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为本就业优先 积极进行城镇化运营

　　改革开放２０年来，我国城镇化发展速度是同期世界城市化平均速度的两倍，目前城镇化率接近４０％。但是，这一发展速度远远不能满足还被排斥在城镇之外的几亿农业人口的就业和吃饭问题，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城乡差距达到三倍以上，使农民、农村和农业发展问题成为制约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棘手问题。因此，城镇化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必须解决的难点和热点问题。
　　在未来２０年里，农村剩余人口向城镇大规模转移将伴随着我们国家经济发展的整个历程，这已经成为大势所趋。但是，由于我们是一个农业人口众多，各种资源又相对短缺的国家，因此在城镇化过程中必须寻找和建立一个适合中国基本国情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路子。
　　在我国城镇化渐进高潮期的今天，我就此提出几点具体建议：
　　第一，城镇化过程中，环境规划要放在重中之重，放在首位。要通过立法和政府行政手段，解决城镇化过程中的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乡镇经济和乡镇企业的发展在提高农民收入、缩小城乡差别方面取得了很大成效。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有很多乡镇是村村点火、户户冒烟，只考虑眼前的一点经济效益和资本的原始积累，根本没有考虑环境和生态，特别是水源污染和大气污染，这已经成为全国性的环境问题。人口、生态环境、自然资源和经济社会发展的矛盾和压力日益突出。
　　从目前的情况看，可持续发展的观点和环境保护的观念在我国广大的村、乡、镇等地区，还是比较薄弱的。因此，在大规模城镇化的过程中，立法要先行，同时，地方各级政府要签订环境责任合约，确保破坏环境的情况少发生、不发生。
　　第二，在城镇的产业规划中，就业优先原则要放在首位，首先要考虑的因素是有利于农业劳动力持续转移，有利于农民在城镇定居落户。为此，在产业布局方面，我认为应该大力提倡各种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
　　按照世界平均的农业生产率推算，我国种植业最多需要５０００万农民，所有的农业生产有１．５亿人就够了，而目前依然留在土地上的农民达４亿多。因此，从现在开始，中国每年需要有１５００万农民转移到城镇和非农产业。由于农村进城务工人员的就业技能和知识水平普遍不高，因此在产业规划方面，必须首选就业岗位最多、就业门槛不高的产业。
　　当前我们面临的一个良好机遇就是世界制造业正在向中国转移，如果城镇化进程抓住了这一机遇，就可以把人口包袱变成人力资本，参与世界分工和竞争。因此，我建议，要充分利用各地的资源优势和人口优势，主要发展农产品深加工业、生态旅游产业、农村经济服务业、无污染的制造业和休闲产业。
　　第三，在城镇化的发展模式上，建议以发展大中城市周边的卫星城镇为主要思路，与中心城市功能形成补充关系，最终形成城市圈、城市带和城市群的规模效应和产业链条，使城市的经济总量大幅增长。
　　在现代社会经济系统中，一个城市的人口达到２５万，才能产生规模效应。如果没有大中城市的分工组织作用，城镇化将面临许多问题。而目前，在我国２０７４个县级城市中，只有１３．１％达到应有的规模，因此通过发展卫星城镇扩大城市经济总量显得非常必要。
　　从历史的角度看，工业化城市的产生和发展主要依赖制造加工业的繁荣，但是随着全球技术突飞猛进的进步，闲暇时间大量增加，休闲不仅作为一种经济需求被提出来，而且成为未来城镇发展的驱动力量。特别是一些中小城市的经营发展模式已开始转向并依赖休闲活动的兴旺发达。在城市里，商业开发、娱乐设施、餐饮服务、体育竞技、艺术欣赏、旅游观光，所有这些休闲活动的生产和服务已成为城市经济活动运行的基本条件，并对众多行业产生着巨大推动作用。特别是在我国，由于一些大中城市都是高度工业化城市，其周边卫星城镇的发展，更应该注意借鉴和运用这一发展模式。尤其是以一两个大型的文化、体育、休闲项目为龙头，营造良好综合环境，带动一系列生活商务配套项目的投资，以一个项目带动一个社区，一个社区带动一个卫星城发展，进而形成“珍珠式”的“一市多城、众星拱月”的城市群发展形态。
　　第四，城市化过程中，要强调土地运营的观念，不能挥霍土地和透支土地，一定要注意成本分析和土地的综合开发利用。
　　根据过去的经验教训，城镇化一定要避免一哄而上的开发热、投资热，把城镇化简单理解为城市建设，把宝贵的资金盲目投资建设一些不切合实际的城市建设项目。例如相互攀比建设大广场、大市场、大马路、大剧院、开发区，这样不仅大大抬高了城镇建设的成本，而且抬高了农民进城的“门槛”，与城镇化的根本目的背道而驰。
　　在土地利用和运营方面，我认为比较好的模式是政府推动引导，民间投资积极参与。在土地经营上，政府和企业通过制度建设结成利益共同体。政府的角色是规划、调控和监督土地的使用情况，鼓励各种民间资金进入土地综合开发领域，形成政府规划引导、企业投资发展的互动双赢模式。虽然政府直接进入土地开发运营，可以起到带头作用和资金的放大使用，但是我认为，在市场经济的法则下，政府财政资金应该避免以“输血式”直接进入土地开发，而是通过政策指导，鼓励多种形式的资金进入土地运营。这样，一方面可以避免发展的无序和混乱，另一方面又能给大量的民间资本创造参与城镇化这一庞大系统工程的历史机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