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讯（记者彭宇）前一阶段，针孔摄像机、具有透视
功能照相机的非法流行，以及具有摄影功能手机的问世等，凸现了法
律和规章的滞后，引起了人们的焦虑。随着经济、政治和社会的变化
以及各种高科技手段的介入，社会治安形势日趋复杂，因而《治安管
理处罚条例》也显现出多方面的不足。刘白驹委员向全国政协十届一
次会议提出提案，建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尽快对《治安管
理处罚条例》进行修改。
刘白驹委员认为，我国《刑法》已经在1997年进行了修改，而《
治安管理处罚条例》并没有随之进行必要的调整，因而不可避免地造
成若干衔接上的冲突。近些年来，社会治安中出现了一些新情况、新
问题，而治安管理对策相对滞后。
对于一些新形式的危害治安的行为，例如利用高新技术设备偷拍
他人隐私行为，“条例”没有规定，出现了治安管理的死角。有些问
题以前就存在，但目前表现的更为复杂和多样，而“条例”的规定不
明确、不具体，因而难以给予有效的防治。当前，单位违反治安管理
的情况比较突出，但“条例”规定只能处罚个人，不能处罚单位，这
是一个严重缺陷。
根据刘白驹委员的调查研究，“条例”的缺陷还表现在：一些条
文比较笼统，给执法人员的自由裁量留有过大的空间，这与法治精神
不符。例如，根据第三十条规定，对于介绍或者容留卖淫、嫖娼和一
般性卖淫、嫖娼，都可以处五千元罚款，而两者的社会危害性显然不
在一个层次，给予同样处罚没有体现惩罚与违法程度相适应的法治原
则。还有，“条例”中关于执法程序和定案证据的规定过于简单，离
法治的要求尚有一定距离。这不利于对涉案的当事人合法权益的保护，
不利于有效地防止冤假错案的发生，也不利于防止个别执法人员以权
谋私。
刘委员强调，为保护公民合法权益，促进公安机关依法行政，应
当在修改“条例”的同时，建立更为公正有效的治安管理处罚监督和
制约机制。建议在人民法院设立治安法庭。对于应给予三天以上拘留
或者2000元以上罚款的治安案件，通过简易诉讼程序由治安法官决定
是否给予处罚。如果建立治安法庭的条件不成熟，应当进一步完善听
证制度；并且规定，在有关治安管理处罚的行政诉讼中，实行“举证
责任倒置”原则，首先由公安机关提出被处罚人违法的证据，以此促
进依法治警，贯彻落实“依法治国”方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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