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
周委员，您好，基尼系数是国际上用来综合考察居民内部收入分配差异状况的一个重要分析指标，全国居民基尼系数在1990年就已经达到0.445，接近国际上公认的0.45警戒线，农村居民基尼系数2011年达到0.3949，逼近0.4的警戒线。有专家认为，收入分配改革刻不容缓。您能否分析一下我国收入分配差距现状的主要原因？
【周忠和】
我不是经济学家，也不是社会学家，因此回答肯定不专业，只是作为一名科研人员，对这些问题一直比较关注。第一，我每年都会看一下基尼系数，因为这毕竟是一个社会问题，关系到社会的稳定和公平。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贫富差距应该小一点才对，基尼系数怎么比资本主义国家还高呢？也许有不同的声音说，基尼系数这么高好像也没什么事呀，实际上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潜在的威胁。至于造成目前这么大收入差距的原因，我个人觉得可能一方面跟我国的国情和历史有关系，我们国家国土面积大，东西部、城乡的差异长期以来就是比较大的，发展不均衡，我们要承认这样一个现实的问题。
第二，跟我们这几十年的快速发展有关。快速发展本身是很好的，但任何事情总会有一些副作用，在发展的过程中，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和还没富起来的人就存在了收入差距。
第三，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主体转换，这可能是一个很大的制度原因。当然，可能还有其他因素，比如管理不到位，我们对这个问题可能有一段时间重视不够，譬如出现大量的灰色收入问题，利益集团、垄断行业，这些东西加在一起，都对目前的贫富差距产生了影响。
【主持人】
2013年国务院批转《关于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若干意见》，要求严格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提出的“实现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必须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要求，您怎么看待这其中释放出的信号？怎样才能真正解决收入差距过大的问题？
【周忠和】
十八大把“实现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提出来，这肯定是好的。收入差距过大就会出现很多社会矛盾，带来诸多社会不公平。另外，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执政的理念就是更关心全国大众。我非常敬佩老一辈的革命家，他们有很纯正的理想，就是天下大公。我们发展到这个阶段，可能有些观念会发生变化，也更加现实了，但是朴素的理想，还是共产党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应该坚持的一个理念，我们不能把这个根本忘掉。不管是“三个代表”、中国梦、“四个全面”，其实都还是强调了共同致富的问题。当前，农村和城市的差距还是很大，不仅仅体现在收入方面，还体现在卫生医疗、养老、教育等很多现实的差距上。
分配制度我觉得应该在法律法规保障的前提下，建立一些比较稳定的、可以持续发展的一种方案。我们现有的一些工资方案都是几十年前计划经济时代制定的，比如基本工资的分级，还有这个补、那个补的，许多补贴几十年没有变化，我觉得很荒唐，你会发现一些老的东西和现代社会很不适合了，但就是没有改变。我觉得要制定新的收入分配方案，不是仅仅给你加几块钱的问题，国家还应该考虑一个持续稳定的收入分配方案，要紧密结合市场化的程度，有些东西要有市场化，有些可能是属于政府要调控的，这个要区分开来。政府不能完全将这一块市场化，完全市场化也不符合中国的现实。
税收实际上也是一个很好的杠杆，但是市场规律要尊重它。比如现在鼓励创业，鼓励发明权获得的专利权归发明人所有，这实际上是为了鼓励更好地创业，这样的人多拿钱，大家也不眼红。同时，不同的行业应该有不同的分配管理模式，过去可能过于单一了。
【主持人】
《人民日报》曾就收入分配改革提出了要避免思想上的“三大认识误区”，即所谓的“人均GDP3000美元闯关论”、“市场调节论”、“没什么大不了论”。您认为改革路上最大的阻力是什么？应当如何克服？
【周忠和】
这三点我当然都不认同了，我觉得现在分配制度肯定是要改，而且中央现在精神也很明确，要体现人民共享。改革上遇到大的阻力究竟是什么？我觉得首先一条是认识上的误区，有些人可能觉得现在这样挺好，最大的任务是稳定和发展，也都好好的，改什么呢？有些人认为这种差异跟发展效率是有关的，我觉得发展中会带来一些问题，但并不是绝对的，并没有说发展快就一定要把差距拉得很大，这个我倒不相信。实际上，关键还是处理好公平和效率的关系，这确实是一个挑战。因为从政府的角度来说，一方面要保障公平，有时候在发展过程中，确实会牺牲掉一些公平，这个完全可以理解。但是有时候过分强调效率，公平牺牲过多，也会带来新的问题，带来社会的不稳定，维稳的成本会很高，再者会导致公平缺失，人心向背，对党、对社会主义的信念，大家会产生动摇和怀疑。反过来会影响你的发展。改革最重要的就是要有决心，就看政府是否有这样的决心，当然还要解放思想。
改革当然还有一个阻力，恐怕还是既得利益集团的问题，他们已经拿了很高的工资，比如一些垄断行业，你让他自己改肯定比较难，怎么解决这些问题？发展是最好的解决问题的机遇，有些可以降下去，有的也可以靠别的行业涨上来找平衡补齐。
还有一点，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还是不能排斥吸收西方的一些经验，尽管我们的政治体制和他们不一样，但是，我觉得有很多共性的规律和积累的经验，我们完全可以去借鉴。比如说，年薪制可以推广扩大；再比如，我觉得需要尽快提高医疗人员、法官、检察官等的待遇等等。这些问题不解决，依法治国的目标实现起来就会很难。
【主持人】
李克强总理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强调要以增进民生福祉为目的，加快发展社会事业，改革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千方百计增加居民收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与和谐进步。深化收入分配制度对改善民生和促进经济发展意味着什么？
【周忠和】
分配制度实际上是一个很重要的杠杆，我们过去往往过分强调理想、信念这些因素，而忽略了收入制度对经济发展的重要影响。李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也强调加快改革完善收入分配制度，促进社会公平。增加居民收入是一方面，这也会进一步拉动消费，带动经济发展。社会公平正义和和谐发展，我觉得这两点提得很好，分配差距过大带来了收入的不公平，带来了新的不稳定和社会矛盾，我觉得到了当前这个阶段，有些问题已经不可回避了。国家要稳定发展，要进一步推进改革，都需要建立一种公平的社会环境。
另一方面，合理的分配制度可以让更多的人释放创新的活力。比如就业问题，如果大家都觉得是要靠关系、靠父母，他就不会好好地去学习。如果大家觉得就业要靠自己的能力，就会有一种更好的向前、向上的动力。社会公平不是嘴上说的，要让老百姓真正体会到，年轻人甚至更多的民众才会感觉有奔头，才能让老百姓更多地体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
举一个例子，很多年前当时两会上温家宝总理宣布取消了农业税。在开两会之前，有一次我和新华社的一位记者聊天，他说你有什么期待？我说把农业税取消就好了。后来他说你的敏感性很强呀，我说不是我敏感性强，而是这个事早该做了。事实证明，这样的举措很得人心。农民为国家改革作出了多少的贡献和奉献，社会主义社会就应该更关注弱势群体。现在还有很多其他一些具体的举措，以前做不了的，现在可以做了。
【主持人】
备受关注的《中央管理企业负责人薪酬制度改革方案》将于2015年正式实行，近日机关事业单位和城镇职工养老“并轨”改革方案也将付诸实施。您如何看待这一举措？关于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与社会公平、改善民生，您有哪些设想和建议？
【周忠和】
中央管理企业负责人薪酬和养老并轨，这两个事情社会各界呼吁了很多年，中央终于作出了响应，我觉得这是革命性的改革，减少一些不公平的行业差距或者事业单位与非事业单位的差距，这是一个历史性的进步。当然，我们还有很多其他方面的问题，比如医疗、教育等领域，还有很多的差距存在。但事情总得一件一件来。
我觉得垄断行业和非垄断行业的收入差距还是挺大的，这可能还要通过一些政府的措施来逐步减少。我认为民营企业是中国下一步发展的动力，这一块一定要扶持起来的，包括民企职工的收入。
中国的改革开放是农民首先挑起的，但现在城乡收入差距却很大。我作为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委员，我要帮他们说两句。现在有些辛苦了大半辈子的农村干部，他们是政府最最基层的组织，却连一点所谓的退休金也没有，这实际上就是一种不公平。对工作几十年的村干部们，给他们一定的退休养老补偿，不管补偿多少，你哪怕给他们多一点点，他们也是很开心的。还有很多的孤寡老人，如果每个月能多给他个一百块钱，都会对他的生活质量有着很大的改善。我们政协委员要多关注这些弱势群体，并积极为他们发声。
另外一点，要改善社会公平问题，还要在反腐工作上加大力度、持续下去，要从根本上、制度上来建立反腐的机制。如果纯粹靠重拳的话，恐怕很难维系。
【主持人】
您在科研、教育领域有多年的实践，您觉得收入分配制度与鼓励科技人员流动、创新创业有什么样的关系？当前存在哪些问题？
【周忠和】
过去我们老是讲科学家要讲事业、讲奉献，包括人民教师、医生从事行业的神圣、崇高等，有些人觉得你们老关注收入干吗？但是大家都是老百姓，都要过日子，还是要从实际出发，考虑下他们的物质需求，不然人才留不住，年轻人也就不愿选择这些行业。现在新的问题是，这次政府工作报告里提到要鼓励科研人员的流动，吸引人才，这都没有错。但是目前在人才流动方面有很多不规范的地方，有些收入差距过于偏大，脱离了国际标准。有些单位用天价吸引人才，只能带来不规范的竞争。如果给所有科研人员都高工资，这是不现实的，也是不可能的，那会像现在垄断行业一样引起其他行业的抱怨。
科学研究也分基础的和研发应用的，就像研究所要做分类改革一样，分配制度也要分类而行。比如对于从事基础研究和教学的教授们，队伍需要精干，国家应该给他们一种定心丸，有稳定、体面的工资，和比较稳定的工资增长机制，这样才能真正安心坐冷板凳，专心做科研，教书育人。像国外很多地方，一个教授或研究人员他是有年薪的，每年有一个增长比例，根据你的表现，有一定的激励机制。目前我们这种激励有时候过多，稳定不足，带来一种忽上忽下的感觉。我们科研人员的一些收入很多和他的课题有关，很多时候国家给的工资部分过低，他要通过课题等其他方式来弥补他的收入，导致现实中许多不规范的做法，极端的就可能导致腐败，个别人直接把科研经费纳入个人腰包，这显然已经到了犯罪的地步。所以，要建立一支稳定、精干的科研队伍，尤其是基础研究，需要一个安静、稳定的环境。对于企业研发、创业，可以用新的分配模式。选择不同的行当，风险高，收益高；求稳定了，收入自然会低一点。
我们现在发展遇到的瓶颈，实际上最主要的原因还是科技创新动力不足。科学研究，尤其是基础研究，这些都是基础，如果没有夯实的基础，创新和技术要走到世界前列我认为是不可能的。所以，我觉得收入制度方面，对于科研队伍、教师队伍，一定要有一个稳定的、合理的分配区间。要充分考虑从事不同性质的科研、技术人员的分配制度，总体上按照分类的模式来制定相应的分配制度，我觉得是最有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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