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日，全国政协常委厉以宁在本次常委会议专题小组讨论会上就当前的通胀预期管理表达了自己的看法。厉以宁说:“由于现阶段我国城乡发展的非均衡、地区发展的非均衡和产业结构的不协调，货币政策总量调控的效应是不对称的。因此，出台相关政策要慎之又慎。”此前，为控制通货膨胀、收紧流动性，央行一次次刷新纪录，大中型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达到了21％的历史高位。
厉以宁说，货币政策宽松时，只要降低存款准备金率或利率，城乡发展都会受益，不同地区和不同产业也会受益，只是发展潜力大的地区和产业会受益更多，发展潜力小的地区和产业受益相应较少。而在货币政策收紧时，如果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和利率，那么这种总量调控“一刀切”的负面效应就会比货币宽松时的正面效应的幅度大得多。某些欠发达地区、新兴产业、民营企业、个体工商业和农民就会因融资难而受到严重打击。
厉以宁认为，要用结构性货币政策来补充货币政策总量调控的不足。要针对不同地区、不同产业、不同规模的企业，实行有差别的紧缩措施，特别是对中小企业和个体工商户要有特殊政策，以减少它们在经营中的困难。
在发言中，厉以宁对当前我国的通货膨胀特征进行了分析。他说，本轮通货膨胀是综合型的，既有需求拉动因素，也有成本推进因素，还有国际输入因素，而且每一个导致通胀的因素，都有新的特点。在需求拉动中，投资需求是主力，特别是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我国政府的大量投资和与之配套的信贷投放。对此，今天应总结的，不是当时该不该投入，而是在投资的结构上怎样做得更好，怎样做得更有效率。
厉以宁指出，在应对成本推进型通货膨胀时，要把增加供给放在首位。比如，针对技工不足引起用工成本上升，要加快发展职业技术教育，增加用工供给；针对房价居高不下，要增加社会保障房供给，并着力解决建房中土地成本过高的问题；针对某些产品价格上涨，要采取措施增加产量，并降低流通环节成本。“成本推进型通胀往往不是短期内能平抑下去的，不能采取急于求成的做法，商品价格是互为成本的，不适当的限价，可能会引起下一轮的供给不足，从而引起物价继续上升。”
厉以宁表示，在治理通货膨胀过程中找准政府定位是非常重要的。“政府和市场不可错位。”在厉以宁看来，当前，有几件事急需政府来做:加紧推进资源定价制度的改革；打击原材料和农产品的人为炒作，稳定人们对通货膨胀的预期；对于市场上因供求不平衡而引起的价格波动，要让市场来调节，不应采取冻结价格、甚至配额供应的措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