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在农村、特别是在贫困地区。没有农村的小康,特别是没有贫困地区的小康,就没有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习近平
精准扶贫也需“私人订制”——住滇全国政协委员谈精准扶贫
3月2日，出席全国政协十二届四次会议的住滇全国政协委员抵达北京后，充分运用会前时间，积极准备参会材料。如何深入开展精准扶贫，成为委员们共同关注的话题。
祁德川委员表示，要真正实现“一个民族都不能少”的小康。国家在加强顶层设计和整体谋划时，既要加大资金和项目投入，又要加大政策和感情投入；既要推动中央现有优惠政策的贯彻落实，又要围绕少数民族地区跨越式发展的特殊困难和深层次矛盾，研究制定新的优惠政策等。
“精准扶贫不能靠数字脱贫，要努力实现精准扶贫的‘私人订制’。”焦家良委员说，目前，全国各地实施精准扶贫的重要策略就是“领导挂点，干部包户，限期摘帽，严格问责”。在这种强大的政治优势下，一方面，贫困人口面临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但另一方面：也出现了“在贫困农户收入数据上做文章，玩数字游戏，靠数字脱贫”的苗头和倾向。焦家良建议，每户贫困农户必须有一个以贫困农户为主制定的五年脱贫攻坚计划。
“精准扶贫，不能少了残疾人。”李丕钧委员认为，残疾人不脱贫，势必影响全国的脱贫攻坚、影响全面小康的进程。他说，目前纳入建档立卡数据库的贫困残疾人十分有限。他建议，要将残疾人扶贫开发工作纳入各级政府扶贫规划，统一安排，优先解决。
“精准扶贫，交通是基础。”来自云南省怒江州的丰卫祥委员表示，以怒江州贡山县为例，从怒江州贡山县到迪庆州德钦县，虽然只有100公里，但是要走七八个小时。“德贡公路”要翻越一座3800多米的雪山，每年12月到次年4月份该路段大雪封山，车辆无法通行。该路对促进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社会稳定、民族团结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沿路数十万藏族、傈僳族、独龙族、怒族等各族群众都热切期盼公路能够修建好。”他建议，请求国家能给予立项建设该公路，为当地脱贫奠定基础。
“精准扶贫，人才是关键。”同样来自云南省怒江州的李友祥委员举例说，怒江州人均受教育年限不足6年，特殊的地理环境、低层次的教育程度和落后的生产力发展水平，怒江州至今仍然是云南扶贫攻坚的“上甘岭”。他为此建议，要加大人才培养力度，提高智力支持水平。参照新疆、西藏的做法，在内地高等学府办班学习培训，逐步提高各族干部群众的综合素质。
“精准扶贫，产业是核心。”肖燕委员说，选择一个好的产业，能够迅速帮助贫困地区脱贫。她说，云南具有丰富多样的淡水水域环境和得天独厚的生物多样性格局，具备发展高原湖泊水产养殖渔业的条件。她建议，应设立国家高原湖泊生态保护、发展专项基金，推进云南高原湖泊生态渔业、产业精准扶贫发展。
全国政协常委、民盟中央副主席徐辉：多管齐下，刨除代际贫困的根
治贫先治愚，扶贫先扶智。“目前，教育扶贫还未能充分发挥其在精准扶贫工作中的重要作用，不能完全适应扶贫攻坚的任务要求。”谈到教育扶贫在精准扶贫中的重要作用时，全国政协常委、民盟中央副主席徐辉介绍，在边远山区、民族地区，由于地方政府财力有限，教育投入不足，留不住优质教师的问题较为突出，教师编制和结构配置不合理的问题依然存在，学校环境和教学条件的改善还需长期推进。对贫困家庭而言，因为缺乏知识文化、缺乏技能培训、缺乏精神支撑而致贫的不在少数。
为充分发挥教育扶贫在精准扶贫中的重要作用，徐辉说，今年全国两会，民盟中央向大会递交了《关于充分发挥教育扶贫在精准扶贫中的重要作用的提案》，提案建议：
首先，改善区域性的教育发展困境，推动教育资源更精准地向贫困地区倾斜。在贫困地区尝试推行15年免费教育。以“十三五”期间普及三年高中教育为契机，把贫困地区的学前教育统一纳入免费教育范围；中央和地方各级财政应及时投入增量资金，进一步加大对贫困地区教育的投入力度；重新核准偏远山区师生比，恢复部分实行“撤村并校”撤销了的村小；提高贫困地区职业教育对接能力，努力培养新型职业农民和本地产业人才。
其次，重视个体性的致贫因素，探索针对贫困家庭的“订单式”教育扶贫。对家庭具备劳动力，却因缺乏技术技能或者产业知识的贫困户，帮助其掌握一至二项专业能力，通过项目快速脱贫致富；对因残疾致贫的贫困户，可采取融入职业学校专业学习、在特殊教育学校学习技能、联合送教到家等形式，助其自理自立；对在不适合居住地居住的贫困户，要通过实际移民脱贫案例，引导其认识和把握改变处境的办法；对超生子女众多的贫困户，用学校教育培养孩子的知识技能和现代化观念影响其父母，从而带动家庭整体脱贫；在陈规陋习泛滥的贫困地区，可发挥乡村学校的基本阵地作用，整合文化宣传力量，破除陈规陋习。
再次，加强对贫困地区特殊儿童群体（留守儿童、特困儿童、患病儿童）的教育帮扶，给予他们更多关爱。探索设立贫困地区特殊儿童群体教育基金；重视贫困地区特殊儿童群体的心理健康教育；建立完善贫困地区特殊儿童群体的教育帮扶体系，实行“一对一”结对帮扶。
徐辉特别强调，要把教育扶贫与精准扶贫看成一个整体，立法强制青年人完成系统的应有教育，提升生存谋生的职业技能，多管齐下，刨除代际贫困的根。
全国政协委员何伟：主体需要多元化手段呼唤高科技
“扶贫并非政府一家之事，而是全社会都应高度关注和参与解决的时代课题。”全国政协委员、沈阳何氏眼科医院院长何伟建议，在扶贫主体上要有多元化思维，重视企业与公益机构在精准扶贫中的作用，同时注意创新方式方法，让高科技手段助力精准扶贫。
何伟认为，企业和公益机构是“政府、扶贫对象”之间的桥梁，能够快速集聚社会资源，实现资源链接，对于人、财、物的使用更加精打细算，从而提升扶贫效能。在操作方式上，何伟提出，政府部门可与扶贫企业及公益组织签订合作指南与工作备忘录，共建“扶贫合作中心”；保证扶贫企业及公益机构向各级政府扶贫办征询，有代表参加各级政府部门召开的扶贫工作会议等权利。在扶贫内容上，可以充分利用企业及公益机构的社会资源，比如通过在贫困地区引入创业培训课程、创业导师团、创业扶持基金、商品集采联盟等服务，帮助贫困地区百姓增产增收，实现快速脱贫致富。
此外，何伟还呼吁，对于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农村贫困户，要充分利用互联网大数据，做到精准识别、精准干预和精准帮扶。
首先“互联网+医疗”可以精准识别贫困对象。运用互联网大数据技术，医疗机构可以建立患者资料库，精准掌握患者健康状况和经济状况，以及患者所在地区的经济及医疗状况，帮助相关部门精准锁定扶贫对象。
其次，“互联网+医疗”在保障贫困群众“少得病”方面还能突出精准干预。利用互联网大数据技术，能够有效针对贫困人口建立电子健康档案并启动疾病风险评估和预警机制，做到疾病早预防、早发现、早治疗。
更重要的是，利用“互联网+医疗”能在保障贫困群众“看得好病”方面突出精准帮扶。运用互联网技术可以在市县乡村之间搭建远程教育平台，改变名医驻村援助、乡村医生入城进修的传统帮扶模式，更加便捷地培训乡村医生，缩小城乡卫生差距，实现重大疾病及时就近诊疗。
全国政协委员、农工党宁夏区委主委戴秀英：强化精准扶贫问责机制
“精准扶贫要做到‘真扶贫，扶真贫’。全国政协委员、农工党宁夏回族自治区区委主委戴秀英呼吁，完善贫困人口识别机制，探索建立问责机制，实行贫困农户与责任人、经办人同时实名上报的制度。
戴秀英介绍说，国家按照年收入2300元作为贫困标准，并以县为单位实行“规模控制”，即通过收入统计上的百分比确定贫困规模。戴秀英委员给记者打了个比方，假如某省平均收入低于2300元的比例是20%，那么对于县管理下的农村就按照20%的人口选出贫困对象。“也就是说，贫困人口不是按照人头数出来的，而是按照比例‘制造’出来的。”
我国于2014年划分了14个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作为新阶段扶贫攻坚的主战场。戴秀英指出，这一政策初衷是好的，但有些地方存在“为连片而连片”的现象，以非贫困区甚至相对富裕地区为基础整合临近的贫困片区作为集中连片扶贫开发区域，而将真正的贫困村排斥在外。
识别贫困户也是需要成本的。目前，识别一个贫困户的平均成本约为30元，完成一个乡镇识别需要耗时1个月，总成本约1万元，全国592个连片特殊困难县，每年仅此一项支出就接近6000万元。“贫困不贫困最有发言权的不是地方领导、村干部，而是广大村民。”戴秀英认为，现行的以年为周期的贫困人口动态识别面临高昂的执行成本，缺乏有效的群众监督。
戴秀英建议，在国家现有的自上而下测算贫困人口规模的基础上，构建自下而上的贫困群体识别参与制度，修正和确定贫困人口规模。国家可探索推行“参与式”的横向识别，在农村社区内部实行公开测评和比选，由农户自我申请或集体推选，通过民主评议、对象摸底、公示，最终确定扶贫对象。对贫困人口的管理采取村管户、乡管村、县（区）管乡分级管理责任制，特别是乡镇一级要加强政策衔接，及时将返贫人口列为扶贫对象。对于符合扶贫标准的贫困户全部如实地建档立卡，并按照贫困程度分级、分层、分年度下达扶贫任务和扶贫资金，做到“应扶尽扶、有进有出、动态管理”。
全国政协委员、青海省政协副主席鲍义志：精准识别和认定是前提
全国政协委员、青海省政协副主席鲍义志认为，开展贫困人口精准识别是在各级政府当年下达的贫困指标数内展开的，总体上是合理的、连续的，但具体到不同的县、乡形成了不同的贫困标准。
为此，鲍义志建议，在精准扶贫实施之前，一定要在精准识别上下功夫，要深入调查研究，根据当年的实际，不完全套用以前的指标，实行动态进入和退出，同时要做好群众工作，取得乡亲们的充分理解。
对于贫困户的“精准识别”，他建议：首先，要结合实际，确立识别标准。可选择一个典型村作为抽样调查村，测算出特困系数，再按公式计算出农户贫困程度指数，同时建立贫困程度、返贫风险、措施评估三个指数，使精准识别工作更趋科学化，定量化。其次，要加大“精准识别”流程规范性和民主性。把识别贫困户作为重大任务，纳入集体议事范围，将“精准识别”同基层组织能力建设紧密结合，应用“三议一公开”议事机制，通过几上几下，力争使扶贫对象得到群众的广泛认可。青海省的湟源县制定并实行了“五步”评定法，总体效果反映比较好。
调研中，我们形成这样一个认识，当前的扶贫工作应切实做到“四个转变”：从“瞄准区域”转变为“瞄准个体”，合理确定贫困认定标准，精准识别到人，建立贫困对象的动态管理机制。从“养懒汉”转变为“扶真贫”，杜绝粗放式扶贫，做到有进有出，有帮有扶，有约束，坚持精准扶贫分类实施，从“大水漫灌”转变为“精准滴灌”，让扶贫政策落到每一个贫困户家里。以精准考核助力精准扶贫，从“软任务”转变为“硬约束”以激励约束促扶贫。
国务院扶贫办政策法规司司长、新闻发言人苏国霞：“扶持谁”“谁来扶”“怎么扶”“如何退”
国务院扶贫办政策法规司司长、新闻发言人苏国霞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要在既定的时间节点确保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必须实施精准扶贫战略，解决好“扶持谁”“谁来扶”“怎么扶”“如何退”的问题。
“扶持谁”，就是要瞄准扶贫对象。2013年12月，中办、国办印发了《关于创新机制扎实推进农村扶贫开发工作的意见》，要求建立精准扶贫工作机制。全国扶贫系统组织开展了贫困识别和建档立卡工作，在全国识别出12.8万个贫困村、3000万贫困户、8900万贫困人口，为瞄准对象精准发力奠定了基础。下一步，要进行定期核查，提高数据质量。充分利用建档立卡数据，把致贫原因分析清楚，把帮扶计划制订好，把帮扶责任落实到人，把帮扶政策落实到户。
“谁来扶”，就是要发挥合力。发挥我国的政治优势和制度优势，强化各级党委、政府扶贫攻坚责任，改革对省级和县级的考核机制，引导贫困县党政领导把主要精力放在扶贫开发上；明确行业部门的责任，加强贫困地区基础设施条件，改善人居环境和住房安全，提高公共服务水平，为贫困人口脱贫创造条件；动员社会各方面参与扶贫，实现社会帮扶资源和精准扶贫有效对接；发挥贫困地区基层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选好配强驻村工作队（第一书记），激发贫困群众改变命运的斗志。
“怎么扶”，就是根据致贫原因和发展需求分类施策。首先，发展生产脱贫。对于具备发展条件地方有劳动能力的贫困人口，要因地制宜发展特色产业，增加家庭经营收入。其次，外出务工脱贫。适应国家工业化、城镇化发展的需要，加大职业教育和技能培训，组织引导用人企业在贫困地区建立劳务培训基地，建立和完善输出与输入地劳务对接机制。帮助贫困家庭劳动力外出就业，增加工作性收入。再次，易地搬迁脱贫。对居住在一方水土养不活一方人地方的贫困人口，继续组织实施易地扶贫搬迁工程，加大政策支持力度，从根本上改变生产生活条件。第四，加强教育脱贫。对贫困家庭子女，建立从学前教育到职业教育全覆盖的支持政策，鼓励“两后生”参加职业教育培训，尽快实现就业。第五，社会保障脱贫。完善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对无法依靠产业扶持和就业帮助脱贫的家庭实现政策性保障兜底。第六，医疗救助脱贫。努力提高贫困人口在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中的收益程度，加大医疗救助、临时救助、慈善救助等帮扶力度。对妇女、老人、儿童、残疾人等特殊群体，不仅维持基本生活，更要给予心理关怀。
“如何退”，就是建立和实施贫困人口脱贫和贫困县摘帽机制。从设定时间表、留出缓冲期、实行严格评估几个方面，按照标准验收，防范虚假脱贫、数字脱贫。
全国人大代表、贵州省毕节市市长陈昌旭：完成好一号民生工程
“全国现有7000多万贫困人口，我们毕节市就有125.9万人，在全国地级市中占比是最大的，任务非常艰巨。”全国人大代表、贵州省毕节市市长陈昌旭在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表示，脱贫攻坚是党中央提出的头等大事，对于毕节来说更是一号民生工程。
“通过板块经济的发展，让老乡通过产业脱贫致富。”陈昌旭以农业产业为例介绍说，毕节现在鼓励种植核桃、马铃薯、中药材等，通过加大土地流转力度，发挥农业合作组织作用，成立产业发展基金等，促进农民增收。此外，毕节山清水秀，旅游资源丰富，由于交通便利了，很多老乡通过经营农家乐，实现增收。
毕节属于乌蒙山区，山高路远沟深，许多地方面临“一方水土养不起一方人”的困境。陈昌旭说，实现这部分人的整体搬迁，是毕节市正在啃的一块硬骨头。让老乡从水、电、路等交通基础设施不是很好的地方，搬到县城、工业园区、农业园区、旅游集镇，要采取多样化办法。比如货币化安置，鼓励在县城买房，实现就近就业，孩子能就近入学。这也响应了三四线城市去库存的政策，可谓一举多得。
教育扶贫是关键。毕节市近年来大办职业教育，已经投入50亿元建设职教城，将贫困人口压力转化为人力资源优势。“一旦就业，就意味着脱贫。”陈昌旭说，很多企业从东南沿海转移到毕节，就是看中了当地有好的劳动力资源。
早在1988年，毕节便设立了开发扶贫生态建设试验区，通过20多年的发展，面貌有了很大改观。陈昌旭深有感触地说，希望通过努力让更多的毕节老乡走在小康路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