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自贸区实践和经验应当上升至全国性立法来加以固化。”周汉民委员的理由有两点：其一，体现“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方略；其二，争取国际经济贸易规则制定的发言权。
周汉民委员认为尽快制定“中国自由贸易区促进法”，其核心意义莫过于为现在的4个自贸区以及未来的自贸区的设立和运行厘定法律框架。“助改革再冲关！”周汉民如是评价。
在他的设想中，“促进法”要促进的是经济运行体制和管理体制的协同。“成立国家层面的主管机构或对口部门，科学设定我国自由贸易区发展的战略目标，做好前瞻性的战略部署，优化政府监管的范围和职责分工，既避免政出多门，又避免自贸区设立与管理‘留白’导致‘寻租’。”
“‘促进法’最重要的莫过于落子在‘改革’这个棋眼上。”周汉民委员解释说，一方面要促进宏观改革和微观改革的协同。进行国家层面的立法，然后在国家立法的指导下，完善地方立法和配套细则，最终形成法律、法规、规章等协调配合的法律体系；另一方面是促进政府改革和市场改革的协同。我国的产业立法将发生两个明显的转变，即由地方立法、部门立法向国家立法转变，由单领域向宽领域转变。在此情形下，应未雨绸缪，尽早研究、设计适应市场经济的政府管理体制改革方案。
“我相信，‘促进法’还将有助于促进法治建设和对外开放的协同。”周汉民委员认为，“促进法”出台之后，可以预见的是，我们将凭借多个自贸区的运行，深度介入国际贸易规则的制定，使中国经济真正融入国际贸易格局，使内外投资者共享低成本、便利化、自由化的营商环境。
周汉民委员看到的是，中美BIT文本谈判即将完成，将开始就负面清单进行谈判。他认为，其中关于政府行政公开透明制度、公平竞争条款等，需要从把握相关法律的适用性、程序的合规性等方面入手，兼顾国内规则合法和国际通行规则，为自贸区健康发展提供确定的法律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