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革中央：加快推动“被动健康”向“主动健康”转变 构建健康中国治理新范式

当前，我国健康中国建设进入关键攻坚期。传统“以治病为中心”的“被动健康”模式已难以适应新形势下国民健康需求。加快构建以“预防”和“促进”为核心的国家“主动健康”治理体系，是当下健康中国建设的时代命题和必由之路。调研发现，我国主动健康技术和服务虽已有一定基础，但整体制度仍以“治已病”为核心，主动健康落地政策、产业生态、理念传播的部署相对迟缓，尚未形成完整体系，公众可获得的主动健康服务有限，标准化、体系化、持续性不足，全民共享、全社会参与的主动健康范式转型有待提速。为此，建议：

一、以改革突破，夯实国家“主动健康”政策基石。健全主动健康顶层统筹，纳入“十五五”健康中国建设核心指标。推动主动健康促进法立法，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及配套实施细则，完善跨部门、跨区域联动机制，明确制度落地路径，压实政府、企业、个人在主动健康治理中的主体责任；支持长三角、京津冀、粤港澳大湾区等有条件地区先行先试，打造“主动健康示范区”。深化医保支付方式改革，扩大主动健康服务医保支付试点范围，将标准化慢病早筛、体重规范管理等前置干预项目纳入医保报销目录。做强基层社区主动健康服务阵地，完善基层机构主动健康专项补助政策。

二、以数智赋能，完善全链“主动健康”产业生态。引导大健康与人工智能等数智企业加强跨领域研发合作。加快基层健康数据采集和智能设备部署，打通区域间、机构间、智能设备间数据壁垒，搭建全国统一的电子健康档案一站式平台。设立“主动健康产业引导基金”，完善数字健康企业激励政策，支持建设“主动健康产业园”，培育细分赛道龙头企业，推动开发AI辅助健康管理系统和个性化健康风险评估模型。加大县域远程健康软硬件投放，促进优质健康资源城乡均衡供给。制定“智能健康器械、数字疗法、森林康养、线上健康管理服务等”国家和行业标准，健全第三方评价和监管机制。鼓励商业健康保险开发主动健康配套险种，构筑“检测、评估、干预、保障”一体化产业闭环。

三、以文化为引，激发全民“主动健康”内生动力。将“黄帝内经治未病”“道家顺时养生”“儒家以德养心”等主动健康养生文化内核，纳入国民教育和党政干部培训的必修课程，扭转“重治轻防”传统认知误区。织牢全周期国民健康素养教育体系，针对不同年龄段在“慢病早期、劳损透支、身心淤堵、机能衰退”等不同的“未病调治”需求，开展精准科普。加强健康生活场景营造，深化主动健康公共服务供给，编制“药膳调理、四季康养、体医融合、心理干预”等标准指南，提升基层治未病门诊普及率。深化“主动健康宣传、慢病筛查”等长效行动机制，推动主动健康从政策要求转化为全民自觉生活方式。

农工党中央：健全公共卫生治理体系 夯实健康中国建设根基

近年来，国家有关部门密集出台涉及健全公共卫生体系等一系列配套政策，统筹推进医防融合、基层公共卫生能力提升、应急保障等各项工作，我国公共卫生治理体系建设取得阶段性成效。但目前我国公共卫生治理体系建设仍处于攻坚阶段。为此，建议：

一、深化公共卫生体制机制改革，强化战略科技支撑。一是将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纳入中央一级事业单位，按照科研类事业单位进行管理，更好发挥制度优势，集聚公共卫生领域高端人才。二是加强预防医学基础研究，提升源头创新能力。加大对基础研究团队和青年科技人员的稳定支持，设立“预防医学科技创新工程”专项，组织实施重大疾控防治跨学科、跨机构的协同攻关。加快推进公共卫生重点领域关键技术攻关与成果转化，强化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三是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气候变化等趋势，针对老龄人群慢性病防控、环境对公众健康影响等重点方向，持续强化公共卫生领域科研攻关，提升预防策略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二、打通数据壁垒，重塑医防协同闭环。一是落实智慧化多点触发传染病监测预警相关政策部署，着力提升监测预警能力，整合医疗机构、海关口岸、学校等渠道健康数据，健全科学高效的传染病监测预警体系。二是健全疾控机构与医院、基层医疗机构之间常态化技术交流合作机制，推动县域医共体与疾控机构一体化联动。三是完善全链条筛查、报告、处置流程，筑牢“早发现、早报告、早处置”第一道防线，形成监测预警与临床诊疗双向联动的良性机制。

三、实施疾控强基工程，建强专业人才队伍。一是对标“十五五”时期规划目标，推进市县疾控实验室标准化升级，补齐乡镇卫生院、村卫生室公共卫生设备短板，夯实四级疾控网络根基。二是完善公共卫生医师规范化培训制度，扩大临床公共卫生复合型人才培养规模，优化基层疾控人员薪酬、职称倾斜政策，稳定基层疾控专业队伍。三是搭建完善产学研协同平台，支持疾控机构、高校、医疗机构联合开展病原检测、流调溯源技术攻关，加速公共卫生新技术落地应用。

四、健全全域协同机制，完善卫生应急保障体系。一是坚持政府主导、部门联动、社会参与，健全常态化跨部门联防联控、跨境输入防控机制，细化分级分类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预案。二是建立“平急结合”的应急产品技术储备库。参照《人间传染的病原微生物目录》，对可能引发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病原体，提前布局检测试剂、疫苗、药物等关键技术储备。完善省市县三级应急物资动态储备、轮换调拨机制，补齐重症救治、院前急救、基层应急处置等短板，提升极端条件下应急处置能力。三是开展新时代爱国卫生运动，普及全民健康生活方式，构建政府主导、部门协同、基层落实、全民参与的公共卫生治理新格局。

全国政协常委、全国工商联副主席燕瑛：建设优质高效医疗服务体系 为中国式现代化夯实健康基础

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高度重视人民健康。在中共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卫生健康事业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建成并不断巩固发展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传统医药、疾病预防控制和医疗保障体系，人民健康水平持续提升。“十五五”时期，建设优质高效医疗服务体系，大力发展卫生健康新质生产力，还面临诸多挑战。为此，建议：

一、优化医疗资源空间布局，推动优质资源扩容与均衡布局。高标准推进国家医学中心、区域医疗中心、省级区域医疗中心建设，引导高水平医疗资源向地市、县域延伸；严控大型公立医院无序扩张，推动发展方式由规模扩张转向提质增效；持续做强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城市医疗集团；建立上级医院专家常态化下沉、带教帮扶长效考核机制；统筹城乡资源配置，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

二、建强基层医疗卫生队伍，夯实分级诊疗基础。扩大定向培养全科医生、乡村医生专项计划，完善基层医务人员薪酬倾斜政策，拓宽基层医护晋升通道；建立三甲医院与基层常态化进修、轮岗制度；推广远程会诊、AI辅助诊断；扩大康复、护理、老年医学人才供给，大力发展社区康复、居家医疗、家庭病床服务，构建“急性期治疗—恢复期康复—长期慢病管理”连续性服务链条。

三、完善分级诊疗配套政策，打通双向转诊闭环。明晰各级医疗机构功能定位；强化医保支付政策引导，落实转诊起付线连续计算政策；全面推进检查检验结果跨机构互认，减少重复检查。

四、依托“人工智能﹢医疗”，加快智慧医疗普惠下沉。统筹建设区域全民健康信息平台，健全医疗数据脱敏、共享、安全管理制度；构建标准化行业医疗数据集；推动AI辅助诊断、远程影像、远程心电等轻量化智能设备优先覆盖县域与基层医疗机构；打造智慧慢病管理平台；完善人工智能医疗产品准入、临床应用标准，厘清AI辅助诊疗权责边界；兼顾适老化改造，保留线下人工窗口。

五、推动医疗服务模式转型，构建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体系。持续推动医疗卫生服务关口前移，强化慢性病、肿瘤、心脑血管疾病早期筛查，做实家庭医生签约提质增效；深化中西医协同发展，完善基层中医馆建设，推广适宜中医药技术；大力发展医养结合，健全老年健康支撑体系；规范安宁疗护服务，满足群众多元化健康需求。

六、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增强体系可持续运行能力。动态优化医疗服务价格；持续推进DRG/DIP医保支付改革，引导医疗机构规范诊疗、控制不合理费用；优化财政投入结构，新增投入重点投向基层医疗、公共卫生、数字化基础设施；有序发展多元化医疗服务，引导社会办医发展专科特色医疗、康复康养；健全医疗质量安全一体化监管体系。

全国政协常委、民革中央专职副主席陈星莺：健全“三医”协同机制 加快推动分级诊疗制度落地

分级诊疗制度建设是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构建优质高效整合型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的关键一环。当前，分级诊疗体系建设已由打好基础逐步转向质量效益综合提升阶段。但“小病也去大医院”的就医惯性仍在延续，双向转诊“上转易、下转难”的困局依然突出，医疗、医保、医药三大体系之间尚未形成真正的协同合力，制约了分级诊疗的落地见效。为此，建议：

一、提升基层医疗机构首诊服务能力。加大全科、儿科和康复护理人才培养力度，推行县管乡用、乡聘村用，鼓励身体状况良好的退休医务人员为基层和医疗资源薄弱地区提供服务，通过学科和能力建设、对口帮扶等多种方式，提升基层服务能力。推进编制动态调整向基层倾斜，缩小不同层级医疗机构间收入差距。推动数字技术赋能基层，建立基层智能辅助诊疗应用。将主动健康服务纳入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包，推动基层机构向“健康管理中心”转型。

二、构建分层分级健康服务体系。一是在有条件的地区开展卫生健康、医疗保障、药监部门职能整合试点，探索“大健康”部门管理体制，从制度层面打破部门壁垒。二是突出机构功能差异化和服务整合化，国家医学中心、国家区域医疗中心聚焦疑难重症诊疗与核心技术攻关；城市三级医院承担急危重症和疑难复杂疾病诊疗，逐步压缩常见病门诊；二级医院、县级医院强化与基层协同联动，推动一般疾病在市县、日常疾病在基层解决。三是将分级诊疗关键指标纳入公立医院绩效考核及院长年薪制考核。构建供需适配转诊通道，引导紧密型医联体牵头医院为基层预留号源和床位，转诊患者享受优先住院权；探索建立“区域一张床”管理模式，推动医联体内床位资源统筹调配。

三、完善医保支付与绩效考核。调整按病种付费改革基础病种权重，适当拉开不同等级医疗机构报销水平，使基层收治常见病获得合理结余。对规范转诊患者实行住院起付线减免。探索按病种付费与按疗效付费相结合的复合支付模式，对基层一次诊疗彻底解决问题的给予额外绩效奖励。将主动健康服务纳入医保支付范围，推动基层机构向“健康管理中心”转型。

四、强化基层药品联动管理机制。落实新版基本药物目录，缩小基药目录与医保目录的品种差距。推动紧密型医联体牵头医院统筹确定用药目录，高血压、糖尿病、慢阻肺病用药不受“一品两规”限定。加快建设县域中心药房，推进基层长期处方服务。加强基层药学服务能力建设，真正让慢性病患者在基层“有药可用、用得放心”。

全国政协常委、香港友好协进会会长谭锦球：加快建设健康中国 系统推进公共卫生能力提质升级

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强盛的重要标志，公共卫生体系是守护人民生命安全的重要防线。当前我国健康中国建设已进入纵深推进的关键阶段，人均预期寿命稳步提升，主要健康指标位居全球中高收入国家前列，但面对人口老龄化加速、新发传染病风险上升、公共卫生服务需求多元增长的新形势，公共卫生领域仍存在不少结构性短板，需从全局层面统筹资源、系统施策，全面提升公共卫生综合保障能力。

从发展大局审视，当前公共卫生领域的短板与挑战，仍较为突出。三个主要挑战包括：一是疾控体系的核心支撑能力尚未完全适配现代治理需求，专业人员编制不足、待遇保障偏低，人才“引不进、留不住”，部分基层疾控机构硬件设施老化，检验检测设备更新滞后长期存在，省市县三级疾控网络的协同联动效能尚未充分释放。二是急诊急救与血液保障的兜底支撑仍有缺口，院前院内急救的协同衔接不够顺畅，偏远区域的急救站点布局仍有盲区，血液统筹调配的区域协同机制有待进一步完善。三是心理健康和精神卫生服务资源供给不足，职业健康风险防控向中小微企业的覆盖度偏低，这些问题都制约着公共卫生服务的均等化及高质量发展。为此，建议：

一、重塑现代化疾控体系的运行支撑机制。全面落实省市县三级疾控机构标准化建设工程，加大财政专项投入，重点更新基层疾控机构的检验检测设备，将公共卫生专业人员的薪酬待遇、职称评聘政策向一线倾斜，因地制宜运用“县管乡用”“县聘镇用”等方式盘活人力资源，补齐基层人才缺口，强化国家、省级疾控实验室的核心技术支撑能力，构建上下联动的疾控业务领导体系，稳固公共卫生防控的核心枢纽。

二、全方位守住急诊急救与血液保障底线。推进二级以上综合医院急诊急救能力标准化升级，打通院前医疗急救与院内急诊信息共享通道，建立多学科快速会诊、协同救治机制，优化城乡急救站点全域布局。同时升级区域血液安全保障体系，迭代更新采供血专业设备，完善跨区域血液统筹调配机制，严守临床用血安全生命线。

三、加快健全心理健康和精神卫生服务网络，推动心理疏导、心理咨询服务向社区、校园、企业延伸，配齐基层精神卫生专业人员。针对中小微企业开展职业健康帮扶行动，推动职业健康防护纳入劳动安全卫生专项集体合同，全方位守护重点人群健康权益。

整体而言，加强公共卫生能力建设，是健康中国战略的核心基石，只有坚持系统观念、补齐短板弱项，才能为14亿多人民构建起牢不可破的健康安全屏障，为民族复兴筑牢坚实健康根基。

全国政协常委、台盟中央常委刘艳：推进县域医共体建设 提升西部地区基层中医药服务能力

为推动健康中国建设，国家先后出台《“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关于进一步深化改革促进乡村医疗卫生体系健康发展的意见》等政策文件，明确要求通过医共体建设推动优质中医药资源下沉、实现基层中医药服务全覆盖。实践中，西部地区基层中医药服务在县域医共体的支撑下，虽有所成效，但服务能力等方面仍存在一些问题。为此，建议：

一、健全政策制度体系，强化制度保障。一是构建高位推动的决策中枢，压实各方责任，推动中医药服务考核结果与政策资源配置、干部考核任用联动挂钩。二是完善“1﹢N”政策体系。制定“西部地区地市级紧密型县域医共体中医药服务能力提升实施方案”，配套出台相关政策。

二、优化资源配置机制，提升均衡性。一是实施精准化资源投放。依据“每万人口中医执业（助理）医师数”“中医医疗机构床位数”等指标，将区县划分为“控制发展区、优化提升区、重点扶持区”，实施差异化政策。二是搭建卫生健康智库与资源共享平台。推动医共体内设立影像、检验、中医康复等区域共享中心；建立中医药服务专项资源池，优先保障中医医师下沉和中药供应；依托县级中医医院输出标准化诊疗方案与质控标准，提升基层服务同质化水平。三是强化人才保障制度。推行“县管乡用、岗编分离”及编制周转池制度；绩效分配向基层中医药人员倾斜。试点医联体内中医药人才“双聘”机制，选调基层优秀人才在上级医院双聘。

三、完善协同联动机制，深化融合发展。一是明确“县—乡—村”三级医疗机构功能定位。县级中医医院承担技术指导与人才培养，推进专家下沉坐诊带教。建立卫生健康、医保、财政、农业农村等多部门定期联席会议制度，协调解决政策衔接、资源配置等跨部门难题。二是推动产业与服务融合。由政府统筹协调，以县级医共体牵头单位为核心，参照省级中医药质量控制标准，并协同卫生健康、市场监管等部门，制定本地药材品牌建设专项行动计划，明确品牌定位、发展目标、重点任务与保障机制；选取具有民族医药特色的村落或建筑，打造中医药文化阵地，强化文化传播；将本地药材特色应用纳入基层中医药人员培训核心内容，提升乡村医生转化应用能力。

四、提升服务效能，构建高品质服务体系。总结医防融合有效模式，固化为标准化流程并推广，将中医药服务深度融入慢病管理和预防保健。完善市级县域医共体信息平台，统一建设标准，实现中医电子病历、处方流转、健康档案互联互通；推进“互联网﹢中医药”医疗便民惠民服务，建立从中药种植到饮片配送的全流程追溯体系；依托远程医疗协作网开展中医药远程会诊、影像诊断、心电诊断等服务，以信息化赋能基层中医药服务提质增效。

全国政协常委、云南省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人大常委会主任黄丽云：进一步织牢中小学生心理健康防护网

心理健康是青少年健康成长的重要基石。近年来，在各级各部门的重视下，中小学生心理健康工作取得了很大成效，但在当前社会快速转型和教育深刻变革的背景下，我国中小学生心理健康问题依然不容忽视，心理健康教育师资力量不足、教育设施设备和诊疗条件与需求有差距、家校共育衔接存在断层等问题需要高度重视并采取措施推动解决。为此，建议：

一、加强专业人才队伍建设，不断提高心理健康教育质量和水平。一是教育部门在要求“每校至少配备1名专（兼）职心理健康教师”的基础上，“十五五”时期应提出不断提高专职心理健康教师比例的要求，促进各地学校积极引进和培养专业的心理咨询师和心理辅导教师，提高心理健康教育师资的专业水平和综合素质。二是在开展试点的基础上进一步统一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教材，为一线教师开展教学工作提供专业、系统、持续的教学指引，建立健全心理健康教师培训体系，定期组织专业培训与进修活动，提高教师的专业素养与业务能力。

二、加大经费投入的刚性约束力度，确保中小学校心理健康教学正常开展。一是各级政府要加大经费投入，推动各级教育部门在教育经费中列出心理健康教育专项经费，各中小学校要单列心理健康教育日常工作经费，保证心理健康教育教学和辅导活动正常开展。二是各级政府应加大对中小学校心理健康服务设施建设的投入，建设标准化心理咨询室和心理辅导室，配备必要的心理测评工具和辅导器材，为学生提供良好的心理咨询和辅导环境。

三、进一步建立健全有效的家校社医协同联动体系。一是进一步打破部门壁垒，构建高效的党政统筹、多方联动、齐抓共管的“家校社医”四位一体协同防护网络，实现从“被动应对危机”向“主动预防赋能”的根本转变。要着力夯实家庭教育根基，常态化面向家长普及心理健康知识、亲子沟通技巧及相关法律法规，全面提升家长心理危机识别与干预意识，筑牢家庭第一道防线；进一步压实学校主阵地责任，推动风险预警关口前移，及时化解各类心理隐患；推广各地探索出的有效经验，汇聚更多社会共治合力。二是常态化培育青少年心理素养。既要强化问题干预，更要前置开展挫折教育、情绪管理教学，系统提升学生心理韧性与自我调节能力。进一步统筹村（社区）、学校、群团组织、社会组织、医疗机构等多方力量，搭建完整社会心理危机干预网络，持续提升全社会对青少年心理健康的重视程度，构建家校社医协同联动心理健康服务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