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西部大开发刚开始时，有企业不乐意往西部去，说‘我在东部地区投一块钱产出五块钱，到西部投五块钱才产一块钱，我凭什么要去？’这个矛盾大家怎么看？”在23日的全国政协十二届常委会第六次会议上，杜鹰委员一句话就把大家的思绪带回14年前。
“民族问题不仅是经济和民生问题，还是关乎边疆稳定和中华民族凝聚力的问题。”杜鹰说。
我国少数民族八省区包括内蒙古自治区、宁夏回族自治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西藏自治区和广西壮族自治区五大少数民族自治区和少数民族分布集中的贵州、云南和青海三省。这些地区GDP占全国的10%左右，国土面积占全国58%左右，人口占14%。杜鹰在多次调研中发现，这些区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点和难点地区。虽然这些地区经济发展速度、收入增长速度都超过了全国平均水平，但是在全国的绝对差距还在扩大。
杜鹰表示，这些地区在产业布局方面存在着产业结构失衡、产业发展层次低和资源配置效率低突出问题。八省区总的资源性产品占工业销售额平均比重68.6%，比全国高出24.6%，导致区域经济结构单一，抗风险能力低。高新技术产业占工业增加值的比重只有1%，虽然集中了我国大量农业资源，但由于西部物流费用比全国高，资源优势也因此而“部分抵消”了。
“企业把小麻袋留下，大麻袋扛走，有的甚至把大小麻袋都扛走了。”这是杜鹰在民族地区调研时现场听到的一句话。他结合此现象表示，民族八省区的资源优势并没有很好地转化为经济优势，原因在于体制机制。例如，在资源开发的利益分配上，当地资源大部分都是央企在开发，而这些企业很多都没有在当地注册子公司，缴税时回到总部所在的省市。
“针对民族地区产业现状，应从大局出发，在更好地发挥市场配置作用的同时发挥好政府作用，支持他们走出一条有中国特色、民族地区特点的新路子。”杜鹰呼吁国家对少数民族八省区做些更多更具体的政策倾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