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之鑫常委：牢牢把握创新主线增添发展新动力
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将创新作为贯穿“十三五”发展全局的主线，推动发展方式由要素驱动更多向创新驱动转变，这既是今后一段时期弥补我国传统比较优势减弱、实现优质高效增长的根本之策，也是我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迈向高收入国家的必由之路，其重要性和紧迫性不言而喻。
一、全面准确地认识创新发展。《建议》提出，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这是一个重大论述，也是一个重大战略，其内涵十分丰富。我们要避免一种常见的认识误区，即把创新简单等同于科技创新，进而把创新发展简化为科技问题。实际上，创新发展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包括方方面面。创新关系到全局，也关系到我们每一个人，需要形成合力，共同推动。
二、深化改革形成鼓励创新的体制环境。近些年来，政府采取了很多支持创新的重大举措，取得积极成效。但也要看到，由于一些体制机制的不完善，对创新发展形成掣肘。还有些创新与原有的利益结构有矛盾，需要更包容的监管规则。这些都需要通过改革来打破体制机制的制约，根据创新规律、市场规律和发展需求，构建鼓励创新的体系，激发全社会创新活力。
三、充分发挥企业在创新发展中的作用。创新发展要尊重规律，突出市场的决定性作用，真正把企业作为主体推向创新发展的主战场，只有这样的创新才可持续、有活力。要发挥好市场对技术研发方向、路线选择、要素配置的导向作用，通过市场力量加快人才、资金、政策资源向创新型企业集聚。政府则应当围绕激发创新创业活力，加快构建财税、金融、土地、价格等的政策体系。政府对企业创新最有效的支持是“给市场”。
四、加快推进创新型人才队伍建设。创新来源于对人力资本的长期投资和积累。我们必须始终把教育放在优先战略地位，遵循人才成长规律，大力推行素质教育，加快发展职业教育和终身教育，通过现代教育体系培养出规模宏大、素质优良的人才队伍。同时，运用市场机制从根本上激发人才创新创业动力，营造更好的才尽其用的环境，尊重并认同科研人员的创造性价值，提高科研人员在成果转化中的收益，充分调动积极性。
“十三五”时期是适应和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的关键时期，我们要深入贯彻落实创新发展这条主线，努力形成以创新为主要驱动力的持久发展。
田惠光常委代表民革中央的发言：提升“一带一路”建设的金融保障能力
“一带一路”建设既是贸易之路，也是货币之路。金融支持是企业“走出去”发展的关键。资金融通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支撑。但是受金融业“走出去”滞后的影响，目前金融市场特别是资本市场服务“一带一路”建设的能力较弱。
为此，建议在贯彻落实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制定实施国家“十三五”规划中，充分发挥金融市场的作用，提升“一带一路”建设的金融保障能力。
一、优化“一带一路”建设的政府服务体系。整合目前分散化、碎片化的“走出去”政策支持措施，加快制定并实施《对外直接投资法》。设立专门协调管理机构，负责制定“一带一路”跨国直接投资的战略规划、方针政策，搭建政府、企业、市场中介之间的沟通交流平台。扩大与重点投资目的国（地区）的高层合作，利用政府间对话机制，为企业应对反倾销、反补贴等贸易保护壁垒提供帮助。把重大企业间合作纳入政府间合作框架。
二、构建“一带一路”建设综合金融服务体系。推动金融基础设施和金融机构“走出去”，积极援助金融基础设施落后国家建设银行电子支付系统、货币清算体系、证券交易所等金融业基础设施。成立中国人民银行南方总部，统筹推进与“一带一路”沿线各国（地区）尤其是东南亚和南亚各国的金融合作。建立“一行三会”支持企业“走出去”的金融服务协调机制。加快推进资本市场国际化，放开政策限制，支持和推动交易所、券商、并购基金等实施国际化发展。加大资本市场对并购融资的支持力度。
三、健全“一带一路”建设的综合性信息服务平台等配套服务体系。建立企业“走出去”综合信息服务平台，及时收集、发布我国“走出去”有关政策。强化行业协会和中介机构作用，发挥涉外政策性金融机构的中介服务功能。发挥境内外商会、行业协会作用，避免“走出去”过程中无序竞争和恶意竞争。完善与企业国际化相适应的对外直接投资中介服务法律保障体系，构建行业自律与政府监管相结合的监管体系。
欧阳明高常委代表民盟中央的发言：谋划高等教育合理布局推动教育资源均衡发展
我国是人口众多的大国，东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差距较大，高等教育资源还处于不平衡状态。对此，建议“十三五”期间对高等教育规划要作出战略性调整，做到科学谋划，合理布局，推动教育均衡发展。
一、支持西部和人口大省加快高等教育发展。贯彻教育公平和均衡发展原则，加大国家宏观调控力度，通过对高等教育人口布局进行科学的分析研判，制定有效措施。在西部地区和河南、四川、广东等人口大省，结合当地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增加高等院校特别是应用型大学的数量，或扩大已有高校规模。进一步提高高等教育大众化水平，最大限度满足这些地区对高等教育发展的合理需求。
二、逐步提高西部地区和人口大省高考招生比例。加大改革力度，研究制定优化政策，支持部属大学和东部发达省份高校在西部扩大招生，或整合当地资源建立分校，提高当地高校的办学效率、效益和质量。同时，加快高等教育人才培养步伐，提高西部劳动者受教育水平，为西部深度开发和经济转型发展提供人才保障。
三、设立“国家高等教育西部人才岗”。加大西部地区改革和发展力度，推动更多高水平大学和重点学科加速建设。抓住人才“牛鼻子”，按照急需的学科门类，不拘一格引进人才、使用人才，提升高校师资队伍的质量。借鉴一些国家经验，以数月、数个学期或数年为周期，灵活设置一批教学与科研岗位，配套特殊政策和充足经费，吸引更多人才到西部开展短期或中长期服务，实现人才来去自由。同时，进一步扩大与东部发达地区高校、科研院所的交流互动，在稳定当地高校人才的同时，逐步扩大西部高校人才增量，引导东部地区高等教育和科研人才资源向西部适度集聚，切实推动我国教育资源均衡发展。
李谠常委代表民建中央的发言：落实精准扶贫确保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我国精准扶贫工作已取得初步成效，但有的地方扶贫工作仍存在一些困难和问题。结合调研，我们认为，要以精准为前提，着力解决扶贫对象、项目安排、资金使用、扶贫成效、考评验收不精准等问题，确保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建议：
一、精准识别。对贫困人口建档立卡，台账到人，评议公示，动态调整，实名制管理，探索建设和推广大数据管理平台，改变“撒胡椒面”和“大水漫灌”的粗放扶贫方式。针对因病、因灾、缺产业、缺技术等致贫返贫因素，逐户制定卡册，实施精准帮扶。
二、重点突破。采取差异化政策，把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集中连片贫困地区作为精准扶贫的重点。要加大中央财政资金定向支持力度，彻底解决路、水、电、房和上学就医等问题。要切实解决扶贫项目配套资金落实难的问题。建议落实扶贫资金稳定增长机制；增加扶贫资金一般性转移支付比例，提高使用效率；取消中央安排公益性项目、公共服务项目的市县级资金配套。
三、精准滴灌。找到扶贫开发的“点”和“根”，提升贫困地区“造血能力”，巩固扶贫成效。对丧失劳动能力的贫困户，纳入各类社会保障，保障基本生活；对有劳动能力的一般贫困户，通过农民合作社、龙头企业带动，实现稳定就业增收；对有创业愿望的贫困户，重点给予资金、技术等方面的扶持，帮助他们创业致富；对生活在生态脆弱地区的贫困人口，通过生态移民和易地搬迁实现异地脱贫，对暂时不能移民的贫困户，通过资助学生就读职业教育，提升职业技能，切断贫困“代际传递”。
四、精准融资。总结试点经验，探索建立贫困户风险补偿基金。完善贫困村互助资金的组织运行管理。探索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林权、宅基地使用权、日光温室、大型农机具等抵押贷款办法。
五、完善机制。建立扶贫开发监督与评估机制。加大精准扶贫在年度政绩考核中的赋值权重，考核结果与干部使用直接挂钩。建立脱贫“摘帽”的激励机制，合理保持扶贫退出的区县财力性转移支付在一段时间内的正常增长，帮助贫困区县顺利度过脱贫“过渡期”。
朱永新常委代表民进中央的发言：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理念
近年来，重大安全生产事故频发。究其原因是安全发展的理念远没有深入人心。一些企业从管理者到生产者都严重缺乏安全知识，安全生产制度“挂在墙上”，监管停留在“文件”上，安全违法违规成本太低。
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理念的要求，把保障安全作为做好各项工作的前提。为此，建议：
一、各级党委、政府和全社会都要进一步强化安全发展理念。经济社会发展必须建立在安全保障能力不断增强、劳动者生命安全和身心健康得到切实保障的基础之上。必须加大宣传教育力度，在各级党政领导、各行业主管部门，乃至广大人民群众中牢固树立起安全发展理念。
二、明确保障安全发展是各级政府的首要职责。要进一步强化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顶层设计的职责；强化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指导协调、监督检查国务院有关部门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安全生产工作的职责；强化国务院有关部门对有关行业领域监督管理的职责；强化各级地方政府保障辖区安全发展的职责。对政府主要领导和直接责任人实行安全生产和重大安全生产事故风险“一票否决”。
三、强调企业保障安全生产的主体责任。企业必须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为准绳，建立覆盖全体员工和岗位、全部生产经营和管理过程的安全生产责任体系。在安全投入上绝不欠账。
四、发挥行业协会和工会组织在安全生产中的作用。各行业协会要建立安全标准，定期发布风险预警，交流安全生产案例，协助企业设计安全生产指南。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关于工会对安全生产的监督作用。
五、完善、落实安全生产相关法律法规，切实做到执法必严，违法必究。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明确了加大对违法行为的责任追究和惩处力度，必须严格执法，以强有力的法制保障安全发展。
焦红常委代表农工党中央的发言：让健康中国成为小康社会的重要保障
目前，我国人口健康面临的挑战主要表现为：一是慢病患病率和致死率不断攀升；二是养老与医疗服务保障的综合性需求进一步凸显；三是医疗保障的人群间差异十分突出；四是医疗及公共卫生的服务水平在城乡和区域间尚有很大差异；五是健康危险因素不断增多。为此，建议：
一、坚持协调发展，创新健康保障的体制机制，提升医疗保障服务的质量与效能。政府机构改革应强化医疗保障与服务治理的一体化。与健康相关的财政、卫生、医保、产业、监管等政策要体现良好协同性。财政政策要托好保障基本医疗卫生的底；公共卫生政策要以慢病防控为重点；医疗保障要缩小人群间保障差异并重点做好大病保障；健康产业政策要在提升医药和医疗器械产业集中度与规模化方面下功夫；要明确基本医保的边界，并创造条件让商业健康保险发挥作用；消费政策要重点强化控烟、限酒、低糖、少盐等有利于健康的要素。最后，要做好基本医疗保障立法工作。
二、加大关键环节改革力度，力求实现重大突破。一是建立现代医院管理制度及与基层医疗机构联动机制。通过医保杠杆建立分级诊疗的秩序，通过卫生人事薪酬制度改革调动医务工作者积极性，通过卫生规划优化医疗卫生资源合理分布。二是深化医疗保障体制改革，将新农合和居民基本医保制度有效整合，并大幅提升其保障水平。三是进一步完善公共卫生保障体制机制。建立慢病防控专业与社会动员的长效组织机制，探索建立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与国家和区域的医疗中心工作协调机制。
三、以一批重大行动计划为抓手，提升全民健康水平。国家应出台若干保障健康的重大行动计划。将全国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办公室并入国家医改领导小组办公室，全面拓展“国家卫生城市”的内涵与外延，编制指标体系与考核标准，在“十三五”期间以“健康城市”取代“卫生城市”评比，不断提升全民健康水平。
程津培常委代表致公党中央的发言：加快促进淮河流域经济与生态环境协同发展
结合致公党中央2015年开展的“淮河流域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调研，认为在“十三五”时期加快推动淮河流域的经济社会发展，使占全国1/8的人口同步实现小康，对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意义重大。为此，建议：
一、将“淮河流域区域经济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从国家层面统筹规划，统筹规划和推进淮河流域的经济发展、航运、防洪、生态环境保护等工作。综合考虑协同发展的效益，建立跨省生态补偿机制。
二、重视淮河流域生态环境保护。加大对淮河治理和生态保护支持力度，将其列入相关部门的“十三五”规划。加强重点工业污染源治理、加快城乡污水处理厂及配套管网建设和升级改造工作。实施农业面源污染治理工程和小流域系统综合治理，持续改善淮河流域水质。加强淮河干支流湿地保护，提升生态承载能力。
三、科学规划建设沿淮重大水利控制性工程和基础设施项目。加快建设引江入淮工程，开展洪泽湖生态清淤扩容工程，开展淮河行蓄洪区调整改造、下游主要行洪通道堤防达标及河道治理、重点平原洼地排涝等治淮新三项工程。规划建设平原水库或生态湖泊，推进两淮采煤沉陷区综合治理与利用，切实解决居民搬迁、生态修复和水系疏通问题。
四、打通淮河出海通道，建立立体交通走廊。在2013年国务院批准的淮河入海水道二期水利工程中，同步进行淮河出海航道建设，实现河海通达联运。开展淮河干线航道与支线航道系统治理和碍航闸坝、桥梁等碍航设施升级改造工程。加强港口及港口物流园区规划建设，拓展港口服务功能。增强公路、铁路、水运线路的连接能力和路网整体服务功能。
五、加大对淮河流域农业支持力度，大力发展现代农业。重点支持淮河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加快推进淮河流域低洼地改造和农田水利建设，开展小麦中低产变中高产建设工程，建设跨区域重大病虫害应急防控体系。推进农业生产生态化，加强农产品生产基地环境安全监测与监管，加强农用化学品施用规范管理，大力推广使用节地、节水、节肥等新技术、新措施。
六、创新驱动，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充分发挥合芜蚌自主创新试验区的平台作用，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打造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基地。发展新型绿色煤制油（气）等煤电化、盐化工、非石油路线烯烃等产业，创建金属、煤化工、凹土、硅基等新材料产业集群。利用淮河大湿地，发展文化、旅游业等第三产业。
武维华常委代表九三学社中央的发言：适应新常态积极稳妥调整粮食安全策略
当前，我国粮食高产出、高进口、高储备、高浪费、高调运、高消耗“六高”并存。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重要组成部分，必须始终高度重视。在“十三五”时期，应主动适应新常态，积极稳妥调整粮食安全策略。为此，建议：
一、抓住第三次全国农业普查契机，摸清粮食底数，充分厘清一些重大问题。比如，近年粮食产区时有春旱夏涝、抛荒撂荒情况，耕地退化严重，一些地区耕地复种指数显著下降，平均每年因自然灾害损失粮食400多亿公斤。再比如，随着居民膳食结构变化，肉蛋奶水产品生产消耗的饲料粮总量与居民口粮消费量的占比进一步增大，主粮产量应否持续增加？还比如，大宗农产品国内外价差不断扩大，大量政策性储粮难以顺价销售。粮食储备率多少为宜？诸如此类问题，都需要认真调查、深入思考、科学研判。
二、运用政府和市场两只手有效调控粮食生产。划定永久性基本粮田特别是口粮田，实行更严格的法律保护和高标准建设，加大对粮食规模生产主体扶持力度，重点支持粮食绿色生产；非基本粮田耕地“跟着市场走”，但严格禁止“非农化”；加大退耕还林、还草力度，因地制宜实施净土工程；落实“以水定产”，控制北方缺水地区扩大粮食种植，鼓励南方逐步恢复扩大主粮种植并提高复种指数，挖掘非粮产区产粮潜能；加快肥、药、膜限量限质使用的立法工作。
三、有效利用国际市场和资源。积极参与国际分工，建立多元稳定可靠的粮食进口渠道；稳步发展粮食期货市场，掌握粮食产品定价权；完善农业国际合作机制、海外投资保险制度和金融支持政策，鼓励国内企业到海外建立粮食产业基地。
四、调整粮食储备和流通政策。在科学研判基础上减少国家粮食储备量，增加市场储粮份额；改革粮食托市收购制度，将粮食生产“补价格”的一部分逐步调整为普惠的“补收入”；着力做大做强做优粮食加工业，疏通粮食流通环节“堰塞湖”。
五、多措并举促节粮。进一步推广使用节粮新技术、新工艺和新装备；大力加强节粮宣传，在全社会树立健康消费观念；结合《粮食法》制定，加快节粮法制建设步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