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气污染防治不仅是京津冀共同关心的问题，也是全国人民关心的热点。4月22日，全国政协召开“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中的大气污染防治”双周协商座谈会，政协委员、京津冀三地政协主席、专家学者和政府有关部门负责同志汇聚一堂，探讨京津冀大气污染的根源及协同防治的途径。
治理雾霾需要区域协作，这是共识，更是难点。根据中央部署，2013年，京津冀及周边六省区市以及中央有关部委在全国率先成立了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大气污染防治工作小组，目前，相关协作机制正在不断完善中。委员们认为，大气污染协同防治，既是落实京津冀协同发展国家战略的重要突破口，也是改善民生和生态文明建设的必然要求。当前，京津冀在大气污染协同防治方面已取得了一定进步，看到了希望，但在加大立法执法力度、调整产业结构和能源结构、完善城市规划、加强区域联防联控等等方面还有大量工作要做，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大气污染防治关键在“协同”
全国政协一直高度关注京津冀大气污染防治，尤其十二届全国政协以来，涉及这方面的提案就有120件。今年1月，民建中央和全国政协提案委员会组成“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中的大气污染防治”调研组，先后赴京津冀三地进行调研。全国政协副主席马培华带领专题调研组赴河北省调研，走访石家庄、邢台、保定三个城市，全国政协提案委员会主任孙淦带队在北京、天津调研，掌握了大量第一手资料。
在北京朝阳区有一个中国环境监测总站，环境空气监测点已覆盖全国300多个地级以上城市。调研组在站内巨大的监控屏幕前看到了一张污染监测“地图”，图上用绿色、红色和褐红色的圆点来标识城市大气污染由轻到重的程度，而在京津冀一带，红色和褐红色的圆点明显密集。
大气污染形势依然严峻，这是调研组上下的共同感受。会上，环境保护部副部长吴晓青在介绍情况时也为此提供了事实依据：2014年，全国空气质量相对较差的前10位城市中，京津冀占了8位。
燃煤、机动车排放和高能耗工业项目是京津冀大气环境主要污染源。为此，三地都把控煤、控机动车污染及调整产业结构作为重要治理措施。调研组了解到，北京抓全面治理，推出了《北京2013-2017年清洁空气行动计划》。天津对大气污染治理实行全方位网格化管理，一旦发现污染行为立即督办整改。河北省拿出了壮士断腕的决心，表示宁可降低GDP和财政收入增速，也要坚决打赢大气污染防治攻坚战。
然而，从源头上治理大气污染并非易事，由于京津冀区域发展不平衡，在大气治理中“协同”二字尤为重要。“要加强京津冀区域大气污染联控联防联测的协同机制。”会上，马培华如是强调。
京津冀需要一体化的能源结构布局，这是不少委员的观点。调研组走访河北省保定市时了解到，该市1100万人口中有800多万农村人口冬季靠散煤取暖，这是污染重要来源。“我们算过一笔账，如果所有农户的100多万台炉具全面达标，需要至少投入75亿元以上的资金，而目前各级环保补贴加起来才不到6亿元。”保定市相关负责人向调研组介绍说。天津市相关负责人也反映，尽管他们在努力推广天然气等清洁能源的使用，但由于煤炭成本低廉，对煤炭的“依赖”短期内难以改变。
在调研组看来，“多煤少气”的能源结构是我国无法回避的事实，这就必须寻找一条既能大规模使用煤炭资源，又能大幅度减少煤炭污染的道路。会上，黎昌晋委员建议建立京津冀地区长期的气源供给体系，加大煤炭清洁化利用推广力度，这也得到了一些与会委员的认同。
产业结构偏“重”是京津冀大气污染的重要原因，“防在源头，重在产业。”秦博勇委员建议国家大力支持京津冀加快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王小康委员则认为，从京津冀各自的“十二五”规划看，三地重点发展的产业有所雷同，需要优化区域产业布局，实现错位发展。
机动车排放是会上委员们热议的一个话题。身为北京市副市长的程红常委说，京津冀三地机动车总量已超过2200万辆，建议国家高度重视京津冀交通一体化建设，支持京津冀2015年实现统一供应符合“国五”标准的车用汽柴油，并在全区域统一实施新车“国五”标准。徐辉常委认为，还应加大新能源汽车推广力度，加快黄标车淘汰。
要加大区域立法执法力度
去年11月，北京APEC会议期间的“APEC蓝”让人们看到了京津冀协同治理雾霾的希望。目前，京津冀在区域信息共享、重污染天气预警会商和应急联动、机动车排放控制协调方面都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是，京津冀三地政府负责人也不约而同地向调研组反映，他们期望对进一步打破行政区划概念，加快推进区域共同立法。“没有法律保障很多事都不好办。”北京一位政府部门负责人向调研组直言不讳。
在郑广台委员看来，大气治理中需要统一京津冀淘汰落后产能的标准，统一清洁能源供应指标等等，这亟须协调区域内立法，建立统一的产业准入标准和排放标准。当前，新出台的环保法仅对区域大气污染联防联控提出了原则性规定，程红认为，在正在修订的国家《大气污染防治法》中要增设专章，对重污染区域提出更加严格的要求，并借鉴国外经验，由国家研究制定《京津冀区域大气污染防治条例》。
近年来，京津冀三地纷纷针对大气污染行为加强了违法处罚力度，但郑广台发现，各个城市的违法处罚标准并不一致，最高处罚金额有100万，也有10万，为此，他在发言中呼吁统一区域执法力度。
加大立法离不开严格执法。在河北调研时，调研组曾遇到一个小插曲：陪同调研的环保部门负责人看到了路边有烧秸秆现象，立即进行处理，马上见效。在参与调研的徐辉看来，这件事说明执法属于“最后一公里路”，极为重要。会上，黎昌晋委员说，美国百万人中约有环保管理人员近3000人，而我国不足150人，建议深化环保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大幅增加基层环保执法力量，并探索以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加大环保队伍建设。
治理“城市病”是一项根本性工作
“‘城市病’是造成大气污染的重要原因”。会上，任海泉委员发表了这样的观点。
北京市政协主席吉林对“城市病”造成的环境污染问题有深刻感受。他说，北京正严格按照中央精神疏散非首都城市功能和核心区人口，“这项工作是根本性的。”而在任海泉看来，在我国城镇化建设中应把握好政策导向，鼓励人口双向流动，改变人口向大城市过度集中的单一流向。高吉喜委员则认为，当前城市生态功能布局存在种种不合理，建议在城市化过程中充分考虑公共服务设施的均等化配置，最大限度减少城市人流、车流和物流在城市间的长距离转移，从根源上控制大气污染。
谈及城市功能布局，郭允冲委员认为，城市工程建设粗放也是造成大气污染的原因。“我国的建筑建得快、拆得快，城市规划缺乏科学性和前瞻性”，郭允冲呼吁城市建设工程要大力实施节能减排，大幅度提高城市规划的科学性、前瞻性、可操作性及权威性，尽量避免重复建设。
会上，委员们还从发展相关技术、加强气象监测、发动民间力量等角度发表了各自的观点。董胜波委员说，大气污染防治需要法律、行政、经济手段，也需要技术手段，要加大对大气污染防治的技术支撑，打好常态化治理的“持久战”。宇如聪常委说，近年来，京津冀的环境承载力在变差，对大气污染物扩散不利，他建议加强对大气污染的全面监测，在预测准确基础上研究联防联控问题。此外，魏明德委员还建议建立区域性联合大气环境研究机构。方黄吉雯委员认为，大气污染防治不仅是政府的事，也是全民的事，她说，“若不能成功发动全民参与治理雾霾，单靠政府是很难解决的。”
会上，国家发改委、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国气象局负责人对委员们的建议作出了积极回应。大家纷纷表示，要进一步加大推进京津冀大气污染协同防治的工作力度，与全社会共同应对这项艰巨的挑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