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政协体现中国特色包容性政治

 

余源培 

 

  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90年来取得了辉煌的成就，统一战线在其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它的历程虽然也有坎坷曲折，但主流显示了勃勃的生机。统一战线的特质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包容性政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简称人民政协）是中国人民统一战线的组织，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重要机构，是我国政治生活中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形式。人民政协从制度上体现了中国特色包容性政治。 

一 

    包容性政治，简单地讲，就是指某种政治体系涵盖和协调政治共同体内部各利益主体之需求的性质和能力，以实现其特定的历史政治任务。包容性政治不仅包括领导集团内部的关系协调，更加包括政党与群众、政党与其它阶级和政党与社会之间关系的协调。通过广泛的政治包容，使政治共同体内部不同的利益都能通过特定的战略、策略和制度得到领导党的重视，从而有力地保证政治共同体的稳定、秩序和活力。

    统一战线这一具有中国特色的包容性政治，是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统一战线理论、政党理论和民主政治理论同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伟大创造。其理论来源主要有四个方面：其一是唯物史观主张人民群众创造历史，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其二是过去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其三是群众要更好地发挥创造历史的作用，必须有效地组织起来，必须正确处理好群众、阶级、政党、领袖之间的关系。其四是无产阶级必须根据不同的社会历史条件、历史任务和阶级状况，尽可能建立和扩大自己的同盟军，并在这种联合中保持自己的独立领导权。

    统一战线包容性的要义是“和而不同”，前提是积极处理统一战线中的“同”与“异”。所谓“同”即共同性、一致性；所谓“异”即差别性、多样性。“同”是相对的，“不同”是绝对的，“和”就是共荣共存、就是团结、就是联合、就是和谐、就是力量。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没有“同”就不可能有统一战线；没有“异”就不需要有统一战线，统一战线就是“同”与“异”相结合的产物，并在“同”与“异”的矛盾双向互动中得到发展。有同无异，就没有必要建立统一战线；有异无同，就建立不起统一战线。求同存异，才能建立和发展统一战线。

    统一战线的包容性就是以承认差别为前提的。“容”即“宽”，指一个政党能够吸引、容纳、引导社会力量的程度、范围、形象和能力。中国优秀文化传统认为，“有容乃大”，“宽以养民”、“宽以济猛”、“不能容人者无亲，无亲者尽人”。这需要博大的胸怀，以天下为已任。孔子说：“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唐代诗人孟郊写道：“君子山岳定，小人丝毫争”，“山岳定”指的就是宽大恢弘的气度，不争“私利”和“小利”。这只有先进的无产阶级政党才能真正做到。统一战线的包容性，并不简单是中国共产党的某种策略措施，而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先进品质的生动体现。中国共产党是“得道多助”之党，“得民心者，得天下”。包容性对中国共产党来说是一种政治道德，即坚定相信自己提出政治主张的正确性和可行性，务实而不尚清谈，负责而敢于担当，身体力行地转化为自身的“党性”和“德性”修养，“以德服人”，“以理服人”，说服和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严以律已，宽以待人。包容还意味着必要的“忍耐”和“融通”、“妥协”、“让步”。

    包容性还是现代人类政治文明的要求。哈贝马斯认为：现代社会意味着对不同生活方式的认同与容让，意味着对他者权利的尊重，“意味着人们并不孤意固执地将自己的特殊性普遍化；意味着并不简单地将异己者排斥在外；意味着包容的范围必然比以前更为广泛。”[1]包容成为市场经济分化社会政治整合的必需，有助于化解多元利益主体间的排斥和紧张，使相互对话和协商成为可能。

 

二

    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后，就开始了包容性政治的探索之路。毛泽东在《湘江评论》上发表《民众的大联合》指出：“所以要有群，要有社会，要有联合，是因为想要求到我们的共同利益”；并且预言“中华民族的大联合，将较任何地域任何民族而先告成功。”[2]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进程和最终胜利，使人们有血有肉地深刻认识到：“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个法宝，三个主要的法宝。这是中国共产党的伟大成绩，也是中国革命的伟大成绩。”[3]如果说在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统一战线主要是中国共产党总战略的有机组成部分，那么，随着解放战争夺取全国胜利形势的发展，中国共产党就开始思考怎样将统一战线这一法宝上升到制度高度。这是统一战线从党的战略到国家政党制度和政治制度设计的历史转变阶段。

    抗日战争胜利后，蒋介石集团一方面准备发动内战，企图消灭共产党；另一方面，1945年8月又三次电邀毛泽东到重庆“和平谈判”。中国共产党人以革命的两手对付反革命的两手，及时提出建立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主张，主张联合工农兵学商各被压迫阶级、各人民团体、各民主党派、各少数民族、各地华侨和其他爱国分子，组成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打倒了蒋介石独裁政府，成立了民主联合政府。毛泽东撰写的《新民主主义论》、《论人民民主专政》等著作，为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制度设计奠定了政治和理论基础。

    广大民主党派领导人看清了国民党真相，纷纷采取与中共站在一起，反对蒋介石的独裁行径，以实际行动与国民党决裂。在反对国民党独裁统治的政治斗争中，身处延安、西柏坡战争前线的毛泽东、周恩来，与身在蒋管区和香港等地的宋庆龄、张澜、李济深等著名民主党派领袖虽然分隔远方，但心气相通，肝胆相照。他们在为人民解放战争的不断胜利而欢欣鼓舞的同时，共同为如何建立一个民主的新中国而未雨绸缪思考谋划。此后，大批民主人士在共产党的诚恳邀请和精心安排下，历经艰险，纷纷从蒋管区，从香港，从国外奔赴解放区。1949年9月21日，群英荟萃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京隆重地召开。九天后，中华人民共和国于1949年10月1日成立。从这个时期起，我国统一战线的包容性政治，逐步形成制度层面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与人民政协制度，这是我国的特点和优势所在。

    就国家政党制度而言，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并没有居功自傲，而是认为夺取政权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只是一曲长剧的一个短小的序幕，以后的任务会更加伟大艰巨，统一战线依旧是一个法宝，中国共产党仍然需要同民主党派共事。当时一些民主党派曾经认为，民主革命胜利了，民主党派可以解散了。毛泽东不同意这种看法。1949年12月，他在接见参加民盟四中全会的全体代表时推心置腹说：“民盟过去做工作，现在作工作，将来还要做工作。而且不仅过去起作用，现在起作用，将来还要起作用。中共和各民主党派团结一致的意义有两点：一是孤立敌人——包括过去的现在的和将来的。二是新中国的建立，如‘大厦将建，独木难支’，不能只靠一个党派。一个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三个帮。需要多党派齐心合力，共建大厦。”[4]毛泽东诚恳地指出：“就国内条件来说，我们胜利的获得，是依靠了工人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并且广泛地团结了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为了进行伟大的建设工作，在我们面前，摆着极其繁重的任务。虽然我们有一千多万党员，但是在全国人口中仍然只占极少数。在我们的各个国家机关和各项社会主义事业中，大量的工作要依靠党外的人员来做。如果我们不善于依靠人民群众，不善于同党外人员合作，那就无法把工作做好。在我们继续加强全党的团结的时候，我们还必须继续加强各民族、各民主阶级、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团结，继续巩固和扩大我们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5]

    就国家政治制度而言，毛泽东早在1945年4月，针对有些人怀疑共产党得势之后，是否会学俄国那样，来一个一党制度？毛泽东就回答说：“俄国的历史形成了俄国的制度”，“中国现阶段的历史将形成中国现阶段的制度”，将“产生一个对于我们是完全必要和完全合理同时又区别于俄国制度的特殊形态。”[6]毛泽东的这一分析相当精妙。列宁在领导俄国布尔什维主义进行革命的过程中，曾经同小资产阶级“左”的革命性开展过斗争。1920年，为了医治共产国际中以反对任何妥协、联合为特点的幼稚病，他写著了《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毛泽东对此书曾经反复阅读。据彭德怀回忆说：“1933年，接到毛主席寄给我的一本《两个策略》，上面用铅笔写着：此书要在大革命时读着，就不会犯错误。在这以后不久，他又寄给一本《“左派”幼稚病》（这两本书都是打漳州时得到的），他又在书上面写着：你看了以前送的那一本书，叫做知其一而不知其二；你看了《“左派”幼稚病》才会知道“左”与右同样有危害性。”列宁无论在领导1905年革命、1917年2月革命的过程中，都曾实现过同其它政党的联合，特别是小资产阶级政党“社会革命党”。但是，由于这些政党反对1917年的十月革命，并且采取对新生苏维埃政权的敌对行动而被取缔。这种情况确实是由俄国历史形成的。斯大林则将这种一党专政推向极端。

    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也经历过曲折和严重挫折。深刻历史教训之一就是：什么时候缩小、甚至取消中国特色的政治包容性，什么时候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就会遭到损失、甚至灾难。包容性政治发展最好的时期，也必然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发展最好的时期。邓小平正是基于对这种教训的理性反思，他在“文革”结束后积重难返的情况下，主要抓了两方面的拨乱反正工作：其一是思想路线上的真理标准大讨论，其二就是统一战线和人民政协领域的拨乱反正。邓小平毅然扬弃“以阶级斗争为纲”，立足于统一战线性质和对象的新变化，将“革命统一战线”发展为新时期的“爱国统一战线”，即“发展成为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和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的最广泛的政治联盟”。[7]他又对人民政协的性质和任务予以定性，要求人民政协以团结和民主为主题，最大限度地团结一切能够团结的力量，服务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祖国统一大业。

    我国改革开放时期包容性政治发展的最大成果，就是中国共产党适时地将与民主党派的“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八字方针”，发展成为“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十六字方针”，并于1989年在《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建设的意见》，明确地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规定为我国的基本政治制度，在宪法中规定，“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将长期存在和发展”。在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和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领导下，我国统一战线的包容性政治大踏步地走上了制度化的建设道路，在政治改革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实践进程中，积极构建“人民通过选举、投票行使权利和人民内部各方面在重大决策之前进行充分协商，尽可能就共同性问题取得一致意见，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的两种重要形式。”[8]现在中国特色的包容性政治已经形成制度，它是一种具有世界历史眼光、符合自身国情、独具特色的民主政治的理论和实践。

    在人类的政治文明中，先后出现后过西方模式和苏联模式的政治，这是由西方和苏联的历史传统、经济文化决定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由我国的历史文化传统、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社会历史条件决定的。我国的包容性政治制度建设，“既不能照搬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做法，也不能照搬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做法，更不能丢掉我们制度的优越性。”[9]西方的多党制是维护资产阶级的利益，巩固资产阶级政党的统治。苏联一党专政的模式，权力过分集中、忽视民主，助长官僚主义和个人迷信，导致最终脱离广大人民群众。思考中国特色的包容性政治制度建设，应当有对西方模式和苏联模式的双重扬弃和超越的政治大视野。                          

 

三

    包容性政治对我国科学发展与社会和谐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政治意义。它客观上要求我国的政治体系能够具有更大的开放性和协调性，从而使更多的政治主体能够参与到其中。胡锦涛总书记为此提出：“扩大人民政协团结面和包容性，切实发挥政协界别作为扩大社会各界有序政治参与的重要渠道作用”。[10]从而更全面地了解民情、反映民意、集中民智、代表民愿。包容性政治还内在要求拓展我国公民的利益表达渠道，通过制度化建设使不同群体和个人特别是弱势群体和个人能够获得必要的表达空间。人民政协在这方面同样大有作为。只有充分有效的表达渠道才能促进各主体利益的实现，同时也能及时地化解现存的社会矛盾，从而促进社会和谐。从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的大视野看问题，包容性政治在从党的战略进入政党制度和政治制度之后，还要进一步有效地嵌入巩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体系之中。更加积极主动地发挥人民政协体现的包容性政治，可以强化有以下几个维度：

    第一个是政治或国家的维度。人民政协是我国基本的政治制度，强化这一维度十分重要。对于我国社会主义社会来说，国家应当最基本的公共需求就是安全和秩序。没有一个基本的政治秩序，政治生活就会处在混乱或激烈对抗之中，政治共同体也会因此走向危机，一切社会发展的目标也就无从谈起。政治的这种功能，要求执政党和政府不仅要在公共安全等显性秩序领域积极作为，更需要对各种社会利益和由此产生的矛盾进行协调，并通过制度化渠道来实现。政治或国家要包容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博弈，并在不同利益集团的相互博弈中建立一种相对平衡稳定的政治秩序，让公民获得政治安全感，并在社会利益出现矛盾的时候及时化解各种社会矛盾。人民政协以政治协商为基本原则、以民主和团结为基本价值、以亲和与协调为基本工作方式，它能够更好地发挥协调利益、促进社会良性秩序形成的功能。能够平衡利益冲突，建构良性政治秩序，这是新时期对人民政协包容性政治提出的要求。

    第二个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维度。我国国家权力的性质决定了国家政治生活应具有广泛的包容性，因为国家的权力来自人民。民主政治的最重要特征就在于它能够广泛地包容各个利益主体，使它们在公共的平台上通过法定的渠道协调彼此的利益或实现自身的利益。这是民主政治赖以存在的合法性基础，也是它区别于非民主政治的优越性体现。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下的政府权力，从根本上讲来自于人民的同意和满意，它必须以人民的权利和利益为根本依归。随着市场化所带来的社会分化，社会阶层分化日益明显，产生了新阶层，人民的范畴就具有了比计划经济时期更强的政治包容性，其中包含着复杂的组成成分，涵盖着我国所有的劳动者、爱国者和建设者，他们都是我国政治生活的主人。人民政协所体现的包容性政治将积极推动我国的民主政治建设。

    第三个是国家多元一体化的维度。政治体系之所以要具有充分的包容性，其原因不仅在于它促进实现作为其基础的各利益主体的利益，更在于它的相对自主性目标，即保证国家内部的有机统一。通过政治包容，国家内部各力量能够参与到国家共同的事业中，形成普遍的共识和认同，也形成相对稳定的合作和互动机制。在此基础上，国家才能实现有机整合。否则，缺乏充分包容性的强制性政治秩序，只能是机械的，表面的，脆弱的整合。而一个缺乏有机统一的国家是难以实现现代化的。人民政协作为统一战线的组织，其包容性可以把多元力量凝聚在中国共产党周围，形成了以中国共产党为核心的多元一体社会结构，正确处理各种社会矛盾。在新的历史时期，人民政协已经成为维系整个国家多元一体的重要武器。

    第四个是科学决策的维度。人民政协的政治包容性，可以提高执政党领导的有效性和政绩的实效性。这就是科学决策和民主决策。亨廷顿指出：“政绩的合法性在第三波新兴国家民主化国家中扮演着一个重要角色。”[11]缺乏政治包容性或政治包容性不足，就会导致决策正确性和民主性的失缺，产生政绩的合法性和实效性问题。充分发挥人民政协包容性政治的优势，方能保证集中力量将好的大事办好。通过政治协商，将各种意见表达出来，在这一包容性的制度空间里互相沟通探讨，积极推动协商于决策之前，通过交流和交锋，共同致力于国家建设和社会发展。人民政协在拓展我国政治包容性方面的实际进程，将直接关系到科学发展和和谐社会建设的全局。

 

四

    在实现科学发展和构建和谐社会的新的历史时期，为了更好地地发挥人民政协体现的中国特色的政治包容性，需要处理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关系：

    第一，包容性与领导性之间的关系。领导权问题是统一战线和人民政协最根本的问题。在中国的社会政治生活中，中国共产党是具有双重属性的政党，一方面是领导国家和社会的领导党，另一方面又是掌握国家政权的执政党。因此，在强调人民政协政治制度包容性的时候，一个重要的前提就是要确保中国共产党的一元化领导地位。这二者是相辅相成而并行不悖的。历史经验有力地证明，统一战线和人民政协的包容性，必须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之下，才会有正确的方向、蓬勃的生机和光明的前途；党的领导性需要建立在包容性基础之上，才能有益于彰显其民主性和正确性，并不断地改善其领导。包容性是以中国共产党及其所领导的政府为核心的政治包容性，而不是偏离、更不是脱离这个领导核心那样的包容性，也不是形成多个核心并由多个核心之间相互博弈的“多头政治”。

    第二，包容性与统一性之间的关系。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形成了多元的主体，多元的主体之间在利益方面具有差异性，因而执政党和政府需要通过政协这个基本政治制度，把他们整合到政治共同体中来，达到整个国家的多元一体。没有差异性就无需形成包容性政治，但是这种包容性政治又是有“度”的，即要使这种差异性不至于突破政治共同体，不会造成整个社会和国家的动荡和分裂。这就是统一性（同一性）。“所谓统一战线，其实质就是要在一个共同的目标之下，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实现全国各民族、各党派、各阶层、各方面人民最广泛的团结。”[12]这个共同目标就是继续推进现代化建设，完成祖国统一大业，维护世界和平与促进共同发展，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大业。

    第三，包容性与原则性之间的关系。人民政协的包容性不是没有原则的。毛泽东指出：“合作是在一定纲领下的合作，是有原则的合作，是真正的合作，而不是苟合与貌合。如果离开纲领与原则，这是任何有原则的政党所不许可的。有纲领有原则的合作，如同朋友之间的道义之交，只有这种道义之交，交情才能长久。”[13]人民政协包容性政治必须坚持的原则是：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开展工作，坚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和基本纲领，坚持团结和民主两大主题，坚持科学发展观、把促进发展作为第一要务，坚持把实现和维护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人民政协的包容性政治既要讲团结，又要有必要的说理和批评，不能搞成无原则的一团和气。在违反原则性的情况下需要进行必要的斗争，并尽力做好转化工作。

    第四，包容性与思维创新。作为执政的中国共产党，性质和地位决定了在决策过程中应当充分顾及各类不同人群的利益，应当为社会各种利益群体提供表达意愿的制度平台，使多元社会中的各种利益需求，通过正当、规范的渠道尽可能充分地聚集到党和政府的决策过程之中。这就需要在政协活动中倡导“换位”思考，倾听各方面的民情、民意，集中各方面的智慧，做到兼听则明，使各种合法利益群体都有可能参与决策过程，通过整合形成合力，减少决策的偏颇性和恣意性，集中力量办好大事。为此，在思维方式上可以更多地提倡求实思维、求异思维、逆向思维和发散性思维；各级党政领导到政协来也要虚怀若谷，敢于和善于听取不同意见，特别是逆耳之言，容得下尖锐的批评；民主党派和社会贤达人士要争当中国共产党的诤友、挚友。

（作者：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责编：吴国挺）

注 释：

  [1]哈贝马斯：《现代性的地平线——哈贝马斯访谈录》，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37页。

  [2]《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0年版，第373、394页。

  [3]《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06页。

  [4]张小曼、周昭坎：《中国民主党派史论丛·中国民主同盟卷》，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5]《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15页。

  [6]《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62页。

  [7]《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03页。

  [8]《中共中央关于加强人民政协工作的意见》（2006年3月）。

  [9]《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56页。

  [10]胡锦涛：《在庆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6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2009年9月20日。

  [11]亨廷顿：《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三联出版社1998年版，第312-313页。

  [12]《江泽民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专题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340页。

  [13]《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0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