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匠，灵巧，巧妙；匠心，指能工巧匠的心思。唐，王士源《〈孟浩然集〉序》：“文不按古，匠心独妙”。明，胡应麟《诗薮·古体中》：“两汉之诗，所以冠古绝今，率以得之无意。不惟里巷歌谣，匠心信口，即枚、李、张、蔡未尝锻炼求合，而神圣工巧，备出天造”。
2016年政府工作报告首次明确提出，要培育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增品种、提品质、创品牌。一时间，“工匠精神”成为舆论热点。
从形形色色的“德国制造”到日本的马桶盖，从传代收藏的瑞士表到荷兰的“王室供应商”，当这些国外名品冲刷着每个人的“朋友圈”时，“工匠精神”和“匠心”的及时涌现，仿佛是我们这个古老民族的深邃生命吼出的丹田之音。匠心，是真正需要从每个中国人内心唤醒的睡狮！
在人们固有的思维中，工匠是一种机械重复的工作者，但实际上，工匠有着更深远的涵义。工匠精神，是一门手艺，是一种品质，是一份专注，是一份严谨，更是一种态度；匠心必须具有坚定的目标，并且愿意为目标不断的坚持。专注的目的是要将产品做到极致，而所谓极致也是一种自己与自己较劲的过程，永远行走在不满足现状、追求独具匠心的路上。
并非中国人崇洋媚外，那些来自国外的奢侈品或者日用品，真正让我们折服的，是产品背后的高贵匠心。当下，用“工匠精神”打磨“中国制造”，意味着精益求精、精雕细琢，意味着专业与敬业，更意味着对规则、规矩的尊重与恪守，对高品质产品的责任感与自豪感。
实际上，对于匠心的坚守，是古老中国的传承，也是我们原本就温柔敦厚的根基。曾几何时，世界一致敬仰与倾慕的是我们中国人的匠心。再次追寻这种精神，就是要实现三个转变：态度转变，把“将就”变“讲究”；技术转变：把“制造”变“智造”；产品转变：把“产品”变“精品”。做到了这三个转变，也就实现了“工匠精神”的回归。
从古至今，所有不可多得的臻品，背后都隐藏着专注、技艺和对完美的追求。这是一种情怀、一种态度、一种信念、一种精神！今天，我们需要保留最珍贵、最引以为傲的传承。坐而论道不如起而行之，践行“工匠精神”，首先要将其融入工作实践中。本期我们采访了三位政协委员，请他们回顾匠心精神的历史脉络，探寻匠心精神的当代传承，以及他们各自平凡岗位上的匠心闪光。他们的故事告诉人们，在一切讲求效率、减少成本而尽力获得利益最大化的时代，我们需要这样的始终如一。
潘鲁生：守护我们的匠心文脉
那是全国政协在乌蒙山区的一次调研。越往大凉山深处去，目睹的地形地貌和生活日常，越发令人感知山民生活之简陋和不易。就是在这里，调研组成员、全国政协委员潘鲁生注意到一群皮肤黝黑、埋首制作漆器的老艺人。
“他们手艺精湛，神态特别专注，有种精神上的富足感。”彝族漆器在当地一个家族整整传承了19代人，漆器的材质制作、绘画工艺和雕刻技法都被完好地传承下来。有那么一瞬间，漆器表面精美的纹饰和周围的赞叹声，几乎使潘鲁生忘却了这是地球上一个尚未脱离贫困的角落。
“这些老艺人也是文化财富的创造者呀！他们在艰苦的生活里帮我们守住了民族文化一支活态的文脉。”30年来，对天南海北多项民艺的生存状况进行着摸底，潘鲁生一次次对坚守的人们升腾起浓重的敬意。
好工匠总是寂寞的。炼成一颗匠心谈何容易?它的内涵极简单又极饱满：用心、专心和耐心，精心、细心和恒心……
“历史上大国工匠主导社会技术创新，是民族文化精神的重要支柱。随着社会转型和文化变迁，传统工艺濒危，部分品类面临存亡绝续困境，工艺载体失落，乡愁无处寄托，精工工艺市场缺失，出现了国人对国际手工奢侈品趋之若鹜等现象。”潘鲁生慨叹。这一次，希望之火在眼前雀跃着：大凉山的老艺人们身边已带有“小跟班”，犹如暖暖的春风吹进深山，细嫩的幼芽正萌发生长着。
哲学家们总爱说，世上唯一不变的是变化。的确，传统的工艺样态、技法以及赖以依托的风俗习惯、生活载体等都在发生变化。但在潘鲁生心里，有的东西是不会变的。
这次，闻听记者的来意，他爽朗一笑，“你还不知道吧?我们学校的校训就是‘天工开物，匠心独运’。”这个校训的提出者便是潘鲁生。在教学中，他一贯倡导学生在尊重规律、顺应自然的基础上创造运思、精工实践。山东工艺美术学院2015届毕业生们不会忘记，校长潘鲁生给他们的寄语是“争做大国工匠”。
“无论民间符号元素的取用、传统工艺的转化，还是民艺母题的衍生发展，都离不开深层次的认同尊重、体验和实践，而匠心文脉是基础和根本。”可喜的是，师生们的大量设计创意成果中也的确体现了这样的工艺匠心。
几十年浸润在手工艺世界里，潘鲁生自有一种安静的气场。他戴一副黑框眼镜，喜欢穿传统中式服装，讲起话来慢条斯理。然而每送走一批毕业生，看着他们青春勃发的脸，都会勾起他对自己学艺生涯的回味。青年时与手工艺结缘，令他汲取了最丰富的营养。大到中华的造物文脉、工艺之道，小到每时每刻专业敬业的心境、坚守坚韧的品格，都滋养着他走向成熟。
刚接触民艺时，他并没想到自己会一辈子干这个。随着下乡调研机会的增加，和民间艺人同吃同住，潘鲁生逐渐走入了一个光芒四射的大宝库。民间艺人的作品在制作过程中特别讲究程式化，可呈现出来的结果却充满个性，寄存着独特的感情。在他看来，这是一种敬业的精神，是从骨子里透出来的性情。
“民间艺人的敬业不是讲究崇高，他们自觉性特别强，对手艺很敬重；出于谋生需要，人们都会自重，这是一种自发的状态。”潘鲁生认为，过去的民间手工艺品串接起来的还是人与人之间的感情，也很少出现假冒伪劣产品。
有人说，道理很简单，因为那时人工不值钱啊。对此，潘鲁生不能苟同。“过去人们的生活圈子相对较小，大家彼此都很熟识，一般手艺人也是大家伙儿的亲戚或者邻居，谁去骗人呢？还是因为内心有诚信啊。”
当一个人真正走入一个领域，就会对它产生感情。上世纪70年代，潘鲁生在山东一家工艺美术公司当学徒，跟着老师傅手把手地学习工艺制作方法、体验技艺从生涩到娴熟的过程。这段经历日后之所以令潘鲁生难忘，就是因为在技艺和能力之外，培养了他专注精细的做事规矩，养成了保持心静的状态、精致的态度、工巧的精神，也磨炼了坚守传统与探索创新并行的胸怀和勇气。
“‘徒”就是徒劳，当学徒就是白干活儿。”年轻时，潘鲁生常常听到这样的说法，身边也有人因此而放弃。但他的理解是，前辈之所以这样说，是为了让一个刚入门的学徒以诚服虚心的状态，不打折扣地去劳作、去学习、去体会，得到身心的全面教养，也是从根本上树立对于劳动的专业、敬业态度和精神。习得这些精神素养的过程，就像经过人生的一个隧道期，经过磨炼，把内在美好的品质磨砺出来。
而今，他正把这笔财富传授给学生们。“如何认识手艺、怎么看待手艺、怎样把这支亘古不息的造物文脉传习下去，是我们这代人义不容辞的文化责任和使命。”
对于毕业生的优秀设计作品，潘鲁生也会贴在博客上，并且做出点评。“严格地说，它们的最终表现形式是‘艺术作品’而不是‘批量产品’。”潘鲁生认为，如今高等教育强调内涵式发展，国家重视新常态下的文化建设和创新发展，学校更应该共同努力让数千年传承不断的匠心文脉发挥应有的作用。
今年全国两会后，人们普遍开始关注工匠精神，这令潘鲁生欣慰。“我们弘扬工匠精神，首先要内求诸己，自信自强，温故知新，守护我们的匠心文脉，实现文化的传承并弘扬光大。”他说。
对于民艺的田野调查，潘鲁生表示还会继续下去。在他眼中，活跃在田野之中的“抢救”、“保护”，比单纯的书斋式学术研究更有意义。
朱星：师者匠心
全国政协委员朱星的电脑里至今保存着一个名为“我和我的学生们”的文件夹，里面存放着20年来他给学生们拍的照片、与学生们的书信往来。
1996年，从德国萨尔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在母校北京大学做了9年研究工作后，朱星站上了讲台。
他讲授的《固体结构》专业选修课被安排在每周一上午的三、四节。9点20分左右，当朱星带着教案往北大三教去时，正好会碰上转场换教室赶下一堂课的学生流。清澈微微有些刺眼的阳光打在这些充满求知欲的青春面庞上。朱星说，他被那幕深深地打动了。“既然选择教师这一职业，就要发自内心地热爱这些莘莘学子，尽自己的所能帮助他们成长”。
重新回到讲台，被青春的生命朝气打动的朱星，在心里同时暗暗做了两个小决定：一是要为自己教过的每位学生留张青春的回忆；二是要像父母亲那样，做一个学生课上课外都喜爱的老师。
朱星出生在教师世家，父亲朱兆祥曾协助钱学森先生创建了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任教中国科技大学，为宁波大学首任校长；母亲任教中国科技大学英文系。
为了能用学生更易懂的语言和表达方式上好课，父亲朱兆祥当年曾亲自刻钢板蜡纸，自编教材分发给学生们。朱家几兄姊至今仍保存着好几箱父亲当年编印的各种教材。母亲对学生既严格要求又关爱细微，每次批改作业后，都会帮助学生分析出问题的原因所在，并指出改正的方法。
如何将要讲授的知识用学生易于接受的思维脉络和逻辑传授，如何通过课程设计的互动触发学生思考，如何在鼓励学生的同时，帮助学生养成可能惠及一生的良好习惯，这是考验教师专业能力、职业良心和敬业精神的一把标尺。而从小的耳濡目染，让朱星默默将这些标准看做是为人师表的自然要求。
为了给本科生上好“纳米科技进展”这门专业选修课，作为国际纳米科学研究领域的顶尖专家，朱星多次与国内外的同行进行交流。当时国际纳米科学领域还没有一本能够直接用于教学，特别是本科生层面教学的教材。朱星就学习父亲当年的做法，自己搜集材料，参考国外大学对类似课程的设计要求和课件资料，自编教材向学生授课。后来在清理文案时，朱星才发现，自己为准备这门课的教案，搜集和编写的数据文件有500多个，总数据量达到了1个G。
“当时真是挺拼命的，为备好课，每周花在这门课上的准备时间得有几十个小时。”谈起十年前，自己为上好面对本科生的第一门课，朱星感慨道。
“什么事情随随便便，怎么都行，就麻烦了。”谈起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清晰提出并倡导“工匠精神”，在德国留学4年，亲身感受德意志民族严谨认真作风的朱星认为，对这一精神导向性的倡导，将对中国发展带来深远影响。
“我初到德国，看到研究所机械加工车间中精美的机械制图和擦拭得明光锃亮的机床，工人师傅们总是哼着歌，愉快地加工我们定制的零件。正是他们严谨的工匠精神，保证了我们设计制造最新的纳米材料制备装置，那是用钱买不到的。这种工匠精神不仅体现在德国工人身上，在实验室的教授、研究人员和学生中也到处可见。”
朱星说，影响到他对教师职业理解的，还有他的德国导师———国际纳米科学创始人、德国萨尔大学教授格莱特。
格莱特和学生很亲近，中午会和朱星他们一起在食堂用餐，之后还会和大家一起喝咖啡，聊上好一会儿。“但他并不是天马行空的任意乱聊，而是有明确的目的和指向性，他经常利用这些时间向我们介绍些国际上的最新科技进展。”在朱星的记忆里，格莱特教授批改论文极其认真，甚至可以说是苛刻。“我现在还保留着当年格莱特教授为我修改的论文。对于文章的每一页的文词用法、结构、逻辑推理过程等等，他都会仔细审阅。在我心中，他永远是一个思考者的形象。”从导师的言传身教中，朱星学习到德国学者的严谨治学之道。
每当忆起父母和导师如何对待学生、如何对待自己的时刻，朱星都不禁反思一个问题：身为师者，该如何对待这份职业？
“外界把教师比作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我认为这是对这一职业至高的褒奖和期许。不管对于教师的评价体系如何变，我认为既然选择了当老师，就要把自己的‘产品’——学生，当做第一关注点，要不惜花费时间精力，孜孜不倦，反复改进‘生产过程’，有把质量从99%提高到99.99%的信念和追求。而因为教育行业产品的独特性——是有血有肉的人，而不是生冷的机器，所以我们就要更用心，去研究这个‘产品’的情感机理、认知机理。”面对一切趋向智能化、机器化的时代，朱星认为，身为师者，对于职业真谛的认知不能变。
吴春龙：耐得住寂寞的“画医”
徐悲鸿曾说“不论多好的绘画，不经装裱，是显示不出它的艺术魅力的”。历代书画艺术品得以传世至今，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再次装裱修复。要继承和发展我们中华民族的绘画艺术事业，光靠我们有名的艺术家还不成，还得靠无名的艺术家———裱画师。
内蒙古自治区政协委员、包头市固阳县艺术馆副馆长吴春龙，正是一位在书画装裱和修复方面有着深厚造诣的“手艺人”。在他看来，不光书画家要有自己的思想才能创造出好的作品，裱画师同样要匠心独具，才能恰到好处地突出作品的神韵和美感，使书画作品更加锦上添花、熠熠生辉。但裱画师作为默默无闻的幕后人员，难以像书画家般声名大噪，从事这项工作更应该耐得住寂寞。
“修复古旧字画是一项费神费时的精细活，整个过程比较复杂。修复工作者就好比是一个医生，而我就是古旧字画的‘主任医师’。”吴春龙告诉记者。一幅画作的装裱修复，时间可能延续好几个月甚至一年多。
要让一幅古画光彩重现，首先要给它看病把脉。“手术”前首先要清除它身上的污垢，好比给它洗脸、洗澡，洗净之后，还要给它“开刀”、“接骨”、“整容”。这如同外科医生给病人实施手术治病一样，最后再给它“穿”上精美适合的“衣服”，其功效等同于再次创造古旧书画作品的艺术效果和艺术生命。”
吴春龙记得，他曾经修复过一幅明代唐寅的《竹林雅集图》。这是一件绢本国画作品，画心纵127.8厘米，横48.1厘米，工笔淡彩，画面主题是文人聚会。由于年代久远，保存不善，还曾经修复过，送到他手里时已经破烂得非常严重。画心残缺不全，霉迹斑斑，并且有个一寸见方被火烧过的洞。
清洗、揭背、全色、接笔，吴春龙细心地操作着一系列修复工序，最后装潢成轴时，残破不全的古画已经变成一幅画面完整的艺术品，收藏家观后赞叹不已。
据业内人士介绍，目前修复古字画公认的高手，全国已经屈指可数，以至于收藏界有一个说法，要找一位修复高手，比找一幅名画更难。出生在技术工人家庭的吴春龙，从小受母亲剪窗花捏面塑的影响，喜欢动手画画。后师承著名花鸟画家白铭先生学习工笔画，成为白铭先生的得意门生。正当吴春龙在业界渐有声名时，一次亲身经历让他的人生转了方向。一次在恩师家，其历时几个月创作的一幅精品工笔花鸟作品，因为裱工的原因导致损伤。这一场景让吴春龙深深触动，由此了解了书画装裱、修复对书画作品保护的重要性。从此，他便将艺术创作的重心由画画转移到装裱，开始钻研这一保护书画作品的技艺。
“虽然以前我就会装裱，但是要当成专业，就要博采众长，于是我外出先后拜师于我国装裱泰斗刘金涛先生，修复装裱国手孙孝江先生。”吴春龙告诉记者，为从事这项“为他人作嫁衣”的幕后工作，他节衣缩食省下工资用来不断自费深造提高技艺。故宫博物院首席古旧字画修复专家张金英先生曾高度赞扬他热爱文化艺术事业，对国家文物保护事业付出了精力、作出了贡献。
在吴春龙看来，修复装裱是提升古书画文物价值的主要手段，也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可是以我一个人的微薄力量，能保护的仅是有限的书画作品。”吴春龙说，我国有无数件待修文物，但从事修复文物的工作者却不多，尤其书画文物是最难保存的，希望让更多的有志青年加入到这个行列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