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23日，菲律宾首都马尼拉，亚太医学论坛如火如荼地进行，来自中国的医生、全国政协常委黄洁夫在论坛上发表了题为《器官移植与生命馈赠》的专题演讲。除了参加学术论坛，黄洁夫此行还有一个重要议程——参加25日顾氏国际和平奖的颁奖典礼。因为在推动中国器官捐献事业方面成绩卓著，黄洁夫成为今年顾氏国际和平奖的19位获奖者之一，这也是我国大陆首次获此殊荣。
顾氏国际和平奖，与诺贝尔和平奖一起，被并列为联合国备案的两个和平奖，主要奖励在科学发现、政治文化、艺术文学、医药卫生、慈善宗教、商业经济、国际事务等领域致力于促进人类和平、和谐、尊重人类生命与尊严并做出杰出贡献的个人和团体。
每一届顾氏和平奖获得者中不乏政府要员，今年同样如此，比如白俄罗斯前总统斯坦尼斯拉维·舒什克维奇等。与这些获奖者相比，“医生”黄洁夫的身份似乎是个“例外”。谈到获奖，这位全国政协常委、前卫生部副部长平静地告诉记者，“虽然这个奖项颁给了我，但表彰的是中国国家器官捐献事业的进步，是属于集体的荣誉。”
“是中国的器官捐献事业。”在提到“捐献”二字时，黄洁夫轻柔的语气顿了顿，特地加重了声调，“只有器官移植所使用的器官来源于公民自愿捐献，这项事业才能跟公民的利益联系在一起，也只有公民捐献成为唯一的器官供体来源，普通的老百姓才能享受器官移植服务，英文称之为Socialinterdependence（社会共生）。”
来自基层政府的特殊请求
事实上，只有中国的器官移植事业获得国际社会认可，普通老百姓才能享受器官移植服务，这项事业才能获得老百姓的拥护并步入良性发展轨道。今年，黄洁夫率队去广东调研的一次经历，让他加深了这样的感受。
“您去年宣布自今年1月1日起在全国全面停止使用死刑犯器官，公民捐献将成为器官移植的唯一供体来源之后，我们很感动，也很受鼓舞。惠州有580多万人口，不少人愿意加入器官捐献和移植的行列中来。但现在整个惠州市没有一家有资质从事器官捐献和移植的医院，老百姓的需求受到很大限制。您能否向红十字会会长陈竺同志反映一下我们基层政府的希望，让惠州也能有一家可以从事器官捐献和移植的机构。如果有了这样的机构，我们惠州市委政府承诺，老百姓做肾移植的全部费用，可以进入大病救助，由医保全覆盖。”今年8月，黄洁夫率全国政协教科文卫体委员会赴广东调研时，惠州市政府领导向他表达了这样一份特殊请求。
黄洁夫介绍，器官移植可以直接改善患者的生活质量，恢复病人的生活能力。比如肾衰竭患者，在接受肾器官移植之后，就不再需要每周都去医院做2到3次透析，他们可以继续从事劳动。器官移植是关乎生死选择的医疗手段，应属于大病救助的范畴。并且，器官移植的费用要远低于常规治疗，比如做肾移植所需费用仅为透析所需费用的1/3，所以政府就有积极性去推动这项事业的发展。回京后，黄洁夫跟陈竺同志报告了此事，他们表示明年将分别在人大和政协提交有关此问题的议案和提案。
这份请求，也反映出中国器官捐献体系虽已建立，但渠道还不够畅通，前行之路依然困难重重的现状。为这份事业，黄洁夫和中国器官移植领域的医生已经奋斗了20年。
二十年的坚守
做一名出色的外科医生，一直是黄洁夫坚守的理想。
1963年，黄洁夫进入广州中山医学院学习医学，1979年成为“文革”后中国首批研究生，1984年出国前往澳大利亚悉尼大学国家肝移植中心进修，学成归国后便致力于中国肝移植事业的发展。他说，过去中国器官移植的两种来源一是亲体捐献，一是尸体器官，后者于2009年以前基本上来自死刑犯。
1994年，黄洁夫曾经跟随器官移植的供体组（器官移植分为供体和受体两个组，供体组负责摘取器官，受体组负责移植在患者身上）前去刑场。器官摘取现场让他至今不堪回首，这个过程难以体现医生敬畏生命的伦理，也让他决定要“改变这种状况”，它让“医生和死刑犯都丧失了尊严”。
在黄洁夫看来，身为医者应始终保持悲悯之心，保持对生命的敬畏和尊重。即使这个人是罪有应得的死刑犯，被剥夺了政治权利，但他生命的尊严也同样应得到尊重。
而在现实中，中国的器官移植医生不得不时时面临职业选择的两难纠结：一边是器官衰竭的病人，需要靠器官移植来挽救生命和家庭；另一边，本该庆祝手术成功的喜悦却时时和死刑犯器官获取的情景联系在一起，让这个行业的医生倍感无奈和尴尬。
“其实，只要有公民的自愿捐献体系，医生是绝不会采用死刑犯器官的。因为要治病救人，要抢救另外一个生命，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才把眼光投向了死刑犯的器官。其实，这也不是国家法规承认的方法，它违背了国家2007年颁布的《人体器官移植条例》。”黄洁夫表示，建立一个公民自愿捐献体系，是几代中国移植医生的梦想。
为改变这种状况，2005年，时任前卫生部副部长的黄洁夫，还曾陷入舆论漩涡。
那一年，黄洁夫被推选为世界器官移植大会的主席。也是在这次大会上，黄洁夫坦言当时中国尸体器官主要来自于死刑犯的现状。这也是中国有官方身份的人，第一次公开表示中国器官移植的来源情况，并表明了中国政府推行改革的决心与方向。
会议还没结束，各种批判的声音和压力已经接踵而至。也有关系不错的同行为黄洁夫担心，他却坦然地表示，“大不了回去做医生”。再忆当时的情形，黄洁夫很感慨：“身为大会主席，我要主持会议，要面对45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我不能不回答，所以我必须面对。只有我说实话，中国的器官移植事业才可以摆脱来自医学伦理和国际学术界的双重压力，才能使普通人民群众享受到这种医疗技术服务。”
这次公开发言，得到党中央、国务院的支持，也成为中国器官捐献事业的拐点，黄洁夫也受命担任了中国器官移植事业改革的领军人。随后的2006年和2007年，中国器官移植领域相继发布《广州宣言》和《中国人体器官移植条例》。中国公民的器官捐献事业，由此逐步迈向法制化轨道，2010年原卫生部与中国红十字会启动公民自愿捐献工作，得到全社会热烈响应，直至2015年1月1日起，中国全面停用死刑犯器官。
管理体制问题是器官捐献事业最大制约
其实，世界上很多国家在发展器官移植事业的过程中，都曾经历过使用死刑犯器官的历史。只是，这些国家都是在该项事业开展之初作为技术尝试而使用死刑犯器官，一旦技术成熟，就转向了公民的器官捐献体系。而我国由于管理体制和医疗现状，导致在器官移植中使用死刑犯器官，一直持续了很久。
“也就是说，我国器官移植事业发展过程中的最大问题，是缺乏公民的器官捐献体系。”黄洁夫告诉记者，因为缺乏公民捐献体系，普通老百姓即使想要捐献器官也“捐献无门”，使用当然就是更加困难的事了。
关于公民捐献体系迟迟不能建立的问题，业界一直存在多种所谓的“理由”，比如“中国的脑死亡尚未立法”、“死刑犯器官不用是资源浪费”等等。其中“中国老百姓受传统文化影响，不愿意捐献”的说法流传最为广泛。而事实证明，这些所谓的“理由”都是站不住脚的。
自今年1月1日我国全面停用死刑犯器官之后，我国的器官移植来源不仅没有出现所谓“预料”之中的短缺，相反，器官捐献和移植数量还开创了历史新高。据统计，截至2015年11月9日，我国共实现捐献案例5384例，捐献大器官14721个。其中，2015年实现捐献案例2237例，大器官6252个。并且，器官移植的手术质量也得到明显提升。按照现今每月约200例器官捐献的增长趋势，黄洁夫估计，2015年公民器官捐献会超过2500例，按每例捐献提供3个器官计算，再加上亲体捐献，今年由公民自愿捐献器官移植手术数量将突破万例。
“原卫生部有关部门也曾对青年学生做过调查，在捐献体系公开透明的前提下，70%的学生愿意捐献器官。这说明，公民意识绝对不是中国器官捐献事业发展的制约因素。恰恰相反，我国传统文化中的仁爱思想，那种‘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的善念，在有力推动着中国器官捐献事业的进步。”黄洁夫说。
也因此，黄洁夫带头在国内建立了向死后捐献器官者默哀的仪式，因为“这些捐献者，是中国的器官移植事业首先需要感谢和致敬的人群”。
真正阻碍器官捐献事业发展的，实际上是落后的管理体制。“由于历史原因，在公民捐献体系建立之前，我国的器官捐献所走的是司法分配途径，这种途径由医院与地方法院建立联系，又由医生决定优先移植给哪一位患者，背后涉及的复杂利益关系难以言清。器官移植医疗服务难以透明，再加上器官供需矛盾，导致我国的器官买卖等违法行为和黑市屡禁不止，这也成为敌对势力攻击我国人权事业的‘软肋’。”黄洁夫相信，现在我们摆脱了对这种器官来源的依赖，国家政治形象在全世界得以提升，中华民族传统的人性光辉也将在这个事业中发扬光大。
各种硬件限制也被放大
公民捐献观念的日益开明，也放大了器官移植的硬件限制。
“目前我国拥有器官移植资质的医院只有169家，这还是重叠的数字，其中包含了肝脏移植、肾脏移植等所有领域。实际上，这些机构中能够进行肝脏移植的机构仅有几十家，肾脏移植机构也有几十家，心脏和肺移植的也仅各有十余家机构而已。所有机构中可以做主刀的医生加起来也只有200多人。”黄洁夫惋惜地表示，“从理论上讲，我国每年可以做2500多个心脏移植，5000多个肺脏移植，可现在我们每年才做100多个心脏移植，120多例肺移植，很多器官实际上被浪费掉了。”
并不是中国的医生不愿意从事器官移植事业，而是受限于管理体制的原因，中国的死刑犯器官是保密的，能够参与器官受体手术的医生只有固定的少数人，多数年轻医生和有能力的医院实际上被隔离在这种医疗服务之外。例如北京医院、中日友好医院、同仁医院等许多著名医院，尽管他们完全具备能力，但目前还没有开展器官移植服务，更不用说许多地市级三甲医院了。
“我们每年有600万病人在ICU病房去世，只要有1‰的人愿意捐献，就能够拥有2万个器官移植，这就可以比现在最多的数字翻一番。我们每年有9万人死于交通事故，其中如果有1/10的人愿意捐献，按照每人平均捐献3个器官计算，就大概拥有3万个器官捐献，可以比现在翻两番。所以在我国，器官来源根本不是问题，问题在于我们的捐献移植体系和医疗保障体系不完善，以及医生资源的匮乏。”
不过黄洁夫相信，伴随着我国公民捐献体系开始在阳光下透明运行，医生也将很快得到培养。而破除体制的束缚，需要继续深化医改，也还需要黄洁夫和他致力于公民捐献的同行继续努力。
黄洁夫说，时至今日，这种管理体制依然是中国器官捐献体系进一步完善的制约。虽然我国已成功实现移植器官从司法渠道到公民自愿捐献的唯一合法来源的转型，但这还只是万里长征第一步。
比如，缺乏快速、安全运送捐赠器官的系统，也导致我国器官移植陷入“病人等在手术台上，器官却堵在路上”的窘境。而这个问题的解决，需要卫计委、交通运输部和民航局等都参与其中，也“并非一件容易的事”。
器官捐献代表了一个国家的文明程度
“建立一个符合伦理的公民器官捐献体系，是几代中国器官移植医生的梦想，这正在我们这一代人中得以实现。我们正在开始一个阳光下的新征程，我国移植医务人员正光明正大地登上世界移植医学的舞台，我国的移植事业也将在未来几年内，以不可争辩的伦理方式成为世界移植大国。”说到动情处，黄洁夫的眼圈有些泛红。
不少人还记得，在2014年全国启动公民捐献的电视视频动员大会上，黄洁夫以全国器官捐献与移植委员会主任的身份讲话时，也曾忍不住背过身去，潸然泪下。
如今，距离黄洁夫宣布停用死刑犯器官，已经大概过了一年时间。这一年中，我国的器官移植改革得到了来自国际社会的高度赞誉，一再抨击中国的外媒终于开口表示“中国在改变”，WHO负责器官移植的官员JoseR.Nunez也表示，中国移植事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
这种改变，还让黄洁夫在获得“顾氏国际和平奖”之后，又一次获得“中国医学界的诺贝尔奖”———吴阶平医学奖。两项殊荣面前，黄洁夫都很平静，远远没有宣布停用死刑犯器官时的那种兴奋，他还表示，要将吴阶平医学奖的奖金全部捐献给国家的器官捐献和移植事业。
的确，器官捐献超越了医疗服务本身，其发展方向往往代表一个国家社会发展的方向，同时也体现了一个国家的文明程度。
黄洁夫认为，习近平主席倡导的“中国梦”，意味着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价值体认和价值追求，意味着中华民族团结奋斗的最大公约数，意味着每一个人都能在为中国梦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奋斗中实现自己的梦想，意味着中华民族为人类和平与发展作出更大贡献的真诚意愿。公民器官的自愿捐献，正是中国人民真诚意愿的体现，是中国在世界大家庭中作为一个负责任大国的良好形象的展现，也是中华文明对世界文明的新贡献，并标志着中华文明的历史新高度。
“因为，一个伟大国家的尊严，与每一个公民的尊严紧密联系在一起，当每个公民都拥有尊严时，国家才有尊严。一个国家的影响力不仅体现在GDP上，更体现在价值观上。因此，我国器官捐献事业还任重而道远，我国的公民器官捐献体系也还需要不断完善和进一步推进。”采访最后，黄洁夫强调。
黄洁夫简介
全国政协常委、教科文卫体委员会副主任，中国人体器官捐献与移植委员会主任委员、原卫生部副部长，中央保健委员会原副主任。中国肝胆外科领域知名专家，北京协和医院肝外科主任，英国爱丁堡皇家外科学院院士、香港医学专科学院院士、美国器官移植学会中国会员、亚洲肝胆胰外科协会中国理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