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一个学生在校园内、上学或放学的路上、参加实习过程中等发生意外伤害或死亡，家长和家属往往要找学校给个‘说法’，学校该不该给这个‘说法’？如果学校的‘说法’家属不满意，到学校闹事，学校应该怎么办？”两会期间，民进组小组讨论时，全国政协委员、四川省教育厅副厅长王康抛出了这样一个问题。
“这个问题提得好，河南也出现了不少这样的事件，很多学校的校长和老师反映过类似的问题。”全国政协委员、河南省科技厅厅长张震宇说。
“依照法理来说，一个学生发生了意外事件，学校该不该赔、该赔多少，这主要应看学校在这件事上是否负有过失责任，或者负有多大的过失责任。一般而言，学校在某个学生出事的某一件具体问题上，如果负有过失责任，就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并给予适当的赔偿。过失责任越大，赔偿的数额就该越高；反之亦然。”全国政协委员、南京师范大学副校长朱晓进表示。
“如果政府、学校、家长都能以客观事实为依据，以法律法规为准绳来处理意外事件，‘校闹’事件本不应该发生，但是我国目前的现实往往却不是这样。由于法制意识的淡薄、依法执教的滞后，一些地方、一些部门的领导害怕看到学校出事、害怕承担由此而引起的相关责任，于是每当有学生发生与学校相关的意外事件，总是以钱‘息事宁人’。这在无形之中助长了‘校闹’的风气，也严重影响了依法治国方略在育人场所的贯彻落实。”王康说。
“没错，缺乏具有法律权威、且统一适用的典型判例，就会导致情况大致相同的意外事件在不同的地区、不同的学校出现不同的处理结果———有的给了赔偿，有的未给赔偿；有的赔得较多、有的赔得较少，因此，这也给社会和家长提供了不同的依据，引发了不同的认识和期望值，无形之中给‘校闹’的形成提供了更多的理由。”张震宇说，我国发生的与学校相关的意外事件，有的即使已经由司法机关认定与学校无关，学校仍被要求承担无限责任。
“我建议排查梳理典型案例。”王康表示，应由教育部牵头，对学校常见的各种意外事件或纠纷进行收集、排查和梳理，整理寻找出一批要素相同的典型案例，并提供给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然后由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组织力量，对涉及学校的典型案例进行规范性审判，公布审判文书，进行要素分析，以指导全国各地参考参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