已融在他的血液里了。在微信圈里,常有负能量的消息占据屏幕,片面地影响着人们的思想。作为政协委员,张国维觉得有责任把热心和快乐带给身边人。虽然很忙,即使一个普通的邻居找他刻印,他都会满口答应下来,熬到半夜也要把活儿干完。“凡事要先反思自己。如果你捧给别人的是鲜花和爱,别人会拿刀和剑指着你么?”

 

当了十几年政协委员,张国维关注最多的是老北京街区的保护。菜市口有个“烂漫胡同”,路西现在还有一个朱漆大门,是民国时期著名篆刻家、时任北京女子师范学校校长姚华的老宅子,张国维常在那宅子门口徘徊,脑子里回味着《城南旧事》的片断。

 

“存在就是活着的记忆。”他多次参与旧城保护的调研,每次调研都带着对老北京的热爱。在这片热土上,他看到的不仅是童年的记忆,更多是旧时光里那些认真做事、受人尊敬的人们。

 

延续400多年的厂甸庙会由于文化气息浓郁,参观者甚众。琉璃厂1公里长的街道,一天的人流量竟达几万人。由于四周都是小胡同,存在着很多安全隐患。他在向区政协提案的同时,还找到了当时的全国政协委员舒乙先生,想请他通过全国政协的渠道进行呼吁。后来经过多方协调,厂甸庙会异地改迁得到了圆满解决。

 

由于在文物单位工作,更加了解长城的历史和问题,市政协组织关于长城保护的调研,他也报名积极参与。“万里长城不仅仅是一块块砖垒起来的,更有着历史文化和诸多可研究的课题。”张国维由此想到他编辑《金石字汇》时的过程———历经数个寒暑,字字要求究稽,无鼓乐无鲜花。从事篆刻工作也是如此,从刻到钤印出拓片,无一不是良苦用心之结晶。

 

大国工匠,世代传承,生生不息。张国维随手拿起旁边一架德国产的徕卡相机说,“许多相机都是四个螺栓,但徕卡的一定是六个螺栓,中间很小的距离也起来要再加两个。”他还曾买过一方旧的砚台,质地上乘,手摸上去就像缎子一般光滑。他笑说,夜里起来上厕所时,都忍不住要摸一下这方砚台再去睡。

 

当别人问到最满意的作品时,张国维永远说是下一个。他希望自己刻的下一个印章,品质也像手里的这方旧砚台一样,即使人们在睡梦中也会惦记。

 

张国维简介

 

北京市西城区政协委员,第九届全国青联委员,中央国家机关青联委员,首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其祖父张樾丞为著名篆刻家,父亲张幼丞为京城金石治印名家。张国维12岁起操刀篆刻,30余年的艺术生涯中治印万方,其中不乏知名学者和国家政要的印章,现为北京市文物局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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