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投资和出口是拉动经济发展的三驾马车。消费是经济发展的基础,投资最终必须通过消费来支持。而在我国,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主要是依靠投资和出口两驾马车,消费的作用并不明显。随着国际金融危机的不断蔓延,投资和出口两驾马车正不断显出疲态,中国经济的发展也随之遇到了新的困难和挑战。首先,投资经济增长难以维持。我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其消费市场之大无可比拟,可是,近20年来,拉动我国GDP增长的第一驾马车不是消费,而是投资。不可否认,投资对我国的经济增长确实是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但是,我国的投资一直都是延续着粗放型的经济模式,投资的回报率长期处于偏低水平,严重影响了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其次,国外消费市场难以长期依赖。我国的出口规模占GDP的比值近几年均为60%以上,外贸依存度达到30%—35%,是美国、日本的2倍到3倍,低成本、低价格的商品出口导致了国民福利的流失,也导致了连接不断的贸易摩擦,间接影响了我国技术创新能力的提升。
我国拥有世界上最大的市场,在当前世界经济复苏基础并不稳固、国际金融危机影响仍然存在的情况下,着力扩大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以消费作为拉动经济的火车头,对于推动经济中长期良好运行尤为重要,这既是我国的优势,也是我国抵御外部冲击的重要路径,消费将成为中国经济今后的健康快速发展的重要而可靠的引擎。当前,我国启动居民消费的基础已逐步完善,主要表现在三方面:一是城市化水平不断提高。我国城市化水平已超过50%,大批农民进入城市,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和消费环境的改善,潜在的消费需求逐步变为有效需求,市民消费潜力不断凸显。二是产业结构不断升级。我国产业结构正处于以第二产业为主导向第三产业协调发展转变的过程中,工业化水平的提升,服务业比重的提高,为拉动消费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三是资金充裕。我国的资本市场逐步完善,能够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所需的资金,资金将更多地向服务业和高技术、高附加值产业倾斜,带动产业和技术的革新,为拉动消费打下坚实的基础。拉动消费是保持我国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经济发展成果共享的一种途径。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我们要着力扩大国内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就必须在考虑历史的沿革与保持经济持续发展的基础上,完成收入分配格局的有效调整,为拉动消费奠定坚实的基础。要加快建立社会保障体系,着力扩大居民消费需求,努力消除制约消费的制度和政策障碍,不断改善居民消费预期,切实增强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要坚持扩大内需和稳定外需协调发展,实现内需和外需有效互补;要坚持改善民生和扩大内需内在统一,把增加居民消费作为扩大内需的重点,通过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增强经济发展拉动力。具体来说,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第一,要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针对近年来我国国民收入分配不公、国民收入差距拉大的根源和突出问题,尽快改革我国国民收入分配体制,完善国民收入分配体系,从根本上遏制和缩小国民收入差距,形成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坚持多种分配方式并存和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分配制度,进而打造“两头小、中间大”的收入分配基本格局。一是完善个人所得税制度。要基于分配正义原则,确立一个合理的起征点,强化对高收入阶层的税收征管,降低工薪阶层的税收负担,使众多低收入阶层从中获益。二是完善收入调节制度。要对现行税收政策和制度加以完善和改革,将所有国民的收入透明化管理,通过制度调节达到进一步维护低收入阶层利益、保障中等收入阶层利益、节制高收入阶层利益的作用。三是推行工资集体协商制度。改变工资由企业单方决定的现状,切实发挥工会在收入分配上的作用。要提高农民工和临时工的工资水平和社会保障水平,实现农民工与城市体制内劳动者无歧视的同工同酬,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
第二,要大幅度提高劳动者的收入。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总量保持了持续快速的增长态势,城乡劳动者报酬和收入水平也呈现上升态势,但劳动者报酬增长速度仍低于经济总量增长速度,1978—2008年,我国职工工资总额占GDP的比重从15.6%降至11.2%,同期职工平均工资年均增长13.9%,低于人均GDP年均增长14.8%的水平。如果考虑到我国在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中存在着数以亿计的农民工,则劳动者报酬增长速度就更是显著落后于GDP的增长。同时,劳动者报酬在国民经济中的占比低于其他国家,2003年主要国家劳动报酬占GDP的比重美国为57.5%、日本为53.3%、英国为55.9%、法国为52.7%、加拿大为51.1%、澳大利亚为46.7%。我国劳动报酬占GDP的比重,在1995年之后出现了持续下降态势,2008年该比重为39.74%。因此,要大幅度提高劳动者的工资收入,特别是要提高最低工资标准,才能为拉动居民消费提供资金支持。
第三,要推动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的均等化、有效化。切实推动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水平的提高,可以为城乡居民解决后顾之忧,有利于消费能力和消费心理的改善,对拉动居民消费具有重要意义。要健全城乡一体的社会保障体系,不断扩大社会保障覆盖面,让养老、医疗保险全面覆盖到每一个市民。要完善农村养老保险、医疗保险、低保、五保和被征地农民基本生活保障“五道保障线”,完善城市居民养老保险、医疗保险、最低生活保障和社会救助“四道保障线”。建立健全联动调整机制,使各项社会保障标准随经济发展适时提高,形成对居民个人基本生活及时全面、保障有力的“安全网”,让老百姓得到必要的保障和帮助。要建立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建立与国民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以城乡居民平等地享有较高质量的基本公共服务为目标,不断完善网络覆盖、提高供给能力、促进城乡均衡发展,进一步加大政府财力投入,加大基本公共服务支出力度,逐步提高城乡公共服务支出占地方一般预算支出的比重,使城乡居民尤其是弱势群体切实分享经济发展成果。
第四,发挥慈善事业的三次收入分配功能。慈善事业是调节收入差距的平衡器,具有不可小觑的三次收入分配功能。它有助于缩小两极分化,减弱“仇富”心理,有利于社会的和谐。美国政府采用累进税率、征收遗产税等政策,实现扶贫抑富、鼓励慈善事业发展的目标。一方面,通过征收遗产税等方式避免财富在某个家族内部过度集中;另一方面,通过一系列措施,全面加强对富人的税收管理,集中打击偷税、漏税等行为,促使富人更加明智地使用财富,尤其是将财富用于慈善事业。据中华慈善总会的统计,美国现有120万家免税慈善基金组织,掌握着6700亿美元资金的分配,其规模占到美国GDP的9%,而我国现有的大小100多家慈善公益组织所掌握的资金总计,仅占GDP的0.1%。因而,我们需要优化慈善组织发展的政策环境,在资金、税收等各方面给与政策倾斜,支持和鼓励民间慈善组织的发展,培育一批有中国特色、有国际影响力的慈善组织。通过慈善组织的作用发挥,进一步完善居民收入分配体系,从而有效促进居民消费水平的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