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这曾是钱学森的困惑，也是当下高等教育界的困惑。
11月5日，全国政协召开双周协商座谈会，主题是“促进高校办出特色和水平”，来自国内多所高校的校长、院系负责人、地方政府代表与国家有关部委负责人汇聚一堂，共谋高等教育改革思路。在我国高校规模迅速扩张的今天，一些高校的人才培养方式却与社会需求脱节，“千校一面”的同质化竞争和急功近利的办学思路被社会广为诟病。为此，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创新人才培养机制、促进高校办出特色水平，全国政协将“促进高校办出特色和水平”作为今年的双周协商座谈会的重点议题，并由民盟中央和全国政协教科文卫体委员会共同承担会前调研和组织筹备工作。
围绕这一主题，民盟中央组织专题调研组赴上海、浙江、北京等地开展了调研，全国政协教科文卫体委员会赴陕、鄂、吉三省开展专题调研。高校怎样才能办出特色和水平？如何让高校培养出社会真正需要的人才，回归育人之本？这是调研组成员一路上不断思考和讨论的问题。
持续调研背后的关切和期许
高等教育改革是全国政协教科文卫体委员会多年来关注的话题。2013年,教科文卫体委员会曾围绕“促进高等教育质量建设”这一专题，组织调研组赴江苏、福建、山东、北京等地开展调研。就在今年，教科文卫体委员会还就“研究型大学投入体制机制关键问题研究”专门召开座谈会，努力促进建言献策与科学研究相结合，拓宽参政议政渠道。在围绕“促进高校办出特色和水平”的专题调研中，委员们又实地考察了上述三省多所高校，并与相关政府部门、高校负责人、师生代表进行了多场座谈交流。
每天的日程表都安排得满满当当，委员们往往来不及午休就匆忙奔向下一个地点，即使在餐桌上、路途中，他们也没有停止过研究和探讨，这是教科文卫体委员会调研组的一贯风格。而在这些努力的背后，蕴含着众多委员们对我国高校人才培养质量的深深关切和殷殷期许。
在2013年的调研中，委员们了解到，高校无论学科专业结构还是人才培养质量，都与经济社会发展需求有一定距离。今年的两次调研又再次印证了这一点。
“有的院校一心追求‘专升本’，有的盲目争取硕博点，有的一窝蜂追求综合性、研究型。”调研组组长、全国政协教科文卫体委员会副主任马德秀说，一些高校盲从于冰冷数字堆砌的所谓“一流”，导致“千校一面”现象严重。
调研中，一位高校负责人曾直言不讳地对调研组说，“现在高校取名都争先恐后冠‘理工’、‘科技’、‘工程’等名称，专业设置往往一哄而上。”
调研组发现，一些高校其实拥有追求特色发展的强烈愿望。6月，在武汉纺织大学校园展厅内，调研组看到了纺织专业技术在生命科学、医疗等多个行业的特色应用成果，在位于吉林省的延边大学，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的学科设置也得到了委员们的赞赏。然而，高校追求特色的努力往往会遭遇难以突破的“天花板”。西安理工大学负责人反映说，学校曾参与了多个国家重大基础工程的技术论证和科研工作，但这些社会贡献难以纳入相应的考核评估体系。而武汉科技大学负责人也有同样的苦恼：“我们学校在服务地方经济上作了很多贡献，但因为排名靠后，难以引进高端人才。”
问题的根源在哪里？委员们认为，高校的学科设置和招生规模没有以学生为中心、以需求为导向，且缺乏分类指导标准和科学评价体系，这是导致“千校一面”的重要原因。“各种专项计划和评价指标因涉及办学经费和学校地位，在一定程度上就成了高校办学的单一指挥棒。”陈群委员在会上如是说。
对此，参与调研的朱和平委员的看法是：“对不同类型的高校教育质量不能拿同一个尺子去衡量。”他说，当前“985”、“211”等国内高水平大学几乎是清一色的学术型大学，导致高水平应用型人才短缺。他建议，抓紧制定我国高等院校的分类评价标准体系，当前应优先解决学术型与应用型这两大类标准体系。
刘长庚委员呼吁进一步构建公平的竞争环境并更加注重绩效评价，尤其要为地方高水平大学提供适当宽松的办学条件和学科设置条件。武汉纺织大学教授张建林认为，促进高校办出特色和水平，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办学与需求脱节问题，这就需要高等教育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与大众化相适应，探索建立政府、高校、社会三者之间新型关系。
高水平的建言献策
要让高校办出特色和水平，回归育人之本，是一项长期而复杂的改革，非一朝一夕之功所能奏效，对于这一点，委员们有着深刻的认识。
在此次双周协商座谈会上，出席的委员和专家还提出了诸多具有前瞻性和可操作性的建议，除了要以学生为中心、以需求为导向，对高校进行分类指导和科学评价之外，委员们还认为，应该合理放权、控制规模、优化结构，全面提升教师能力和水平，改进财政拨款机制，使政策向西部、向基层和农林专业倾斜。
“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我想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我国高校严重的行政化色彩，集中表现在大学机构的级别化、学术体系的科层化和大学管理者的官僚化。”会上，王俊峰委员发表了这样的观点。
事实上，调研组实地了解的情况也与王俊峰观点一致。在调研组与部分高校负责人和师生代表座谈时，后者不约而同地反映，大到学科设置，小到教学设施建设，高校往往难以自主决策。
“放开手脚也许会做得更好。”调研中，刘公勤委员如是说。
贾庆国委员在会上建议政府对高校要“简政放权”。对此，曹卫星委员说，关键是做好三个方面的“放权”，即省级政府及部门向高校“放权”，高校向教授“放权”，中央部门向省级政府“放权”，包括院校设置、招生计划、学位点评审、学科建设等。谈及改革财政拨款方式，姜耀东委员认为，我们对高校经费分配方式相对简单粗糙，采用的是“政府—高校”的单线拨款模式，他建议进一步完善现有的财政拨款机制，建立具有专业性、权威性的第三方高等教育质量评估指标体系和机构，加快高等教育财政投入的立法进程。
在调研中，委员们发现，占全国半壁江山的西部12省，高校数量不足1/4，特别是适应当地发展实际需求的高水平大学更少。而且，西部高校普遍造血不足，办学能力落后，难以吸引和留住人才。
“如果我们长期‘营养不良’，拿什么去和别人赛跑？”西北大学负责人在座谈时对调研组说，西部和东部的教育发展差距还在拉大，建议对西部高校加大支持力度。
“高等教育上水平，关键在西部！”这是调研组委员的共同心声，他们建议政府相关部门在政策和资金投入上向西部高校倾斜。
参与调研的郝际平委员认为，西部高校很难给出优于东部发达地区的优惠条件吸引人才，应设立专项发展资金、人才资金，为西部吸引人才创造条件。马德秀建议对中西部高校精准发力，在“十三五”期间，加大中西部“一省一校”工程倾斜力度，深化办学自主权改革，卸下穷省办学水平低的包袱，同时重点做好引才育才、留才用才，从根本上改变高等教育“西弱东强”的区域结构。
其实，面临财政困境的除了西部高校，还有一些以农林专业为主的高校，会上，身为华南农业大学副校长的温思美委员和身为东北林业大学副校长的赵雨森委员都不约而同地呼吁政府对农林类大学给予更多关注和投入。
谈及高校引才，中国农业大学原党委书记瞿振元认为，高校青年教师几乎成为国家人才支持政策体系的盲区，当前，高校众多青年教师在教学、科研等工作方面面临不小压力，在收入和住房等生活方面也存在不少困难。他建议发挥国家对青年教师发展的支持、引导、保障功能，全面提高教师队伍整体素质
高校人才培养是一个事关民族未来的重大课题，在双周协商座谈会之后，委员们对高等教育的关注并不会就此止步，可以预见，这样高水平的建言献策还将一直持续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