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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员讲堂之创新型教育和就业

中国政协网    www.cppcc.gov.cn    日期:2011-06-30    来源:人民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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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由人民日报社政治文化部、人民网、中国政协新闻网和《中国政协》杂志社联合举办的视频节目“委员讲堂”。今天我们 “委员讲堂”的主题是“创新教育和就业”,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技大学原党委书记、博士生导师郭传杰教授与我们分享教育和就业的相关话题。郭教授您好,欢迎做客人民网,先和各位网友打个招呼。

 

[郭传杰]:各位网友,大家上午好。

 

[主持人]:郭教授,先来谈一谈我国目前创新教育的现状。

 

[郭传杰]:好的。大家知道,去年下半年,相继有几位大师级的人物过世了,一个是钱学森,一个是季羡林,另外还有我们科学院的细胞生物学家贝时璋,他年高 107岁。这几位大师的过世在社会上引起了一些议论,引发了“钱学森之问”。钱老前几年就提出问题:我们国家的大学什么时候才能够培养出杰出的拔尖创新人才?现在我们国家很缺乏这方面的人才。因此,“钱学森之问”实际上就是对教育现实状态的一种拷问:你这么多的大学,为什么不能培养出自己的、真正有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的人才?实际上,这也是钱老对创新教育的呼唤和期待。

 

[郭传杰]:所谓创新教育,就是以培养人们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为基本价值取向的一种教育模式。它是由接受式教育发展而来的,是面向学生未来的,是对传统教育范式的根本变革。创新教育顺应了世界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潮流,顺应了现代社会和科学技术高速发展的需要,是现代教育的前沿。创新教育和素质教育有联系,也有一定的差别。素质教育是全面提高人的各方面素质,其中有一项就是创新素质。创新教育是素质教育的核心和抓手。我们国家要建设创新型国家,创新教育当然就非常非常重要。

 

[郭传杰]:从这个角度来讲,创新教育与素质教育并不是另起炉灶,而是素质教育的一个组成部分,但是是一个非常核心的组成部分。国际上,关于创新教育的探索实践,在上世纪下半叶就已经开始了。我们国家在创新教育方面,也已经在起步,在某些环节上也进行过探索,但是总体上,我认为这个水平还是有极大差距的。而且,还出现了一些比较严峻的问题。所谓“钱学森之问”,实际上就是问的这个问题。

 

 

[郭传杰]:那么,怎么样才能真正做到有个好的创新教育,能培养出有较强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的人才呢?我觉得有几个重要的层面:一是教学环节;二是整个教育系统的管理方面;三是教育体制;四是整个民族、整个社会的文化层面。几个方面都适合了,才能有好的真正的创新教育环境,才能培养出大批的创新人才。

 

[郭传杰]:就像农民种地,他要获得好的收成,种出高产、优质的粮食,第一,要有好的种子;第二,在日常中要有辛勤的耕耘和科学的管理;第三,还要有好的土壤、好的气候,才能够得到好的收获。

 

[郭传杰]:总之,要实施创新教育,培养大批创新人才,我觉得这几个方面都是非常必要的。

 

[主持人]:说到创新教育,一些贫困地区孩子的受教育情况让人担忧,音乐、体育这样的课程,他们与城市的差距太大,在计算机学习方面也不利于与其他孩子公平竞争,政府如何解决城乡教育差距大的问题呢?

 

[郭传杰]:这个问题既涉及到教育公平的问题,也涉及到创新的教育质量提升的问题。你提的这个问题,我也有这个亲身感受。你把它作为第一个问题提出来,说明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郭传杰]:我本人是农村的,在大别山区, 1962年上的大学。现在,有的时候回到家乡去看看,这些年也有机会在全国各个地方,特别是中西部的贫困地区去看一看,感到现在农村的孩子受教育的环境和几十年前相比,确实有一些新的情况和困难。

 

[郭传杰]:他们和城市的孩子相比,学习条件的确有很大不同。城市的孩子在教育方面,主要是负担太重。前几天,我在中关村看到一个孩子,大概是个初中生,他不是用一般的书包,是拖着拉杆箱上学,里面装得满满的,这是学校、家庭和社会给这些孩子在学习过程中增加的过重担子。

 

[郭传杰]:对于农村的孩子来讲,刚才你也谈到了,他的困难问题主要是在另外一些方面,当然也有负担重的问题。农村的孩子,多数孩子的家长都在外面打工,去年,我们那儿一个中学的校长告诉我,他们学校里面,初中生中,大概有70%多的孩子的父母,或者是双亲或者是单亲,是在外面打工的。

 

[主持人]:“留守儿童”问题比较严重。

 

[郭传杰]:对!他们在学习过程中,父母亲长期不在身边,素质教育没有一个好的环境,这是一个缺陷。第二,由于经济条件所限,他们在学校里面学习的时候,不像我们城市的孩子,有计算机,有你所说的乐器、体育器材等,农村学校这方面的课程没有这样的基本条件,英语等师资也很缺乏。所以说,他们在人生的起步阶段,在起跑线上,就已经落后了一大步。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社会不公平。

 

[郭传杰]:教育公平是一种机会公平,是人生最基本的社会公平之一。国家应该尽快地解决这个问题。近年来,政府已做了不少的努力。这一次在教育中长期改革发展纲要里面,前天已开始了第二轮向社会问计,征求意见,我看到,其中有一些新的举措,是针对解决这方面问题的。随着国家经济发展,我想,政府还要加大力度支持,各方面政策要往较贫困地区的孩子进一步倾斜。当然,要让城乡、不同区域的孩子,真正达到一个机会比较均等的环境和条件,恐怕还有相当长的路要走。

 

[主持人]:刚才咱们也谈到,除了农村孩子在这方面他们有一些欠缺,城里的孩子也有一些问题。比如现在“00后”的孩子们,他们的业余生活已经被各种补习班取代,他们辛苦,接送他们的家长更辛苦,这种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心情可以说在他们身上表现得淋漓尽致,这种状况是否已经把人们带进了一个误区呢?“减负”的口号提出多年了,但是仍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进展,有没有什么途径改变这种现象?

 

[郭传杰]:我想,是应该改变的,最终也应该能够改变的。这个问题涉及到素质教育的几个不同环节,也就是创新教育的几个不同环节。我们说减负说了很多年,但是这个负担不是越来越轻,而是越来越重,从单肩的书包变成双肩包,双肩包变成拉杆包。前天我碰到一个孩子,他说,如果这样的状况不改变,家庭条件比较好的孩子,将来可能要用汽车送书。当然这是玩笑。

 

[郭传杰]:这次,教育中长期纲要里面也提到了这个问题,怎么解决这个呢?首先不许学校以分数来排名,不许以分数来排优差的学校。为什么这样呢?学校有了等级,家长就都想孩子上比较好的学校,再上更好的学校,比如在中关村地区,大家都想上一二三小,上了一二三小就上人大附中等,然后再上北大、清华,都是这样一条路。为了这些,孩子负担不可能减下来。学里面以外,没有礼拜六、没有礼拜天地上这个补习学校、那个补习班。补完这些以后,参加完这些补习学校,又在升学时候的加分数,整个形成了这样一个链条,这个链条里面既有一种一般的家长可以理解的心理,但是也有一种社会的利益链在里面起着作用。这些办补习班的,我要赚钱,就希望学校里面少上一点,就到我这里来上,我这边上的学生的成绩也算你那边的,实际上学校和补习班之间都有一种关联,甚至是利益的关联。这种利益的链条必须打断。

 

[郭传杰]:但是,要真正打破这个链条,我想涉及到几个层面的问题。首先在制度层面上,学校里面要按照这次中长期教育发展纲要里面所提到的,要把评价体系重新制定,进行制度安排。原来你把学校里面分三六九等,现在不许把这些学校分三六九等,而且把优质的教育资源,通过教师轮岗,要均衡地分到其他学校去。其次,家长也有一个观念的转变,不是说老是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现代正确的理念是,父母生下一个孩子,是为社会创造了一个小生命,要让这个生命有一个健康的体魄,有一个良好的价值观,好为将来的社会做贡献,让他个人能够得到快乐的发展,这就够了。而不是说像我们有些家长,总觉得我这一辈子想成为一个科学家或者想成为一个大企业家,结果自己已没有机会了,就把我个人的价值实现的愿望转移到孩子身上去,让他成为自己事业的延续。我觉得这种观念要改变。这是一种很深层的文化的转变、思想观念的转变。

 

[郭传杰]:另外,在升学的过程中,要把所谓的“独木桥”拆掉,变成“立交桥”,变成多层次的、多渠道的。有了这样一些改革措施后,我觉得整个社会环境才有希望改变你刚才说的那些问题。

 

[主持人]:我们刚才也谈到有的学校和辅导班之间是有关联的,有的学校,学校里面的老师在课堂上只传授书本知识,而一些扩充知识要领只有参加教师举办的辅导班才能够获得,这种现象真是屡见不鲜,为什么这种坏的风气不能遏制呢?教育部门能否在措施上,从根本上改变这种状况?

 

[郭传杰]:就是要下大力气真正打破这种利益的链条。要使得我们的学生能够在一个比较公平的、比较合理的环境里面愉快地学习。

 

[郭传杰]:美国教育测验和大专院校委员会对3700所私立学校的学生作过调查,结果是如果参加了更多课堂之外活动的学生的创新能力比较强,如果仅仅是学书本的东西,创新意识就差。我们现在在学校中教的主要是书本上的,出校来补课,补这个、补那个的,还是书本上的东西,还是做练习,怎么解题,怎么找标准答案,在这种情况下,实际上对学生培养创新教育是不利的,是增加了学生负担,减少了实践活动机会。要能够得到一种好的学习环境,这可能是不行的。

 

[郭传杰]:怎么打破这些呢?我想这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比如各种各样的补习班,这种补习班是否有必要?学校是否把学生的课程都安排好,各种各样的理论知识的学习以及相应的实践活动,开展研究型学习,保护学生的好奇心,鼓励提出问题,能够安排好学生在学校里面大部分时间,丰富多彩,自由活泼地就把知识学到了,考试时,也不许给校外补课加分,这样我想,校外的知识性辅导就会少了。

 

[主持人]:刚才咱们也谈到了“独木桥”的问题,现在在中国“一张试卷定终身”仍然是咱们存在的弊端,高考改革可以说势在必行,可是各种加分手段和综合高中三年成绩的做法是否可取?会不会让一些人钻空子,造成竞争的不公平?教育部对高考制度改革有何新的举措?

 

[郭传杰]:刚刚发布征求意见的中长期教育规划纲要稿,我觉得同去年的文稿相比,有较多的实质性的措施,和比较有力的政策。高考的确是一个最强的指挥棒,而且我们国家是全国统一的考试,不管什么样的学校,也不管哪个层次的,哪个类别的学校都采取这样一个办法,这套办法里面最实质的东西,就是片面追求升学率。

 

[郭传杰]:这一次,在高考改革方面,有两套具体的措施,一是分类;二是多元。所谓分类,就是普通高等学校还是以全国统考为主,另外,高等职业学校,就是以省域的考试为主,还有一些是提倡名校,就是所谓现在高水平的一些大学,进行联考。这样,针对不同类型的学校,就有不同的方式。

 

[郭传杰]:另外,升学录取有这么五个不同的渠道:一是全国统考择优录取,这和过去是一样的;二是对于各方面都比较优秀、比较全面的学生,综合素质比较高的,推荐保送;三是有显著特长的学生,自主招生录取;四是社会上已经表现出某些特殊才干的人,特殊人才破格推荐录取。五是在合格并自愿的前提下,与企业单位定向录取 。

 

[郭传杰]:这样,有分类、多元的五六种方式、途径,搞得好,我想就可以打破“独木桥”的局面,而且它不全是“一考定终身”。所以,这样坚持下来、完善下去,我觉得可能对你刚才说的这个问题会有一定的帮助。特别是,其中提到的名校联考,这是以前我们没有过的。

 

[郭传杰]:我到印度考察过印度理工。印度理工是在国际上排名很靠前的理工科大学,这个学校在产业界出了很多世界级媒体的领袖人物,是非常不错的。他们学校有七个不同的分校,印度政府允许这七个分校,在普通高考之前进行联考,录取优秀的有专长的尖子学生到他们这里来。

 

[郭传杰]:其他的国外的学校,也有几个不同类型的学校进行联考,联合招生的形式,当然也有单个学校自己自主招生的。这种方式是对选择有特殊创新能力的学生有好处。针对不同的社会需求,又有不同的方式,让每个人去选择,这样的就比较符合多元化的人才和多样化的社会需要,不至于大家都去挤一根“独木桥”。这也有利于体现社会公平,也有利于提高教育质量。

 

[主持人]:现在高考的地域差别越来越严重,比如河南、山东的考生已经丧失了绝对的公平,因为他们人口多,所以录取的比重不是那么大。相对公平只有通过提高学校对他们的录取分数线这唯一的途径吗?还有什么更好的解决方法?

 

[郭传杰]:在只有一种全国统考的模式下面,这个问题确确实实非常严重,不仅你说的这两个省,我老家是湖北,湖北那边的分数线比北京每年的也要高出一百多分。这是什么概念呢?同样一个学生,在北京这边可以上重点大学,在湖北那边可能上个二本、三本,有的都困难。

 

[郭传杰]:这实际上是一个很大的不公平。为什么会这样呢?可能那个地方的教育比较发达,又是人口大省,合格的生源多。清华、北大这样的学校在招生时,配置的名额给的相对少,给北京给得多。这样,北京地区的分数线当然就会低下来。不是说北京的生源质量还赶不上山东、湖北的,不是这样的,是给的名额多少的原因。原因是在这个地方。所以,我觉得这个问题要完全彻底解决,做到绝对公平,可能还是有一定难度,但是,应该逐步地解决,相对比较公平是应该而且可行的。措施方面,一是真正以分数为基础,逐步调控分配的名额比例,这样,生源多、质量好的省区逐步就能获得多一些的名额。北大、清华等名校都是由中央政府的资源支持办学的,往这方面努力,应该没问题。

 

[郭传杰]:二是鼓励各省区自己大力发展区域性教育,发展自己的高校。本省的学校比较多了以后,供给增加了,学校提供得多了,慢慢的为这个问题能提供一些比较好的解决途径。

 

[郭传杰]:其三,通过其他多种方式,不光是普通高校的全国统考这种方式,还通过其他的刚才说到的四五种录取途径,也能够增加相对公平度。

 

[主持人]:咱们再来看一些考研方面的问题。考研现在成为毕业生的一个热门选择,可是研究生考试的英语课目越来越难的现象让很多学生望而却步,2009年全国考生英语平均分甚至都没有到达及格线,这十年来英语试卷的难度再创了新高,您对这种问题怎么看?一再提高英语卷的难度真的有这么必要吗?能够反映出什么问题?

 

[郭传杰]:我个人看来,答案是很明显的,就是本末倒置。语言是什么呢?对于我们大多数人来讲,语言就是沟通、交流的一种工具,对话、交流的一个媒介、一种工具性能力。除非是专门去学习语言的、研究语言规律的学者,语言当然越精通越好。工具是为人要完成的任务,为了人的目的服务的,如果把工具看得那么那么重要,我认为就是一种本末倒置。

 

[郭传杰]:为什么会产生这样一个问题呢?我觉得可能和我们的整个教育导向有一定的关系。特别是考研,是比较高层次的人才选拔,可能把出国作为一个非常重要的取向。所以要考托福,要考GRE、要考雅思,在这种情况下,自然把这个抬得很高。我个人觉得,确确实实应该回归语言的工具本位。整个的教育,根本是要提升人的全面素质,特别是良好的诚信,很强的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这才是教育的本质。语言是需要的,是必要的,但不是最重要的东西。

 

[郭传杰]:我们是60年代初上大学的,我们在大学里,五年里面学的都是俄语,实际在高中也是学的俄语,但是后来因为对外交流需要和环境,80年代初出国学习、研究的时候,需要的是英语,就突击补习一下,作为一般的交流,也没有太大的问题,特别是学术上,在实验室和教授、同事交流没有太大的问题,和社会上交流,你买东西、进商场,也没有多大的问题,当然不是说有很高水平,但基本不影响交流。

 

[郭传杰]:随着中国的开放扩大,外语越来越重要。但语言学习要有一定的语境,这样才能够提升得快。我们当时学俄语学了七八年,现在都忘了,都交给老师了,因为你不用它。

 

[郭传杰]:但是,当时在学校学到的基本的知识、基本的规律、基本的方法,会影响自己一生的事业。所以我觉得,刚才你说的这些问题,把英语搞得越来越难,要求越来越高,这是一个错误的导向,我个人是明确不赞成的。为什么越来越难呢?我想,可能还有个客观因素,就是我们整个大学生群体的英语水平都已经比较高了,为了要在这个高水平里面再挑出更好的水平,所以就把题目越出越难,越出越怪。这样一个圈子,已经偏离了英语是一个应用性的知识工具的本质了,而把它当成了一个选才的很重要的标准。我觉得这些方面也都需要改变。

 

[主持人]:咱们刚才谈了一些教育方面的情况。下面谈一些就业方面的情况。现在被认为是就业最难的三种人,就是大学毕业生、农民工和城镇困难人员。政府针对这三类人员会采取哪些不同的帮扶措施?

 

[郭传杰]:这三类社会群体的人员,确实从就业来讲,的确都面临着一个共同的压力。这三类人群有相似的地方。

 

[郭传杰]:比如他要去找工作,都有他所面对的就业市场,这个市场发育得都不太充分,就业机会的供给都比较不足,因此他们的就业都比较困难,我想这是共同的。因此,对这三类人群,我觉得从政府到全社会都应该给予更大的关心、关注和关切。但是这三类人群在就业的问题上,又各自有各自的不同特点。

 

[主持人]:比如大学毕业生有什么特点?

 

[郭传杰]:在这三类人群里面,大学毕业生的知识水准是最高的,虽然我们现在叫大学生不叫精英,大学已经不是精英教育的时代,但是他们确实是活力旺盛、创造力很强的群体,如果他毕业一年两年以后还找不到工作,我想这对他个人人生事业的发展是一个打击,对社会是一个大的损失。所以,对这个群体应该采取非常有效的办法。

 

[郭传杰]:今年可能还会有630万新毕业大学生走入就业市场,去年、前年还有一些没有完全就业的学生,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就业群体,政府要给予极大的重视。

 

[郭传杰]:另外,一个学生能否就业,还不仅关系他个人。特别是在农村贫困地区,父母要培养一个学生,是需要他在外面打多少年工,甚至春节都不能回家,以便省点路费出来给他孩子。当然现在我们国家对比较贫困的大学生资助的体系也逐步完善了,也比较多了,但是毕竟他们和一般在城市里面家境比较好的孩子相比,还有很大的差距。如果他一毕业后,父母亲对他们寄托了很大的希望,期望通过他们的工作来解决家庭的贫困问题。但是如果不能找到工作,家里就更加贫困了。 [18:38]

 

[郭传杰]:在科大的学生里面,这种情况还算比较少,因为科大的学生一般就业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我也有一些熟人或者原来的老同学、朋友里面,在农村的,他们的孩子上学毕业以后找不到工作,家里非常困窘。

 

[郭传杰]:对这些学生,我觉得从去年以来,国家也采取了一些比较有效的措施。比如大学生村官,到农村支教,包括到社区里面工作,支持学生创业,等等开辟了一些新的渠道。但是,我觉得从根本上来讲,如何提供社会的就业岗位,提升这些学生的就业能力,才是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的方面。这里面也和创新教育有关。这个学生不光是学死的知识,我有很牢靠的基础知识,同时我也有比较强的工作能力,他找工作自然就很容易。无论是自己创业也好,还是到现有的工作岗位就业,就都比较容易了。

 

[郭传杰]:农民工的就业和我们整个的经济发展环境有关系。如果经济发展还是一个比较健康、快速的发展,往往这个问题就不是太大。但是一方面,像前年金融危机以后,整个东南地区,包括广州那边,很多企业要关门,这种情况下,对农民工的就业就是一个大的问题,现在全国的农民工进城务工人员有1.3亿,而且这个群体给全国现代化建设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他们自己的劳务收入是非常之低。我觉得,一方面整体经济发展的情况下不断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更多地发展工厂,同时也关注他们的生活,关注他们子女的教育,关注他们个人劳动能力的培训提高,这些方面是非常重要的。

 

[郭传杰]:城镇困难人员,这一部分人的困难不一样,往往他的年龄偏大,就业、知识结构比较差一点,还有的是身体有这方面、那方面的问题。我觉得,要通过有效的社会援助系统,一方面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从各方面的进行关心。

 

[郭传杰]:这个人群和前面两个人群有差别,前面两个人群流动性很大,是全国的,面向的是全国,流动的也是全国的,但是这个人群多数是在本市、本地,所以要地方政府多来解决这些问题,包括在街道里。

 

[郭传杰]:这三个群体不一样,确确实实这三部分人从就业这个角度上是困难的。就业是民生之本,就业也是每个人最基本的需求,是有劳动能力的人最基本的需求,也是支持他家庭、支持他个人生活,为社会做贡献的一个基本平台。如果没有就业,社会的发展是不行的。因此就业本身就是社会发展一个重大问题。我觉得要以同样的态度,不同的方式,鼓励、支持他们,解决好这个困难。

 

[主持人]:谢谢郭教授的建议。还有一个情况,一些学校为了完成毕业生就业率的任务就伪造就业率数据,甚至提出毕业生不交三方协议就不给毕业证,这样的行为应该如何制止呢?

[郭传杰]:我从网上也看到过有“被就业”的提法。实际上没有那么多就业,统计出来以后有水分、有虚假。这和我们整个社会现在诚信机制的建立相当缺乏有很大的关系。与我们有些管理者、有些官员,只追求数据上出政绩也有关系。

 

[郭传杰]:受害者是谁?受害者还是刚才说的大学生就业、农民工群体。而这样的数据给社会,给上级政府看,以为这个就业已经解决了。就业率达到70%、 80%,但是实际上可能有些学校的毕业生达不到这样的水平。一个是如何解决这个问题,我觉得从制度层面上,就是要进行严格的要求,各个方面上报的数据、统计的数据如实地向社会、向上级机关反映。如果发现哪些地方有明显的虚假数据,就要加大处罚力度,向社会公之于众。作为教育机构缺失诚信的基础,就是根本的缺陷!让社会了解这样的学校,这样对它未来的发展就会形成一个恶性循环,学生就不到你这个学校来,让它从社会良知上得到应有的惩罚。

 

[郭传杰]:现在,让社会建立一个良好的诚信机制,已是很紧迫的问题!刚才我们谈到的高考改革,现在是三种类型、六种通道,打破这个“独木桥”,建立高考录取的多种方式,如果没有一个良好的诚信机制来支持,还是弄虚作假的搞下去,一般的老老实实的或者家里面没有任何门路的学生,甚至比较优秀的学生,就会被拒之门外。刚才说到的“被就业”现象,学校本身就应该是教人如何诚实做人的,这是最基本的底线,你自己就在这样来做,这给学生一个什么样的印象呢?而且对自己有什么好处呢?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深层次问题,是一个比较根本性的问题,我觉得急需从制度层面、文化价值层面、道德层面上,去加大解决力度。

 

[郭传杰]:从学生角度来讲,一个学生如果本来没有就业,结果算我“被就业”了,这个学生就要拿起法律的武器,向学校、向社会提出我的诉求,让社会公开了解这些事情,这是一个民主、法制的社会公民应该做的,共同监督学校的工作。我觉得这种欺骗社会的做法会伤害到很多人,对后面没有毕业的学生也是一个极大的伤害,这种情况不应该任其下去。

 

[主持人]:非常感谢郭教授做客今天的“委员讲堂”,感谢他跟我们分享了国创新教育的现状,也对我国的就业情况进行了指导。以后我们还会请到更多的委员与大家进行交流,希望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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