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增加居民消费是增加内需的首要措施
（一）增加内需的方针已经明确，在应对金融危机的短期措施中是把增加投资需求置于首位的，在2009年发挥了关键作用。但是我们不能把增加投资需求作为长期增加内需的主要措施。应该明确：居民消费需求不足早已经成为影响经济发展的最主要的国内因素。增加居民消费需求应该是一个较长时期增加内需的首要措施。
（二）统计数据证明：在过去的近20年里，居民消费率在经济过热和过冷的不同阶段均持续下降，居民消费率下降与经济形势的冷热周期无关。因此，仅仅依靠政府反经济周期宏观调控措施是不可能提高居民消费率的。
（三）应该看到：市场经济本身会刺激效率的提高，也必然会牺牲公平。全世界市场经济国家无一例外地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呈现出居民收入差距日趋扩大的趋势。而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的存在就必然促使居民消费率持续下降。
（四）腐败和垄断加剧了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但许多市场经济国家较少腐败也较少垄断而居民收入差距扩大趋势不减。仅仅把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原因归咎于腐败和垄断，不承认这是市场经济的天然属性就不可能制订出有效的增加居民消费需求的政策。
（五）政府，也只有政府，是唯一有能力控制和缩小居民收入差距扩大趋势的市场主体。在需求和供给两个方面采取必要措施把居民收入差距控制在或使其恢复到适当的水平是政府不可替代的职责。
二、八项具体建议
（一）制订居民收入增长规划，增加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比重（相应减少政府和企业比重）。
（二）较快提高低收入群体收入水平的主要措施：1.在一段较长的时期内，以高于通货膨胀率的速度提高最低工资水平。2.在一段较长的时期内，以高于通货膨胀率的速度提高个人所得税的扣除标准。3.将个体工商业户增值税和营业税的起征点从每月5000元提高到10000元。4.最重要的，在一段较长的时期内，逐年提高国家的农产品收购价格。
（三）1994年实施税制改革时确定税负水平的原则是保持原总体税负水平不变。这个税负水平延续了计划经济时期的国家与企业分配格局，是大大高于市场经济要求的。历史证明：结构性减税和政府收入高速增长完全可以同时实现。那些顾虑减税会影响政府收入增长的意见被实践证明是不符合实际的，对推动财税改革是有负面影响的。
（四）在各项结构性减税措施中，最重要的改革是将营业税改为增值税。这个举措可以进一步降低劳务的税负水平以提高第三产业在国民经济中比重，还可以进一步降低增值税税负水平。
（五）分税制实施15年来按照原口径的中央收入比重早已超过60%，地方政府对中央转移支付的依赖程度超过40%。对这种局面的判断和认识，应以增加地方收入并减少中央转移支付的规模为主要措施，以中央不向地方下放收入甚至进一步集中收入，同时增加中央政府的支出责任为辅助措施。建议首先在若干共享税中缩小中央分成比例，逐步将原口径中央地方收入比重恢复到60%和40%，甚至可以调至50%和50%。
（六）1994年的新税制没有贯彻一个重要的税收原则：税收收入与税源的一致性。这个缺陷在新税制实施十几年里表现出越来越大的负面影响。如果这个问题逐步得到解决，所有地方政府都会受益。中央政府也大大减轻了提供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财政负担。从而在解决地方政府之间税收问题的同时也在相当程度上解决了中央与地方的税收分配问题。
（七）尽快建立各级政府的资本预算。
（八）关于“物业税”或“房产税”。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我国无论如何都不能实施所谓旨在“压低房价”的物业税或房产税。唯一可以实施的，符合我国国情的税收制度是允许地方政府对高档住房（包括二手房）征收适当额度的一次性消费税。这样，政府只要监管房产证就可以完成征税过程而不是永远处于与房产主的征收高额税款的矛盾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