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很惊讶，濮存昕竟然没有经纪人或助理，他好像想要告诉大家，他既是自己的主人，也是自己的仆人。濮存昕还曾信誓旦旦地对我说：“英达虽然是我的好朋友，但我绝不会去参加他主持的《夫妻剧场》节目。”他固执地认为，保守家庭隐私，也是演员的一个职业道德。
一
濮存昕是个敏感的人。有时敏感到了伤感。
“我总觉得于是之不太欣赏我。”我不止一次听他这样说。他说这话的时候，神情有些沮丧。
“可是他向叶普列莫夫推荐你在《海鸥》里演列普列夫，那可是头号男主角啊。”我这样安慰他。但我毕竟知道，在新一代的中国男演员中，于是之最欣赏的是李保田和姜文。
“我从叶普列莫夫的眼神里就能看出来，他对我们不是太满意。”他也不止一次地这样说，情绪有些失落。我大概也给他说过一些安慰的话。但我毕竟知道，这位莫斯科艺术剧院总导演在离开北京前夕对于是之说：“我要向您祝贺，在你们剧院有两个极有前途的青年演员——徐帆和陈小艺。”
然而，所有一切并不妨碍濮存昕对叶普列莫夫的敬重。我常常去《海鸥》的排练场，我发现在中青年演员中最尊重叶普列莫夫、因此可能也是从这位导演身上汲取了最多的艺术营养的，就是濮存昕，而在今天还能常常追忆这位俄国戏剧家的也还是濮存昕。
濮存昕大概曾经有过一个心愿：能通过自己的努力让于是之相信自己的能力，欣赏自己。但于是之1992年就退休了，很快又得了失忆的脑病。这当然是很遗憾的。
然而我知道，濮存昕曾经介绍一位脑科中医专家给于是之看病。《演员濮存昕》这本书出版之后，正在外地拍戏的濮存昕特意请他父亲苏民先生亲自把这本书送到于是之家去。
有一次，于是之夫人李曼宜大姐和我谈起这本书。我说书是苏民亲自送来的吧，她说是。她说苏民那天还发了感慨：“我已经很久没有到这里来了。”我的心抽搐了一下。因为想到那个时候的于是之已经脑子糊涂得认不得人了，两位曾经亲密无间也曾相互隔阂的戏剧老人已经无法拉手话当年、释前嫌了。
而我有幸亲眼见过他们两人亲密无间的动人场面。那是20世纪80年代的一个中午，我走进北京人艺的院长办公室，正碰上于是之与苏民对酌，正是“世间最好的酒肴，莫如诗句”！薄饮小醉，兴会所至，两人抑扬顿挫地背诵起了刘禹锡的《陋室铭》。我踏进办公室的门槛，恰好两人诵读到“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于是之顺手用筷子指到了我的方向。我现在还能记得他们击筷吟诵，其乐陶陶的样子。我也曾把这个经历说给濮存昕听，他当然也会在心里生出一番感慨来。
我向濮存昕问过，他父亲苏民与于是之在什么问题上引起了争执？他说是在对于剧院艺术生产中的一些问题上起了争执，他说他们两人所坚持的不同意见都有各自的道理。
有些名人之后一遇到自己的父亲与什么人有了纠葛与冲突，就毫不思索地、本能地站到对自己亲人一边而把怨气撒向对方。濮存昕不是这样。我想到林兆华导演对濮存昕作出的一个最重要的评价：濮存昕这个人正。
二
一个入戏很深的演员要与一个心爱的角色告别，是不免会生出伤感来的。
有一次濮存昕跟我说起他刚刚参与拍摄完成的电影《鲁迅》。说他拍完最后一组镜头之后，独自关在一个小屋里，如何艰难地从鲁迅的形象里慢慢走出来，与这个朝夕相处多日的可敬的角色依依惜别。为了留下一点纪念，他向剧组讨要了一个在整个拍摄过程中与他冷暖与共的道具——在电影里鲁迅穿的那件棉袍。他向我诉说这些时，都还像是沉醉在那份理应珍藏的回忆里。
电影的最后一场戏是在苏州大学拍的。这是一场鲁迅在学校操场向大学生们做演讲的戏。濮存昕非常喜欢里面一段关于知识分子的风骨与使命的道白。他像是重新入了角色似的朗读了起来。我听了满心喜欢，便要求他立即把这段鲁迅的台词抄录给我：
“学生又是什么呢？学生是知识阶级的预备军，最终将成为他的生力军和主力军。你们是知识阶级，而知识阶级又是什么呢？在我看来，知识阶级永远是精神界的战士，他永远不满足现状，永远不顾利害，他永远处于痛苦并随时预备作出牺牲。因此，他必然是独立而且清醒的，从不人云亦云，见风使舵或随波逐流，也从不一窝蜂地充当看客或虚张声势地跳到台上去做戏……”
我收起这张抄满台词的纸，说，我一定要看你主演的《鲁迅》，如果要写影评，一定在文章里把这段掷地有声的台词引用上。他垂下头来轻轻地说：“要是经过电影审查，这一大段台词保留下来就好了。”
后来，台词保留下来了，我也当真写了篇影评。
三
有不少人高度赞扬濮存昕所演的《建筑大师》中的建筑师，认为这是他最有启发意义的舞台表演艺术的代表作。
我曾想过，假如于是之看到濮存昕的这个演出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呢？一定是会表示欣赏的，感到欣慰的。因为在近年来我们能够见到的话剧舞台表演，恰恰是濮存昕的建筑师最接近于是之的一个艺术理想——“我们所创造的形象必须是一个文学的形象，美术的形象，可以入诗、可以入画的形象。”（于是之：《一个演员的独白》）
濮存昕无疑是新一代的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演员的代表人物。在北京人艺能成为有代表意义的演员，其影响必然是远远超过北京人艺的院墙。于是之是这样，濮存昕也是这样。
有一天早上，我还可以准确说出这个日子：2006年2月16日，濮存昕给我来电话，让我去报亭上买一份当天的《南方周末》，说上面登有他写给该报的一篇谈话。我看过之后立即给他回了电话，我说：“濮存昕你知道吗？这个谈话是你精神上的一次放光，读了你这篇谈话，人们就会明白你为什么能演好鲁迅。”
这篇“谈话”后来产生了不小的影响，有些人惊讶于他有那样的担当与识见，因此对濮存昕刮目相看。《新京报》编辑李耀军先生执意要我写篇文章对濮存昕的“谈话”作出呼应与评论，他不无感慨地说：“想不到一个演员能说出这样有知识分子思想深度的话来。”
行笔之际，我想到了俄国作家契诃夫曾经说过的对于莫斯科艺术剧院的一个评价，说他之所以偏爱这家剧院，是“因为这家剧院的演员都像知识分子。”我还想到了于是之很认可的一句话：“演员拼到最后拼文化。”
从新一代演员脱颖而出，向更高的艺术层次突进，其实是很难的。因为新一代演员比老一辈演员至少在这两个方面面临着更为严峻的挑战，那就是如何面对传统与革新的纠葛以及如何面对物质与精神的冲突。
我们这个时代，是大量制造小演员的时代，中国从来没有像现在拥有那么多的演员培训机构，我们这个时代，也是难以造就大演员的时代，中国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时时都要面对可能涣散的艺术真诚与创造力的物质诱惑。
我想要说的是：濮存昕之所以能不断有新的创造、新的进步，是因为在这个物质主义的时代，他能不放弃对于精神的追求。他深知，演员不能沉溺于世俗生活，否则当他面对一个具有崇高精神境界的角色时，就无法与这个人物进行心灵的对话，也就无法真正深入到这个人物的内心世界中去，也就无法“神似”地去创造这个人物。
传统与革新的关系，濮存昕处理的也很好。谁也不怀疑濮存昕对传统的真诚与忠诚，他同时也是当代杰出的戏剧家林兆华的最恒久、最有力的支持者。
当然，还有上天的恩赐。
我的一位记者朋友采访过濮存昕后说：“好像上帝把所有好东西都给了这个人。”演员创造角色总是要把自己的光与热、自己的人格与人性的色彩投向角色的。濮存昕把上帝赐予他的那些“好东西”也移赠给了他心爱的戏剧人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