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家杰委员的发言
对新一轮刺激经济措施的四点建议

近年，中央在经济领域运用宏观调控手段，成效有目共睹，特别是2008年金融海啸爆发，中央果断推出4万亿刺激经济方案，成功使中国经济安全渡过全球金融海啸的冲击，赢得国际社会的高度评价。但宏观调控也存在一些问题，特别是中国经济发展的结构性问题，不仅没有得到明显改善，甚至矛盾愈来愈突出。

出口、投资和内需是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三大支柱。数据显示：中国加入WTO至去年10周年，10年间中国商品出口占GDP总量增加了10%。在2010—2011年，中国固定投资占GDP近50%，中国吸纳外国资金的能力被称为“资金黑洞”。这两者成为中国经济外向型结构的重要因素。由于欧债危机愈演愈烈，已经影响中国对欧出口，前景并不乐观，而欧美资金也有回流趋势。日前公布的4月份经济数据显示，中国在外贸、投资、税收、信贷成长等各领域，出现了全面放缓势头。总而言之，要实现全年GDP增长7.5%的目标，形势不容乐观。

温家宝总理在2012年5月23日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要把发展放到更重要位置上，决定启动一批“事关大局、带动性强”的重大项目。据国内媒体报道，几年前各地“跑部钱进”争分4万亿蛋糕的热潮近日再次重演，北京三里河国务院发改委门口，各地进京跑项目的官员一大早排队等候拿进门条。这个被为“4万亿2.0版”现象，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中央宏观调控和地方经济发展的关系，存在科学性、透明度和制度化程度不足。

在香港，金融市场一方面对欧债危机忧心忡忡，另一方面憧憬内地新一轮“放水”措施出台，金融类股票率先反弹，但市况仍然波动。

在目前形势下，中央推出新一轮刺激经济措施，应汲取过往的经验和教训，提高针对性、灵活性和前瞻性，具体建议如下：

一、加大开放力度，允许民企、港资、外资参与重大项目投资

新一轮重大项目上马，应该增加透明度，积极利用民间资金和外资。应该让民企、港资、外资企业在公平条件下，与国有企业竞争。事实证明，民间资金和港资、外资参与的投资项目，往往比国家透过国有企业投资建设更有效率，而且有助减少垄断，防止腐败。温总理去年提出鼓励民间资本进入铁路、市政、金融、电信、教育和医疗等领域，这方面有关部门应该加快推出具体措施。香港过去和现在的重大项目建设基本上都不是由政府投入，电厂、海底隧道、码头等都由企业财团承建和经营，这方面的经验值得国内有关部门借鉴。

二、加大对贫困地区定投资力度，创造新的增长点

中央加快审批重大项目上马，借此拉动需求、推动增长，在目前国际国内形势下，不失为一项有效措施。但要应尽量避免两点：一是避免搞地区平衡，杜绝各地方官员“跑部钱前”的现象。应该借此机会加大对西部贫困地区基本设施建设的投入，改善贫困地区的投资环境，协助当地资源类企业的升级换代，提升这类企业的生产力和竞争力。应该重点扶持一批具有发展潜力的当地企业，做强做大。这样做，一方面有助吸引国内外投资者前来投资，吸引技术和管理人才到西部地区工作，推动当地实体经济发展；另一方面，长远而言，西部地区经济发展将产生新的巨大的消费群体，有利改善目前个人消费占GDP比重过低的不合理经济结构。

其次是避免资源错配或无效投资，这次审批上马的项目，不应包括兴建政府大楼之类的面子工程，也不应包括产能过剩的行业，要防范专项资金以各种方式流入楼市股市，特别要严禁为国有房企购买天价地王提供资金。建议聘用海外知名会计师行，对专项资金的使用严格审计，任何人挪用资金都应该追究责任。

三、微调限购令，防止楼市大起大落

近两年中央采取限购令等一系列强硬措施抑制房市过热，防止经济泡沫化，目前一线城市的楼价已经从高峰期回落，去年以来各地所谓“天价地王”的新闻几乎绝迹，地产商投地的意欲明显减弱，全国楼市交易量也大减。目前市场已累积巨大购买力，而地方政府又面巨额债务的沉重压力，部分过度依赖卖地收入的地方政府财政响起警号，偷步现象时有发生，令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博弈表面化尖锐化，中央应是考虑对楼市限购令进行微调的时候了。

为确保楼市政策稳定，应该将豪宅和普通商品房两个市场进行分流，豪宅作为奢侈品和投资产品，限购和规管的尺度应与关乎普罗大众衣食行的普通商品房有所区分。

四、调整税制，减轻企业负担，扶持实体经济重点行业发展

中国的税制比较复杂，不仅有国税和地税，还有其他不同税赋。以我所熟悉的地产行业为例，现在企业每赚100元，企业只能拿到30多元，即1/3，利润的2/3必须用来缴纳各种税赋。而在香港，除了交付利得税16.5%，其他利润都归企业所有。在实体经济领域，不少行业投资期较长、利润较低，扣除各种税赋，实在所剩无几。目前中央财政充裕，作为一项中长期措施，调整税制、减轻企业负担，有助企业良性发展，特别对国家重点扶持的行业，例如去年中央六中全会提出的发展文化产业，应该更进一步订出税务优惠的细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