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宏观经济走势 与工作重点的选择

　　２００２年，我国扩大内需与“入世”的效应显著，自主性经济因素增强，新一轮经济周期的“拐点”已经形成。在２００２年各地宏观经济运行中，“强省”、“强市”指标表现突出，富民指标相对进展较小。同时，在国内市场国际化、竞争日趋激烈、产业结构调整加快的情况下，高增长低就业的现象也必须引起我们的重视。
　　目前，世界经济周期正处于上行曲线时期。尽管世界经济面临伊拉克战争、石油涨价等不确定因素，我们仍然持乐观的态度，预计２００３年世界经济增幅为１个百分点左右。
　　２００３年中国经济增长率，将与２００２年大体持平。支撑与影响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主要因素，有以下几点：一是积极的财政政策将继续发挥作用。任何宏观调控政策都不能长期化，积极的财政政策已实行了５年，今后应逐步淡出。近年来，理论界这方面的呼声不小。２００３年“淡出”的条件有所加强，民间投资在加快启动，但替代国债等投资渠道的空间仍不充分。因此，２００３年积极的财政政策不宜较大幅度“淡出”。二是外商直接投资和民间投资持续升温。２００２年中国的外资流入量突破５００亿美元，成为世界上吸引外商投资最多的国家。２００３年直接利用外资、民间投资将继续保持较高的增长率。三是通货紧缩现象进一步缓解。经济运行先行指标———生产资料价格指数、工业品价格指数从去年初－６．３％与－４％，回升到去年１０月底的－０．６％与－１．１％。预计２００３年物价有所上升，生产资料、生活资料的价格可能恢复正增长，居民消费价格可能上涨１个百分点左右。
　　关于我国经济预期，应持谨慎乐观的态度。２００３年经济增长预期目标应为７％～８％。政府应通过宏观调控，熨平周期，继续保持经济平稳快速增长的态势。不仅要积极稳妥、留有余地安排２００３年经济发展指标，同时也要千方百计实现较高的富民指标。应保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接近ＧＤＰ增长的势头，进一步推动农民人均纯收入的恢复性增长。
　　关于２００３年我国经济工作重点，建议如下：
　　一、富民工作重点向农村倾斜解决“三农”问题，首先是推进农业现代化。现阶段农业现代化的根本出路，还不是机械化，而是无公害化，是发展“绿色农业”与“有机农业”。城里人总担心买到有污染的蔬菜、水果、肉类等，外国人更担心这一点。因此，为了适应国内外市场的新需求，应加快农业标准化进程，提高农产品竞争力。外国人到中国来下农产品订单，往往要实行生产全过程控制。城镇农产品市场也应这样做，农民应自觉这样做。尽快形成市、县、乡镇生产基地三级农产品检测网络，建立城镇农产品市场准入制度，将农民增收与市民健康紧密地结合起来。
　　解决“三农”问题的第二条根本出路，是鼓励农民转移，减少农村人口。近几年来，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主要来自农民外出劳务收入。加大对农村青壮年劳动力专业技能的培训，加快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城镇转移，这是今后农村工作的重中之重。东部沿海较发达地区在发展二、三产业的过程中，要主动吸纳中西部较落后地区的农村富余劳动力。
　　加大财政转移支付与投资力度，是农村工作的又一个重点。建议逐步减征农业税，东部沿海地区有条件的地方应率先实施。建议设立“农业开发园区”，鼓励市民下乡投资农业，鼓励资本下乡。
　　二、实行大都市圈经济发展战略２１世纪国际竞争的主体不是企业，而是大都市圈。大都市圈经济正在成为我国经济主要的增长极。下一步，应加强这一增长极的内部建设，进一步扩大要素的聚集效应。在计划经济条件下形成的“行政区经济”，不符合市场运行的规律和要求。追求地方经济利益的最大化与政绩冲动，导致地方政府对经济进行不合理的干预，行政区划往往成为阻隔要素自由流动与优化组合的障碍。从行政区经济向都市圈经济过渡，是城市化进入较高阶段的必然产物，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必须加强都市圈内部不同行政区的协调与合作，积极推进都市圈共享的交通等基础设施建设。
　　重点建设长三角、珠三角、环渤海等都市圈。推动都市圈经济一体化进程，有两大中长期目标：一是建立区域共同市场，统一各地政策，实行公平竞争；建立以大型企业为龙头的技术创新、金融、港口、旅游、商贸等五大经济合作体。从理论与实践来看，产业集聚倾向于大都市圈，都市圈功能对于工业生产活动、信息生产活动具有关键性的意义。工业化时代的制造业强烈地倾向在大城市圈周边分布。不应从国土均衡发展的理念出发将工业分散作为国土政策的第一目标，而应实行工业集中为主的政策，注重发展大都市圈工业带，以专业市场为纽带形成的范围经济、集群经济。
　　建设大都市圈的目的是为了发挥核心城市的扩散效应。惟恐“本地不经济”，是一些城市阻挡某些扩散效应发生的理念。在这种理念的指导下，城市之间道路的衔接、共享基础设施的推进、港口的合理布局，都成了难于解决的问题。应尽快打破大城市的地方保护主义，拉大核心城市的辐射半径，加强核心城市的辐射力。
　　三、实行鼓励与引导消费的新政策经济学讲“消费乘数效应”，实际经济生活中消费是最终需求。内需不足主要是中低收入群体收入增长缓慢，导致社会平均消费水平上升不快。有些地区消费率长期偏低，近１０年来还呈下降态势。长期保持过高的投资率和过低的消费率，必然会造成市场疲软和物价下降。同时，财政收入过高的增幅，也势必对投资与消费带来挤压效应，影响投资信心与消费信心。
　　政府应清理与取消各种限制消费的规章制度，制定进一步鼓励消费的政策。研究各个社会阶层的消费需求，主动组织相应的物质与服务供给。进一步培育住房、教育、汽车、旅游、文化、保险等消费热点。增强消费信心与即时消费意愿，提高城乡居民特别是中低收入家庭的有效需求。
　　四、优化投资结构，提高投资效果有些地区的投资增长结构不合理，更新改造投资增长率低于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并呈下降趋势。“八五”以来，由于大幅度扩大基础设施投资，制造业投资比重持续下降。更新改造是生产性投资，是促进技术创新、增强企业发展后劲、保持宏观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重要基础。因此，更新改造投资增长过程中增幅相对低与下降的问题应该引起我们的足够重视。联合国近期发表《２００２年度发展报告》提出，发展中国家仅从贸易和投资中还不足以从经济全球化中得到好处，而要通过创新和学习来促进竞争与技术进步，才能分享经济全球化的利益。这是有益的警示。加速折旧，是推进更新改造投资的有效措施。各地应制定加速折旧的具体规定，通过增加投入大力推动设备更新与技术创新。
　　目前，影响投资效果的主要原因，是市场论证不足与“工程”泛滥。前者是企业微观决策失误带来的损益，后者是“政绩冲动”过强造成的浪费。应将投资效益增长、中低收入者收入增长等与ＧＤＰ增长一样作为政府部门与干部的重要考核指标。减少低效投资、避免无效投资，是今后一个时期提高我国经济运行质量的工作重点。
　　五、充分释放本土经济内生因素的潜力进一步解放思想，不仅允许而且要鼓励干部投资。目前，干部投资在许多地方仍是一个禁区，即使少数一般干部投资虚拟经济或实体经济，也是“地下”进行的。有人认为：“干部投资＝以权谋私＝腐败”。其实，这个等式只是三者之间一种特殊的关系，并不存在必然的联系，避免这种等式成立是完全可能的。２０年来，各级干部通过合法的劳动收入也积累了一定的资金，应允许他们在自己权力作用范围之外投资。干部投资有两种形式：一是社会间接投资，即把资金投入证券、债券市场；二是个人直接投资，即把资金投入直接创业活动，如有的地方让机关干部下乡租地种树，开展“万人创业活动”。
　　进一步进行制度创新，开发人力资源。要高度重视开发与利用我国以下三个人力资源富矿：一是科技人才，二是在校大学生，三是农村劳动力。采取什么样的新举措才能把这些人力资源转变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比较优势？鼓励城乡居民、大学生毕业后直接创业；改革国有企事业单位的分配制度，让劳动、技术、知识、管理、资本按贡献参与分配，形成有效的技术创新、管理创新、制度创新机制，充分调动科技与管理人才的积极性；根据城乡劳动力市场的中长期需求，大力发展农村职业教育，把大量农村人口负担变成城乡产业发展的强大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