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化很发达的地方，经济照样走在前面。可以研究一下这里面的人文经济学”，强调“推动高质量发展，文化是重要支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要努力从中华民族世世代代形成和积累的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和智慧”。这些重要论述，为我们挖掘中华传统经济智慧，推动文化与经济融合发展指明了方向。

版本是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载体和媒介，是中华文明源远流长、欣欣向荣的表征和见证。中国国家版本馆的基本陈列“斯文在兹——中华古代文明版本展”荟萃中华文明起源、政治、经济、地理、史学等13个方面的版本瑰宝400余件，立体呈现中国古代文明发展脉络，其中包括一本明嘉靖刻本《史记》。作为中国第一部真正的“通史”，《史记》记载了自上古传说中的三皇五帝至汉武帝元狩年间（公元前122—前117年）的历史，首创本纪、表、书、列传、世家五体结构，涵盖政治、经济、军事、民族、制度、社会等各项内容，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渊薮。该书突破前代史书单纯记载王朝更迭的局限，叙事不囿于正统脉络，褒贬不流于刻板礼教，构筑起“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宏大史学格局。如今，重新研读这部史学经典，对于探寻中国古代经济思想精髓，挖掘传统智慧与当代实践的内在联结，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

《史记》的多元视角：贯穿经传，驰骋古今

《史记》不同于其他史书的独特之处，很大一部分来自其超前的见解和思想。相较于传统史书过度依附正统叙事与伦理教化，《史记》尤其关注经济活动对历史演进的支撑作用，相对客观地记述了区域物产、商贸流通、产业发展等现实议题，拓宽了“古今之变”的内涵边界。例如在《高祖本纪》中，司马迁详细记载了汉初刘邦实行恢复生产、招集流亡、蠲免赋税以及为战俘恢复平民身份的政令，凭借“承敝易变、与时迁移”的治理方略，奠定了西汉社会走向强盛的基础。在《平准书》中，司马迁描写西汉立国之初因长期战乱造成“民亡盖藏”，致使“自天子不能具钧驷，而将相或乘牛车”，经过六七十年的休养生息，到汉武帝初年社会状况极大改观，“国家无事，非遇水旱之灾，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余货财”“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众庶街巷有马，阡陌之间成群，而乘字牝者傧而不得聚会”。这种实录式的历史笔触及“盛极而衰”的敏锐观察，与汉武帝晚年“深陈既往之悔”而调整国策的历史走向相表里。

除了治国理政与经济兴衰的宏观视角，《史记》还打破了将帝王将相作为唯一正统的叙事谱系，以人物本位的独特视角，为商贾、游侠、医者、隐士等群体立传，以平视的眼光记录其生存状态、社会事迹与人格风骨，让历史成为融聚百态的立体画卷。《史记》列传第六十九为《货殖列传》，是“七十列传”的压轴之篇。“货”指财货，“殖”谓增值。这篇列传独辟蹊径、超越时代，集中阐释司马迁对人性逐利、经济规律与国家治理的深刻洞察，构建起以“人”为价值核心、以“义利合一”为伦理约束、以“富而教之”为文明目标、以“因势利导”为实践路径的完整思想体系，是中国古代经济思想的重要载体。

《史记》的人本思想：循性逐利，义利致和

在中国古代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内，贬抑货利是社会主流取向。汉高祖曾明令“贾人不得衣丝乘车，重租税以困辱之”，后世禁令虽有松弛，但仍规定“市井之子孙亦不得仕宦为吏”。与司马迁同时代的董仲舒，更是将“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奉为治国立身的根本准则。与之相对，《货殖列传》开篇援引《诗经》《尚书》为例，批驳老子“小国寡民”的社会构想，并直言“必用此为务，挽近世涂民耳目，则几无行矣。”这种正视民生欲求、反对闭塞民情的立场，在先秦至汉初的思想体系中独树一帜。

以此为基础，司马迁认为“人”是历史发展的主体和经济社会运转的基础力量，提出“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学而俱欲者也”，“人”对“声色之好”“刍豢之味”“身安逸乐”等物质利益的追求本于自然、合乎情理，并以“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揭示文明发展的底层逻辑，围绕人、经济、文化、社会等因素，提出“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不召而自来，不求而民出之。岂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验邪？”等具有强大解释力与生命力的经济观点，比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提出的“理性经济人”假设早了1900多年，与马克思、恩格斯在合著《神圣家族》中提出“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的论点不谋而合，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提供天然契合点。

“义”与“利”是中国传统经济伦理中最重要的辩证关系之一，关于二者孰轻孰重的问题，历来争论不休。司马迁继承管仲“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的理念，重新界定义利边界，将“义”视作经济行为的伦理底线及内嵌于交易过程的信任机制，提出“礼生于有而废于无”“人富而仁义附焉”等观点，强调义利相济的价值导向，并列举蜀卓氏、程郑、宛孔氏、曹邴氏等一批以工商、冶铸、货殖致富的“布衣匹夫”，称赞他们没有“爵邑奉禄之资”，不因“弄法犯奸而富”，而是凭借审时进退、诚信经营的立身之道实现“礼抗万乘、名显天下”。

此外，《货殖列传》梳理了大工商业者治商兴家的方法，例如引述计然的经商观念：“积著之理，务完物，无息币，以物相贸，易腐败而食之货勿留。”梳理范蠡的致富方法：“故善治生者，能择人而任时”“此所谓富好行其德者也。”论述白圭的经商之道：“乐观时变，故人弃我取，人取我予。”在记载过程中，司马迁提出“廉吏久，久更富，廉贾归富”的廉洁观念，“纤啬筋力，治生之正道”的务实追求，以及“本富为上，末富次之，奸富最下”的价值分判，其中蕴含的顺势而为、和合共生、道德自律、辩证取舍等智慧基因，均可转化为服务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智力资源。

《史记》的富国之学：循律兴市，富国厚生

《货殖列传》的时代始于春秋末年，讫于汉武帝年间。这一阶段，随着铁制农具广泛普及，社会生产力水平显著提高，社会分工日趋深化。至汉武帝时期，朝廷将盐、铁等重要产业收归官营，强化对货币、生产、流通等领域的管控。这一高度集权的经济体系虽然能在短期内稳固财政，但也有悖于自然经济规律，滋生市场垄断、强取强派、物价失衡等诸多问题。在此背景下，司马迁以生产与交换为切入点，指出关中、巴蜀、陇西、邯郸等全国主要经济区的物产禀赋差异及民众多元需求，共同推动了商品交换与社会分工的自然形成。要从经济活动与生产实践出发，重视“贵上极则反贱，贱下极则反贵”的价值规律在商品生产及流通中的基础性作用，“待农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最终实现“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不召而自来，不求而民出之”。这些观点凝练了中国古代朴素的市场经济理念，展现出洞察历史、把握时代的远见卓识。

《货殖列传》中蕴含的治理智慧与为政之道，恰如一面面镜子，映照出后世历代变法革新的核心逻辑。司马迁成书千余年后的王安石变法，以强化国家调控、增加财政收入为核心导向，但其重视生产效能、盘活社会财富的理念，与《货殖列传》中“富无经业、用贫求富”的通变思维高度契合。至明万历初年的张居正改革，则更好吸收了《货殖列传》的思想精髓，通过清丈田亩、推行“一条鞭法”、轻减关市、畅通货流等举措，在尊重市场规律与地域资源禀赋的基础上，实现国家治理与市场活力的动态平衡。

《货殖列传》突破了先秦以来“重管制、轻民力、崇集权”的思维定式，提出“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的分层治理理念，为我们提供了丰厚的文化滋养。挖掘、利用《货殖列传》蕴含的思想智慧，有助于中国经济持续健康稳定发展。

《史记》的治生之路：多业并重，经纬世新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农耕文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根”，强调“赓续农耕文明”。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加快建设农业强国，扎实推动乡村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振兴”，为我们赓续农耕文明、推动两个文明均衡发展指明了方向。

在中国古代，农耕文明因其稳定的农业生产方式、高度的人口聚集和相对发达的社会分工，往往能够聚集大量物质财富，形成具有稳定性、包容性、吸纳性和互补性的农耕文化生态。从现代学科视角看，《货殖列传》并未形成市场、价格、利润等专业概念，也未建立抽象理论模型，更多体现为经验性规律总结，没有构建起西方意义上的经济学体系。但是，重新审读《货殖列传》便可发现，它并非游离于农耕文明之外的“商业列传”，而是服务于国家治理的经世致用之学，深深根植于中华农耕文明的土壤。司马迁突破了重农抑商的狭隘框架，重新界定农业、手工业、商业、自然资源开采等行业的关系。《周书》有言：“农不出则乏其食，工不出则乏其事，商不出则三宝绝，虞不出则财匮少。”司马迁进而提出：“此四者，民所衣食之原也。原大则饶，原小则鲜。上则富国，下则富家。”将“农为本、商为用”的传统认知升级为“农工商虞”四业共生的整体经济观。因此，《货殖列传》记载了很多治生实例，例如姜太公吕望被封于“地潟卤，人民寡”的营丘，通过“劝其女工，极技巧，通鱼盐”实现“齐冠带衣履天下”；范蠡在陶邑“治产积居，与时逐而不责于人”，“十九年三致千金”，被后世尊称为“陶朱公”。这种追求宏观经济均衡的调控智慧，为新时代传承弘扬农耕文明、推动多元产业融合、实现城乡协调发展提供了富有借鉴意义的思想资源。

文化关乎国本、国运。文化传承发展事业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习近平总书记在考察中国国家版本馆时指出：“建设版本馆的初心就是收藏，就是在我们这个历史阶段，把自古以来能收集到的典籍资料收集全、保护好，把世界上唯一没有中断的文明继续传承下去。”新时代新征程，我们要深入挖掘中国传统思想宝库，在更宏阔的文化空间中探索面向未来的理论和制度创新，充分释放人、文化、经济协同发展的磅礴力量，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注入强劲动力。

（作者 刘成勇 系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国家版本馆党委书记、馆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