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以农为本，农以种为先。

种业是农业发展的源头，事关我国农业现代化进程和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事关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这一“国之大者”。

习近平总书记去年7月9日主持审议《种业振兴行动方案》时强调，保障种源自主可控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加紧迫，粮食安全这根弦比过去任何时候都要绷得更紧。

时隔半年多，习近平总书记在今年3月6日看望参加全国政协十三届五次会议的农业界、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界委员并参加联组会时再次强调，必须下决心把我国种业搞上去，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党中央、国务院的坚强领导下，在各有关方面的大力支持下，我国种业发展有了很大进步。农业用种安全总体有保障、风险可管控，但有些方面跟国际先进水平相比，仍有较大差距。3月25日，全国政协召开今年首场双周协商座谈会，部分全国政协委员、专家学者、企业代表以及有关部委负责人围绕“建立健全种业政策支持体系”议题协商建言。这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中央决策部署的具体体现，更是发挥人民政协建言资政、凝聚共识作用，为推进种业振兴汇聚强大力量的具体实践。

加快形成推进种业发展的政策合力

推动种业振兴是一项系统工程，涉及政府部门、科研院所、种业企业等多个主体，涵盖研发、生产、销售、服务等几大环节，种业振兴的乐章注定不是独奏曲而是交响乐。

全国政协农业和农村委员会副主任张勇委员带队赴海南、四川进行过实地调研。从实际情况看，他深感打好种业翻身仗，需要通过改革完善种业发展的体制机制，充分调动各类主体的积极性，促使各类主体实现高效协同，推动各个环节实现有效衔接，才能加快形成推进种业发展的强大合力。

中国科学院遗传发育所基因组生物学中心主任、中国科学院院士曹晓风委员建议，尽快找准制约种业科技发展的关键点，全国一盘棋进行整体战略布局，“建议国家增加支持改善我国土地质量的公益性基础研究，逐步加大对牧草等经济作物和生态林草的科研投入。”曹晓风认为，国家应支持跨学科交叉的基础理论探索研究及核心关键技术攻关，同时建立健全考核机制，提供长期稳定滚动支持。

今天，小小的种子已然成为世界范围内科技较量的新赛道。

作为现代农业的“芯片”，种质资源更是种业创新的基础。要解决种子“卡脖子”问题，搭建种业科研创新平台，开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是应有之义。

九三学社贵州省主委、贵州省农业科学院副院长黄宗洪委员带来的正是加强作物种质资源保护利用政策体系建设的建议，“要强化农业种质资源保护的基础性、公益性定位，全面普查、系统收集我国农作物种质资源，加强农业野生种质资源原生境保护创新，建立健全国家作物种质资源精准鉴定评价体系。”黄宗洪说。

种业创新离不开科技力量。作为我国农业科研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前我国地市级农业科研院所近600家，并且在每年推广应用的主要农作物品种中，70%以上是由地市级农业科研单位培育。如何继续充分发挥地市级农业科研机构的积极性？

江苏省连云港市农科院院长徐大勇委员正是来自这样的“地方队”，并且一待就是20年。“首先要明确地市级农业科研院所的定位，强化管理，加大支持，完善体制机制。”徐大勇多年的体会之一，是要将我国地市级农业科研院所改革尽快提上议事日程，根据地区和产业发展需求，进行科学规划和合理布局，同时要深化中央、省、市三级农业科研院所指导合作，使地方农业科研院所有序参与、形成合力。

加强种业产业链建设

在种业振兴的主战场上，企业是技术创新的主体，无疑也是发展现代种业的骨干力量。

“要对种业企业进一步加大财税金融方面的支持力度。”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原副理事长于革胜委员提出，针对种业企业育种培育周期长、盈利率低等特点，可以通过财政贴息、政策性担保等方式，鼓励金融机构发放种业企业中长期低息贷款。

此外，育种的芬芳需要时间的玫瑰。

种业培育本身的特点，使得种业企业发展壮大势必需要很长一段时间，须久久为功，持续不断加以支持和推进。“建议由农业主管部门牵头，相关部门配合，定期对各项扶持政策措施实施效果情况，进行评估分析，并做好政策之间的衔接，视种业企业发展情况，及时优化调整。”于革胜提出。

中国中化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宁高宁委员在此次座谈会上的身份是种业企业代表，他把这些年来企业的实践体会分享给了大家。

“为了把种子、土壤等方面的技术应用贯通起来落实到田间，提升实际单产和种植效益，先正达集团探索建立了一体化的解决方案式服务体系，即现代农业服务平台MAP，通过应用好技术、种出好产品、卖出好价钱，全流程为种植者提供服务。”据宁高宁介绍，目前先正达已在全国29个省份、654个县建成运营超过500个MAP中心，开发3117个MAP乡村服务站，线下服务面积1912万亩，联农带农239万户，这种着眼于全产业链打造解决方案的商业模式深受农户和地方政府认可。

打好种业翻身仗，育制种基地建设是另一个关键。

作为我国重要的科研育种基地，南繁育种基地孕育出了包括杂交水稻在内的众多的优良粮食品种。海南省科学技术厅厅长谢京委员通过大屏幕带来了“南繁硅谷”的建设进展情况。

“南繁科研育种基地建设取得积极进展，形成了全国种业创新要素的聚集地，但‘候鸟式’的科研状态仍未根本改变，急需组建国家实验室等战略科技力量，以新型举国体制解决种业重大科学问题和‘卡脖子’技术。”谢京呼吁，推动尽快发布国家南繁硅谷建设规划，全面系统推动重大项目实施，指导谋划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和大科学装置。

另一方面，海南自贸港独特的政策优势，为种业国际开放平台的打造提供了条件。谢京提出，可以在海南建设“一带一路”种业开放先行区，打造全球种业交流合作新平台。

除了“南繁硅谷”，其实我国规模化、标准化育制种基地建设起步晚、发展滞后，在全国范围内仍然缺少长期、稳定和高质量育制种基地，具备育繁推一体化能力的企业偏少，长期扎根基地从事育制种工作的种业高端人才更少。

四川农业大学校长吴德委员有这样一组数据：农业大学培养的种业人才仅20%进入育种企业，10%在育制种基地工作，80%育种人才集中在科研院所。

在呼吁建设长期稳定高质量的育制种基地和长期稳定的财政支持政策的基础上，吴德特别提出，要健全育制种人才支撑政策体系，建立以成果转化为导向的分层分类的人才评价体系，鼓励高校院所与企业开展联合人才培养，建立以政府购买服务为主的常态化制种人才培训机制，加速提升制种水平。

加大种业振兴技术应用推广力度

在种业领域，除了作物种业，还包括畜禽种业。尤其是后者，为摆脱严重依赖进口困境，推动畜禽种业创新更为迫在眉睫。

中国农业科学院哈尔滨兽医研究所国家禽流感参考实验室主任、中国科学院院士陈化兰委员发现，随着全球肉类消费转向禽肉为主，优先发展家禽业势在必行。

如果说作物育种一般需要周期是8到10年，畜禽育种则周期更长，投入更大。在陈化兰看来，要拿出保护耕地的“长牙齿”决心和力度，强化立法和执法，保护核心种源。“国产畜禽品种要通过漫长、繁琐的行业部门审定，才能进入市场。”陈化兰建议，行业部门要加强品种创新培育过程的技术法规的监管、指导和服务，减少滞后评审，避免“夹生饭”甚至推倒重来，提高创新培育质量和效率，加快推广应用进程。

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对于草原人而言，草就是肉、草也是粮，适地、特色的乡土草种还是可持续生态修复、低碳城市的基础。但目前，我们国产的牧草种子不到1/10，适合北方耐旱、耐寒的饲草品种、生态修复乡土种子更是紧缺。

“对科研院所、民营企业等已建成的各类种质资源库、标本、实物及数据资产，可纳入国家体系统一管理，资源共享、数据互通。”内蒙古自治区工商联副主席、蒙草生态环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王召明委员认为，草种业的发展首要做好乡土草种质资源一体化、数字一张网，依据自然条件、气候因子、生产与生态发展需求，系统布局草种业优势区域、发展方向，搭建国家的草种业技术创新联合体，扶植培育“专精特新”草种龙头企业，共同谋划草种业发展之路。

把视野投向世界，随着近年来全球范围内生物育种技术不断取得重大突破，世界种业正迎来以全基因组选择、基因编辑、合成生物及人工智能等技术融合发展为标志的新一轮科技革命。

“我国生物育种技术研发及其产业化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推进生物育种产业化是我国追赶世界科技前沿和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战略选择。”农工党陕西省副主委、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研究生院常务副院长霍学喜委员坦言，针对基因编辑、合成生物和智能设计育种等前沿技术，需要在现有管理条例基础上，完善相关安全评价的技术指南和产业化应用的管理规程。

生物育种牵涉“基因”二字，社会公众很容易因认知不清而反应敏感。在霍学喜看来，要营造生物育种产业化市场环境，还需推广服务部门重视科普、宣传、推广工作，科技部门重视生物育种技术和产品的风险评估工作，生物育种伦理方面则要逐步完善生物育种研发、应用和产业化的伦理审查制度。

2022年3月1日，新修订的种子法正式施行。“进一步制订修订转基因种子管理相关制度，明确基因编辑管理制度，抢占种业科技制高点。”作为业内专家，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乡村规划研究与咨询中心主任吴永常建议，尽快出台新版《中华人民共和国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在法律制修订过程中，注意加强部门协作，争取制定多部门联合出台的制度规定，形成种子市场“大治理”格局。

（记者 包松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