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服务业作为传统产业与现代产业相融合的朝阳产业，服务需求和就业容量巨大。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加快和二胎政策实施以及新生代中产阶层家庭消费结构改变，家庭服务需求还会上升。但多年来，我国家庭服务业组织化程度不高，处于“小、弱、散”局面。此外，家庭服务员的培训、管理滞后，家庭服务业的社会保障机制不健全等常态问题尚未改观。
12月17日，由全国政协主席俞正声主持的全国政协“促进家庭服务业发展”双周协商座谈会举行。17位来自相关领域的全国政协委员、专家学者，与相关部委负责同志坐在一起对话、交流，共同为“促进家庭服务业发展”献计献策。
为家庭服务业健康发展奔走
家庭服务业一直是全国政协关注的重点。近年来，全国政协委员多次围绕维护家庭服务从业人员权益、家庭服务产业规范发展等主题通过提案等形式进行建言。
今年4月，全国政协社法委围绕“促进家政服务业”主题开始着手研究，在查阅大量资料后制定了工作计划。从组织委员走访，到举办座谈会、实地调研等，社法委详细地列出计划时间表，并有序推进着。
“国家对家庭服务业高度重视，有协调机构，有文件指导，有政策支持，有实践推进。但也有一些问题，值得深入研究。”全国政协社会和法制委员会副主任甄砚说，“随着老龄化加速和二胎政策落地，人们对家政服务的多元需求不断增加，但农民工更愿意就地就近转移就业，成建制的家庭服务员进城极少。”
10月21日，全国政协社法委组织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商务部、中国家政协会等单位负责同志与参会委员、专家进行座谈，了解、交流“促进家政服务业发展”相关情况。座谈会上，一些委员的发言更是让大家愈发感受到推动家庭服务业的迫切性。
10月26日，甄砚偕同部分全国政协委员在甘肃就家庭服务业发展情况开展专题调研。
“家庭服务多少钱一个月？”“有没有‘五险一金’和培训制度？”在调研中，委员们经常就从业人员的权益保障、职业规划等方面，向企业和从业人员探询。
委员们认为，我国家庭服务业初步形成，但由于行业准入门槛低，存在社会认可度不高，企业规模普遍偏小、从业人员整体素质较低、行业标准缺失、竞争无序等问题，还处在企业招工难、员工维权难等多难并存困境。
如何提升从业人员职业化水平，让家庭服务业有序地规模化发展？如何完善规范的市场监管机制和法律法规，调节劳务服务的矛盾和纠纷？委员们也带着问题在调研中寻找答案。
11月10日，在全国政协举办的“促进家政服务业发展”座谈会上，委员、专家再次围桌而论。
“经过一系列的调研和座谈，根据部分委员、专家和相关部门的提议，社法委将议题由‘促进家政服务业发展’改为‘促进家庭服务业发展’，我们还就家庭服务业从业人员保险问题与相关部委进行了多次座谈沟通。”17日，全国政协社会与法制委员会办公室工作人员回忆说。
在调研中认识问题、研究问题，为的是集思广益，更好地建言献策，提供解决问题的方法。人才培养、政策倾斜、法律法规……众多家庭服务业发展中的老问题、新挑战汇聚在17日下午的双周协商座谈会上，委员与专家们满怀着对妇女就业、维权的关爱，对经济领域行业稳健发展的关注，围绕问题各抒己见，希望能够推动家庭服务业健康有序发展。
职业化是家庭服务业发展之路
现代家庭服务业要想尽快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必须走家庭服务职业化发展的道路。这是家庭服务企业代表的心声，也是委员们在调研中达成的共识。
“当前的家庭服务市场，不仅仅是家庭服务人员素质不高，能力不强，也存在家庭服务经营者队伍人才不足，管理缺位等问题。”上海市妇女儿童服务指导中心主任、上海市妇联巾帼园总经理在发言中谈到，近年来国家每年拿出大笔资金用于家政培训，但培训的重点仅仅局限于家政服务员，而从事家政服务的经营管理人员却得不到专业的学习提升。
她呼吁政府扶持专业培训机构重点培育懂经营、会管理的家政经营管理人才，为家政服务业输送高层次、年轻化的经营管理人才。
全国人大代表，济南阳光大姐服务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卓长立说，政府应加大对家政企业开展持续培训的补贴力度，支持大型家政企业开办技工院校、职业院校、研究中心，培育家政行业“产学研”新模式，为家政企业开辟办学、科研绿色通道。
作为家政企业的管理者，卓长立以自身经历和从业体悟为行业规范发展“支招”：政府应重点支持家政服务国家标准、地方标准制订，标准化研究和标准化培训。
今年7月份，国家标准委发布了《母婴生活护理》和《家政服务机构等级划分及评定》，但在全国政协委员谢茹看来，缺少了国务院部际联席会议参与，会在某种程度上弱化了实际操作性。
“目前主要依靠地方摸索制定标准，实践中存在一定的局限性。”谢茹强调说，应由国务院部际联席会议牵头，制定国家标准，强化行业标准顶层设计，推动各地标准化建设及职业等级评定，推动家庭服务业标准化、职业化发展。
关于政府对培训的扶持，全国政协委员崔郁认为，国家应将家政培训列入“十三五”服务业发展规划，确定培训规模，统一培训标准和内容，加大培训力度。此外，政府部门还应充分发挥群团组织作用，通过购买成果等方式支持其开展培训，合力解决“找合格家政员难”的民生问题。
“家庭服务业的提升，不仅是技术、设备、管理的提升，更主要的是家庭服务从业人员素质的提升。加大职业技能培训成为推进家庭服务业发展的关键所在。”全国政协委员杨志明也建议，政府应每年培训200万家庭服务业从业人员推动其职业化发展。
家庭服务，网络新秀很亮眼
作为全国最大的家庭服务人员输出地，甘肃省在输出家庭服务的探索实践中，通过实施“贫困地区妇女劳务输出”项目，每年向京城输送2000名家政服务人员。12年来向京城输送了2.4万名家政服务人员。
“但是，从政策资金支持力度、家政服务输转水平提升、信息服务对称三个层面来看，现有的家政服务输转机制、模式还有不少差距和完善的空间。”全国政协委员、甘肃省政协副主席张世珍认为。
在他看来，建立专业化的劳务输转机制和便捷的信息对接沟通平台是推动家庭服务业发展的当务之急。
“尤其是利用现代网络技术，建立输出地与输入地之间的信息交流，打造集需求信息、配送为一体的社区综合家庭服务平台是发展趋势。”他强调说。
全国政协委员方方分析说，若将家庭服务的需求细分，发现其中的洗衣、做饭、保洁、产后恢复、学生课后托管等约80%的内容，都可通过移动互联网实现“零碎供需”的一对一高效便捷匹配，满足服务需求。
“移动互联网、大数据、网络支付等技术，可以将家庭服务供给方的专、兼职服务员“零星时段”有效整合，与需求方无缝匹配，并及时透明地获得服务质量反馈和追踪记录付费信息，是有效促进和管理家庭服务业发展的新手段。”方方认为，信息技术为解决复杂的家庭服务业难题提供了备选方案。
“近年来，家政服务已经有着向‘平台家政’和‘跨界家政’两大业态转化和集中的新动向。”全国政协委员赵光育说，我们要积极鼓励新技术的应用，通过各类税收、财政等政策积极鼓励这些新技术在家庭服务行业的运用，助力家庭服务行业的转型升级和标准化服务发展。
政策和法规，亟须落地坐实
2009年，国家出台了员工制家政企业免征营业税的政策。事实上，这个政策只对员工制家政服务员提供的家政服务取得的收入免征营业税，而全国真正意义的员工制家政企业不足10%。为此，企业抱怨类似政策“像树上的苹果，看得见够不着”。
崔郁说，目前家庭服务业发展存在一些政策“落地”的问题。“比如职业化培训、政策扶持、法律保障等，这些在实践中并未得到很好的落实。”
谢茹则认为，按目前法律规定，客户(家庭)雇人提供家政服务，属于劳务关系，不适用于《劳动法》、《劳动合同法》调整的用人单位与劳动者之间的劳动关系。家庭服务员和客户权益不受《劳动法》保护，容易引发纠纷，也影响行业发展。
在全国政协社会和法制委员会副主任张世平看来，家庭服务业从业人员多为农民工和下岗职工、灵活就业人员，其自身维权意识和能力都存在突出问题。“比如劳动合同签订率低、就业稳定性差、工资水平标准不一，缺乏可持续增长及支付保障；社会保险覆盖率极低(70%以上家政员未上保险)；缺乏职业健康和职业安全标准保护。”
只有完善法规政策，才可为行业规范有序提供法律的保障。张世平认为，抓紧制定符合家庭服务行业用工特点的劳动法律法规，对不在劳动法、劳动合同法调整范围内的劳务、自雇用工形态，研究制定相应的政策和规范显得尤为重要。
曾参与调研的全国政协委员刘珂发现，家庭服务业的行业主管部门和行业协会的业务指导部门不一致、行业监管能力有限、缺少手段，导致监管难以落地。
刘珂认为，国家应在现有的“家政服务业发展促进就业联席会议制度”基础上，研究并制定八部门共同推进家庭服务常态性的工作机制和流程，建立联动机制，形成合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