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
大家好，这里是人民网两会特别报道，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非常荣幸的为大家请到了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市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甄贞。
【甄贞】
各位网友大家好。
【主持人】
另一位是司法部司法研究所原所长、《中国司法》原总编辑王公义，欢迎王老师。
【王公义】
各位网友大家好！
【主持人】
两位将会就相关热点话题为我们一同探讨。说到热点问题，习总书记不断强调“四个全面”使之成为我们大家都特别关注的一个话题，在“四个全面”当中，全面依法治国又显得十分的醒目，两位如何来理解呢？
【甄贞】
我想这个问题非常的关键，我想从四个关键词来理解这段话。首先是中国特色，因为法治是人类文明进步的成果，也是治理国家的重要方式，我们执政党选择依法治国实际上代表我们就是要走一条法治的治国之路。各个国家在执法的理念上，就是治国的理念上选择依法治国是一种进步，但是具体方式上应该结合各国的不同情况，因地制宜。所以我们国家要走的是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治之路，我想这是第一方面，就是我们坚持中国特色的依法治国之路。
第二就是坚持问题导向。整个依法治国在四中全会的《决定》中已经做了非常全面的部署，实际上包括了公民的守法，国家的科学立法，政府的依法执政，司法的公正司法，再有就是加强法律监督，这五大块任务实际上在推进过程当中都还是遇到了很多的问题，这次推进依法治国关键是要从问题入手，是要从解决这些已经存在的问题入手，使得我们依法治国更加深入，涉及到社会的方方面面。
第三个依法治国重在治理公权力，就是要把权力放进制度的笼子里，让它受约束，让它规范行使，让它受到监督。所以依法治国的重点应该是重在治权，为了重在治权，我们既要强调权力对权力的监督和制约，比如享有公权力的部门之间要互相的监督和制约。同时也要让老百姓的私权力对公权力也要形成制约和监督。所以我想治权应该是依法治国的根本。最后一个，中国特色的法律监督，检察机关负有法律监督职责，而且《宪法》对我们国家的检察机关也是这样定位的，它是一个法律监督机关，对于国家法律统一正确实施负有不可推卸的这样一种职责，所以说在推进依法治国的时候，加强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的作用，也是让我们的依法治国之路更有中国特色的一种表现。
【主持人】
从四个方面为我们阐述了对依法治国的全面理解，王老师呢？您如何理解？
【王公义】
我完全同意甄检察长的总结和概括，统一个意见，我们有同感，另外从内容来讲我认为还有这么几个问题：一个是我们治国理念和治国方式的重大转变。因为我们原来从人治到法治的转变，过去总体来讲还是人治的范畴，这次走向了法治，而且是全面法治的手段，这是第一。
第二、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重大创造，因为我们过去重视以政治手段治理管理社会，这次改造以法律手段管理社会，这确实是我们中国管理社会治理方式的重要转变，你看我们改革30年，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但是对法治建设我们抓得不够好。然后我们的四五百年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运动强调的是阶级斗争、政治斗争，而对法治管理社会的强调比较少。再看看我们中国多少年来，从历史上看我们还是人治国家。从这几个方面我们社会主义建设方面的重大创新。
第三个以法治来治理社会是从现在才真正开始，以前历史上虽然也讲过依法治国，春秋战国时孟子就讲过依法治国，法家们就讲过依法治国，但是那都是人治下的法治，我们这个是全面的法治，这是历史的很大进步，就是以法治来治国开始了。
【甄贞】
治国理念的彻底转变。
【王公义】
对。第四个“四个全面”是我们标志着新时代的开始，为什么这么讲？因为我们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后，包括社会主义运动、共产主义运动，史上完全建立全面依法治国，建立全面法治社会、法治中国、法治国家是我们提出来的，任何国家都没有提出来，特别是我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是现代化发展的新阶段。另外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践相结合的现代化发展阶段我觉得这是一个标志性的阶段，一个新时代开始了，我是这么理解的。
【主持人】
全面的、特色的、创新的、理念的完全的转变，等等的关键词非常的多，前面我们也说到了在“四个全面”当中，全面依法治国最为醒目，全面依法治国与其他的三个全面之间的关系又是怎样的呢？
【王公义】
我分开说，第一个与全面深化改革的关系，全面深化改革和全面依法治国是我们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的好像鸟的双翅、车的双轮一样，缺一不可，两个同时发展才能够推动社会前进，我们小康社会才能实现。第二个与从严治党的关系来看，它是唇齿相依、相辅相成的关系，为什么呢？因为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党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领导者，是依法治国的政治保障，也是“四个全面”之魂，如果没有党的领导，这“四个全面”很难实现的。所以没有全面严格依法从严治党的话就不会有全面依法治国，当然没有全面依法治国也难以做到全面从严治党，这是相辅相成，因为中国共产党是我们领导的核心是先锋队，中国能不能建设好关键在党，依法治国是最基本的要求，是最底线最基本的要求，而治党一定比依法治国要求要高，因为按社会管理的底线你说什么也不能违法。
【主持人】
先把基础打好。
【王公义】
对，基础打好。但是作为党来讲，中国的事儿要办好，没有党的领导，没有党率先来自己用从严治党依法治党的话，中国是很难办的，所以依法执政是非常关键的，所以从严治党才能保证依法执政，从严治党治好了，依法执政搞好了依法治国才能实现，否则这是实现不了的。
再一个和实现全面小康社会，这三个依法治国、全面深化改革、从严治党是建设小康社会的最基本动力和最基本的保障和最基本的支撑，如果没有全面的依法治国实现不了全面的小康社会，不可设想一个全面小康社会不是一个法治社会，是一个秩序比较混乱的社会，那不是小康社会，所以从这个角度讲它是一个基础。
【主持人】
所以他们内部的关系是相辅相成，互相都是有影响和促进的。
【甄贞】
其实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一个总目标，依法治国本身就是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里必有的内容，而且这个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个总目标的实现，实际上是要靠依法治国保障的，所以这个关系既是目标又是服务手段。
【主持人】
有点像一种路径。近两年我国反腐力度非常大，无论百姓还是各阶层领导都感同身受，在去年一年当中北京的反腐之路又取得了哪些进展呢？
【甄贞】
反腐败一直是党中央和群众关注的话题。新一届的党中央也对于腐败采取了一个严厉打击的方针和政策，北京市检察机关在贯彻中央的要求，在贯彻高检院的要求上应该说是竭尽全力的。去年一年我们查处的腐败案件，就是涉及到了贪污受贿、渎职侵权这类的案件，一共是505人，这里面和以往相比，同比上升了15.3%，这里面涉及百万元以上的案件是120件，占全部的刚才我说的505人这个案件，是31.2%，另外县处级以上的国家工作人员137人，同比也上升了85.1%，由此可见，我们去年这一年的反腐力度是非常大的，也取得了一定的社会效果、法律效果。
我们总结我们的工作，主要是注重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突出了重点打击。比如说老百姓最关注的是涉及民生领域的反腐，我们北京市检察院地处北京，同时按照属地管辖的原则，在北京地区的国家机关、中央机关，大型的国有企业职务犯罪这类的案件，都由北京市检察机关来查处。我们2014年查办的这些职务犯罪大要案，一个是我们自己立案侦查的案件，还有一大批是来自于上级交办的案件，上级交办的案件可以说去年是前三年的总和。举个例子，我们去年一共交办了13件系列的案件，就是重大的职务犯罪案件，这些案件涉及国家能源部、国家信访局，比如我们办理一起涉及13个人的职务犯罪案件的时候，我们整合了全市400侦查人员，就是职务犯罪的检察官，奔赴全国20个省100个地区调查取证近千人次，最后把这个案件用事实证据锁定。
所以说这些案件的办理也充分显示了我们目前打老虎拍苍蝇是没有禁区没有死角的，同时也看到我们工作的难度很大，我们是在排除了很多困难的情况之下来办的这些案件的。再有对于一些发生在群众身边的，比如说涉及到医药卫生领域，涉及到教育、就业，涉及到拆迁、环保等等领域，发生在老百姓身边的案件，我们也加大了打击的力度。
从2013年年初到2014年年底，我们一共查办发生在群众身边的利用职务之便进行的这类职务犯罪案件312件，涉案357人，这些案件的查处让老百姓看到了中央反腐的力度，这是一块，就是重点打击发生在群众身边的案件。第二是我们狠抓严格规范的司法，因为毕竟检察机关拥有职务犯罪的侦查、起诉、审判这样的权力，以及对所有刑事案件的批捕起诉的权力，可以说对这些公权力的限制、制约、监督在司法中没有例外，所以我们对自己侦查、批捕、起诉的案件，我们做到案件线索统一集中的管理，就是所有职务犯罪侦查案件的线索要报到省级检察院，也就是北京市检察院，统一的管理，再根据案件统一的评估重点督办来查处这些案件，同时要做到，如果说出查查不实的一定要在规定时间之内，去到被检举人所在单位为他澄清通报情况，这样免除他们的思想负担，但是对于确实犯罪事实证明清楚的我们坚决查处一查到底，这是对案件线索的管理。
【甄贞】
再一个我们规范自己的侦查活动。在整个询问犯罪嫌疑人的过程中，凡是接触到犯罪嫌疑人的时候一律全程的录音录像，无论搜查还是询问，都要做到全程录音录像，做到凡询问必录、凡搜查必录、凡接触犯罪嫌疑人必录，特别对于采用一些强制措施，比如像批捕、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或者做不起诉处理的这样一些案件，一律上报上一级检察院批准。另外查封、扣押、冻结或者处理涉案财务时，一律实行电子台帐，这样全流程的进行管理，防止这里面有不规范的行为侵犯到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利益，最后我们还是开展了依法追逃追脏的活动，不让腐败分子逍遥法外，去年我们一共对潜逃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特别是职务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建立台帐，查明他们赃款的去向，另外通过网上通缉、边防控制、国际合作还有敦促自首、亲情感化等手段一共让21名外逃人员要么追捕回来，要么劝返回来，一共有21名外逃人员归案了。这是我们就严格规范我们自己的权力这方面所做的一些工作。
第三个我们注重用信息来引导侦查。随着《刑事诉讼法》的修改，实际上人权保障这个理念和打击犯罪是处于并重的位置，所以我们传统的是由供到证，也就是说犯罪嫌疑人自首或者是认罪，提供有罪的口供，然后我们通过他的口供查找相关的证据，这种传统的侦查模式，实际上在对人权的保障越来越严的，或者说越来越重视人权保障的大形势下已经不适应这种侦查模式了，和形式和要求不相适应了，所以我们现在是转变我们的侦查方式，改由证到供，这样的话让供证相应，最终来确定案件。我们加强职务犯罪信息化的建设，我们通过一些技术手段，信息化的手段，来转变我们职务犯罪过去的侦查模式。我们现在已经和像银行、住建委等十几个单位，双方之间签订了信息共享的合作协议。同时，在全市建立整个情报信息系统，加强立案前，以及包括采取强势措施之后或者之前调查取证的工作，就是说案子一旦立了之后，我们采用信息化的手段去先把跟本案相关的证据拿到，这样由证再到供，相互印证，对应对案件更容易突破，而且不把所有宝都压在被告人的口供上。这样的转变实际上对客观证据在刑事诉讼当中的应用放到了更重要的地位上。
同时，在整个抓捕，在整个的侦查、固定证据等等方面，也从信息化的角度加大了建设的力度。这是第三个方面。
第四个我们就是加强坚持侦查一体的工作机制建设。检查机关上下级之间是一种领导和被领导之间的关系，他在行使职权的过程中，为了更加有利的打击腐败犯罪，所以他要整合力量，现在我们发现通过查处这个案件，摸这个案件的规律，我们发现实际上现在的这种腐败职务犯罪的表现形式，更加是一种系统性的、组织化的，往往你在查的过程当中，拔出萝卜带出泥，一查就是一窝，所以有人说有些地方有些部门是塌方式的腐败，在窝案串案非常多的情况下，单兵作战肯定面临很多困难，所以必须整合力量，我在之前提到查处一个13余人的系列职务犯罪案件的时候我们实际上整合了400人的力量，这也可以看出来，现在的侦查一体化的工作模式，是对应了职务犯罪形势发生的变化，采取的更有力的打击的工作方式。
除了打击之外，我们知道国家培养一个干部也不容易，老百姓也是希望每个官员都是好官员，为人民掌好权用好权，所以我们应该把预防腐败和打击腐败、惩治腐败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上看待，所以我们去年做了大量的预防腐败方面的工作，比如说我们坚持惩防并举，在反腐的同时做好腐败的预防工作。2014年因为本身我们处理的案件比较多，所以说我们更容易从办案的角度去看发案单位案件发生的特点和规律，所以说我们和比如说像医疗卫生系统、工程建设系统，20多个系统建立了预防职务犯罪共建的机制，然后我们跟他们签订共建协议，帮助他们梳理这个行业当中易于出现腐败的环节，制定相应的规章制度，让工作人员远离潜规则，远离腐败的可能性。所以说这实际上是检察机关在办案过程中，在预防方面做出了一个自己的努力和贡献。
检察机关做这个工作，我们去年是在给各系统各行业的主管部门，一共出具了这样的预防报告76份，其中有2份被高检院纳入了全国的职务犯罪预防十佳报告当中的，其中北京有两份，也可以看出来北京在这方面的工作相对还是比较扎实的。
另外，我们也搭建了行贿犯罪档案查询系统，这个查询的平台非常便捷，凡是有招投标的单位，可以在我们这个查询平台上能够查到投标的这些单位，哪些在过去曾经有过行贿的记录，这样的话，把一些有行贿记录的单位阻断在招投标的工作门槛之外，这个为公平竞争实际上也是搭建了一个基础。
除了这个之外，我们还注重办案人员的工作上的创新，去年我们是全国主任检察官办案责任制试点的三个基层院之一，我们在西城区检察院、朝阳区检察院和昌平区检察院，在推进三中全会、四中全会《决定》当中要求的改革的任务，这种检察官办案责任制的推进，实际上是还权给检察官，让检察官通过办案通过对这个案件最终做出决定对案件负责。这样一种工作机制的改革，实际上减少里中间的一些行政的环节，这样行政审批的环节越少，滥用权力的可能性就越小。同时也加大了追责的力度，如果说一线办案的检察官有违规违纪、违法办案的话，谁决定谁负责，谁负责谁出了问题要追责。那么这样的一种改革，实际上也有利于我们保障办案的案件质量，同时也保障公正的办案。北京在规范权力、惩治腐败的工作当中主要是做了刚才我说的这些工作。
【主持人】
非常全面，不但给我们回顾了去年北京的反腐之路上的一些成果，也为我们分享了其中的一些经验，尤其您提到预防反腐，我们找出一些容易发生贪腐的关键性的节点，进行对症下药，我们在发生腐败之前先做了一些预设，给大家一个很重要的提醒。那么在您的眼中，您认为腐败的原因是什么？
【甄贞】
腐败的原因其实挺多的，各种各样的原因。一个是在整个国家发展的大的进程中，有的一些法律制度还不是很完善，利益的分配有些地方有不合理的。另外在权力的规范运行，权力的制约上，也有监督不到位的地方，那么这样的一些问题有可能使腐败有漏洞，有可钻的空子，容易滋生腐败。再有这些拥有一定潜力的公职人员，放松了自己世界观、人生观的改造。同时放松了对手中权力性质的认识，他本来拥有权力是为人民服务的，为百姓服务的，但是他把这个公权力私用了，用来为自己、为家族、为身边的人谋取利益，这样的一种世界观、人生观，那必然导致腐败的产生。
【主持人】
王老师您认同甄检察长的说法吗？
【王公义】
我很认同，反腐问题是世界性难题，从古到今从国外到国内都是这个问题，就中国情况来看，一个是不合理制度，我们制度上有点问题，我们制度方面一个是对权力制约不够，特别是对一把手的权力制约不够，我们没有制度性的纠错机制，比如一把手什么事情做错，在制度上就能够自动的纠错他，让他不能够延续下去，我们恰恰几十年来没有解决一把手的问题，怎么能够限制一把手的权力，怎么能够保证一把手严格按照党和人民赋予他的权力去服务，这个没做到，到现在为止这个问题也没有解决。
【甄贞】
我来旁证一下，实际上我们从查处的很多案件，特别是官员犯罪的案件，很多也是因为对一把手缺少监督和制约最后导致的权力的滥用。
【主持人】
其实他是权力最顶层的守护人，往往对于他疏忽的时候少了制度的制约，所以造成了后续一系列的问题发生。
【王公义】
我曾经是两个单位的一把手，组织任命我以后我干了两件事，第一件就是读《宪法》，我看看公民有什么权利，我管了一批公民。第二我读《党章》，我管了很多党员，我怎么管这些人，我把《党章》、《宪法》学完了然后再看组织上任命我有多少权力，我能干什么，这三个东西一框、一结合，大体有个框框，有个笼子给你关住了。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讲，这是我作为一个党员的自觉性，但是从制度的角度来讲管的很松，基本靠你一把手个人修养，个人的觉悟和人格、道德观念做这些事情。我们从制度上，当一个主要领导出问题之后，我怎么能够通过一种什么制度纠正他，让他知道不能够前进，第一步错了第二步不能错，第二步错了第三步不能错。
【主持人】
让他在第一时间意识到走在错误之路上。
【王公义】
提醒他，或者制度拦住了，过不去了。像公检法管的刑事犯罪里面，正常阶段由检察管的，能不能批捕检察说了算，公安说了不算，能不能起诉检察说了算，所以他是有个制约机制，你这个起诉以后到法院也不见得能够判刑，判刑了到监狱里，监狱里还要看你判的有没有问题，有问题还可以通过检察再反映，制度上有一个制约机制，一环扣一环。但是在党政系统、政府系统，一把手的权力限制上有点问题，你看产生问题的都是有权力的人，什么叫腐败？权力和利益交换，交换过程中没有人干扰他，没有人制约他，没有制度限制他，所以发生了。
第二个是监督不利，我们现在少数人监督多数人，你怎么看得过来呢？我们现在有多少人，部以上的干部大概几千人，司局级干部大概几万人，处级干部大概几十万人，这几十万人可我们监督机构有多少呢？谁来监督呢？你看我们有什么监督机制？党纪律检查部门，他的人数很少，而在同级党委领导之下，怎么监督同级党委是很大的问题，然后我们有人大监督、政协监督，我们人大和政协的制度到目前为止都不是很硬，监督一年靠开会靠这个监督，我觉得这个监督上还不是很到位。我们还有民政监督，更松散了，个人力量怎么监督呢？还有舆论监督，我们都是搞舆论的。这一系列监督，虽然有很多监督，但是缺乏制度上硬的保证，文件规定也有、制度规定也有、法律规定也有，但是都比较软，没有硬的监督，这种没有硬的监督的话，少数人监督多数人没有办法监督的，永远是漏洞就很多，加上制度漏洞，加上监督不利，从制度设计上我们稍微有点问题。
第二个问题就是理论上，我们有很多不合理的理论，我们一直靠教育靠觉悟，这个教育觉悟能够解决人的问题，我们说人之初性本善，我们总以为人是善良的，通过教育能改的很好，中国从古到今都是这个思想，但是西方设计是法治的，他看到人的恶的一面，我首先认为你是恶的，然后制定法律让你恶的不能发挥，我们是制定制度认为人还是基本是善的好的，然后通过党的教育、思想教育、社会教育、家庭教育、传统文化教育，希望他成为一个好人成为一个善人，但实际上人有善和恶的两面，如果制度很严格，他第一恶的方面想发挥发挥不出来，制度限制住了，如果制度设计不严格，他好的一面不能发挥，把恶的一面发挥了。所以我们思想上还是精英政治，然后无产阶级先锋队，先锋队都是不食人间烟火那些人，这个确实有点问题，所以这个还是靠人治。
第二个不合理的是我们平均主义，我们社会主义革命讲的是平等社会，当时为什么要推翻资本主义，就说资本主义不平等，社会主义平等，但平等社会主义不是平均主义社会，不是一个像农民过去均田地，不是这种思想。这个带来一个问题是把社会主义的按劳分配抛在一边，不按照人的能力或者对社会的贡献来分配，到我们现在为止我们工资制度都受到影响，你看当年毛泽东在北京大学每个月八个大洋，有时候是六个大洋有时候八个大洋，陈独秀是教授350个大洋，他对劳动的贡献、对知识的贡献、对创造性的贡献是不一样，我们工资制度越改越糟，现在领导干部，包括省部级干部工资和一般干部差不了多少，这种分配制度没有体现出他的劳动，因为管理是一个很复杂的劳动，很难衡量他，他的战略决策对社会影响非常大，小平同志的战略决策“改革开放”，就四个字中国经济大踏步前进了，这就是管理，对社会管理，他是用思想，你怎么衡量他这四个字？怎么给他发工资？没有办法给他发工资，这就要你设计思想的时候，对分配的时候，你一定要对他的脑力劳动、管理劳动正确看待、认识，然后正确鼓励他，这样才能解决平均主义问题。这个最基本的生活都平均主义，他能够反腐败吗。
【主持人】
说到底是观念上、思想上还有制度上最最关键的，无论是从防范还是监督制度上来看，制度都是刚性的东西来很好的束缚这个权力让它发挥更好的正能量。
【王公义】
你问我怎么从法律角度上严刑峻法解决它。
【主持人】
怎么预防。
【王公义】
我觉得预防腐败可以，完全消灭不可能。这个腐败问题从古到今是非常复杂的问题，所以解决这个问题我建议几点，第一还是高薪养廉，给官员一个体面的生活，他毕竟在社会上处在较高的社会地位，他才可能不为生活奔波，全心全意怎么管理社会，怎么能够让社会发展的更好，让社会这个轮子转的更快，他一个决策，一个思想，对社会的发展非常非常之大，他一个坏东西阻碍社会也是很大的，所以要让他心向善，给他吃饱喝足。
第二加强制度监督，要想办法让多数人监督少数人，所以要完善我们的人大制度、政协制度，健全咱们民主制度。这样让官员那个职务升迁让多数人说了算，不是几个人说了算，把官员升迁放给人民，让人民来决定能不能用，而不是几个人坐在屋子里说这个干部不错就用了，所以要从制度上保证，不从制度上保证我们还会出问题。
第三个才能谈到严刑峻法，比如说香港、新西兰，一个部长人家给他发的公务卡，他吃了一顿饭，然后公务卡报了，把部长丢了，本来这个部长很可能当总理的，我们吃一顿饭算什么，你执法不严，首先给你高薪养廉，首先让你吃的很好，让你能够开心工作，别考虑别的问题了，同时大量人在看着你，人民都在看着你这一个官员，你跑不了，最后你犯了错误从严处理，否则你从严处理也很难。
【主持人】
其实刚才我们前面说到反腐要打老虎拍苍蝇，要一起没有死角，一开始中央巡视组在公布很多大老虎的时候让百姓也是唏嘘不已，其实很多地方也有“小官巨贪”的现象，我们如何更好的发动我们百姓的力量拍苍蝇呢？
【甄贞】
其实“小官巨贪”的这种现象和发生在群众身边的，实际上群众更加的痛恨，因为那个大老虎可能离他们很远，但是他现实生活当中，如果他身边的公务人员滥用自己权力的话，可能对老百姓造成的是直接的损害，所以我觉得检察机关对这些腐败分子加大打击力度，同样是得民心的。
在制度上我个人觉得还是要加强制度的预防，其实我们在把法治的宣传，把警示预防职务犯罪的展板送到农村、企业，送到了很多基层的机关，主要还是想在预防上能够多做一点工作，另外我觉得对于公权力的制约，第一把它放进制度的笼子里，用制度把公权力管好。再一个我觉得要让权力的运行整个公开透明，实际上之所以他能够做一些职务犯罪的事情，做一些贪污受贿的事情，关键是在权力的运作过程中是私下里做的，是不透明的，所以加大政务公开、加大司法的公开，对于制约公权力能够起到重要作用的。
比如从去年，我们在做规范执法的工作当中，就是我们把我们自己所办的案件，除法律规定依法不公开的案件之外，只要是在我们这个诉讼环节作出的法律文书，要在规定的时间之内上网对社会公布，同时我们重大的职务犯罪的案件查办的线索，也是实时的对社会公布的。再有所有在办案环节里的这些案件，都要实时的把程序性信息公布给社会，老百姓可以在网上来点击、查找到他的案件在哪个诉讼流程当中。
就是通过阳光检务、阳光用权，实际是对公权力最好的制约。
【主持人】
其实说到底，对于腐败问题我们第一制度要健全，监管要跟上，就是刚才检察长所说的我们所有流程、信息都要公开化、阳光化、透明化。今天非常感谢两位为我们带来的分享和解读，谢谢你们，今天节目就是这样的，感谢您的收看，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