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明确指出，“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统一性”，并深刻总结中华文明统一性的内涵和意义。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论述，为我们传承发展中华文明的统一性，推动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推动新时代文化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作为汉代经学的代表作，《春秋繁露》体系庞杂，有天人感应、阴阳灾异等历史局限内容，我们需以批判眼光去伪存真。该书的仁义思想和人性论继承和发展了孔子、孟子、荀子的思想，而其“天”和“元”的思想，则是从哲学的高度为中国大一统的政治秩序提供了最早的论证。重读此书，对今天理解儒学在汉代的发展，以及中国大一统观念的形成、历史发展乃至我们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有着一定现实意义。

汉承秦制，汉代延续了秦朝的郡县制而建立起大一统的政治体制。但汉初是一个政治经济恢复的阶段，经过文景时期的休养生息政策，到汉武帝即位，经济实力已经十分强盛。有宏大抱负的他，希望通过思想统一来巩固大一统国家的政治秩序。为此，他举行了好几次选拔贤才的举荐活动。其中，董仲舒之天人三策最得其心。

《天人三策》的第一策是关于政权更迭的原则和性情之差异的，董仲舒从天人关系出发，认为天道是任德不任刑，这是政权稳固的基础。汉代已得天下七十多年，应该更化改制，重在以仁义礼智信来治国。

第二策是关于如何培养人才。董仲舒认为一个社会的稳定发展关键在榜样性的人才的培养，其中最重要的事情是培育管理人才。所以他建议设立太学，更换当时官员系统中的俗吏，代之以德才兼备之士，这样可以让百姓体会到国家的恩泽。

董仲舒所上的第三策核心是统一思想。他认为只有确立儒家思想作为主导性观念，才可以让百姓有一种稳定的可持续的信奉的价值，社会才能实现稳定。他说：《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点明了思想统一和政治统一之间的关系。

“天人三策”是董仲舒治国之策的集中体现，这些政策方案是基于他的哲学理念而提出的宇宙与社会、个人的整体思考。今天要充分理解董仲舒的思想系统，从中挖掘吸取有价值的成分，还得从他的著作《春秋繁露》入手。

目前我们看到的《春秋繁露》这部书应该是由后人辑录董仲舒遗文编订而成，全书82篇，是汉代经学的最重要作品之一，其中许多观点至今仍有重要启发意义。

天人论基础上的仁义秩序

《春秋繁露》最重要的理论建构是“天人论”，主张人类的政治秩序和伦理秩序要符合“天道”运行的原理。天是有意志的存在，如果统治者不能本着爱民之心，上天就会示以警告，促使其纠正错误。董仲舒通过这样的理论在民本和君本之间构建了一个互相制约的系统，即“屈民而伸君，屈君而伸天”。

基于尊天爱民的原则，董仲舒在《春秋繁露》中特别强调“仁”，认为仁就是天的“意志”，由此来“明王道”“重仁”“爱人”。作为当时最负盛名的《春秋》解释者，他强调仁是《春秋》的宗旨。

我们都知道对于“仁”的解释，孔子本人就极为多样。孟子则往往将仁与其他德行或者政治措施结合起来，发展出仁义、仁政等观念，而董仲舒在《春秋繁露·必仁且智》篇对仁有独特的解释，他从人我关系出发理解传统儒家的仁义观，他指出《春秋》的核心观点是关于如何以仁义关系来理解自我和他人。他指出仁的指向是他人，而义则是对自我的要求。而许多人将义作为对他人的要求，这是社会混乱的重要原因。基于这样的理解，董仲舒认为儒家以仁道而推恩于天下百姓，而以礼仪来规范自身的行为。

董仲舒还讨论了推恩的范围，他说：“仁而不知（智），则爱而不别也；知而不仁，则知而不为也。故仁者所以爱人类也，智者所以除其害也。”（《春秋繁露·必仁且智》）因此，他认为理想的状态是“必仁且智”，做好人办善事，也需要智慧的保障，否则容易造成好心办坏事的后果。这一点对我们具有启发意义。

人性三品和教化的必要

任何秩序观念都基于对人性的“假设”。孔子罕言“性与天道”，但他的“性相近、习相远”给后来的儒家学者提供了很大的阐发空间。

比如，孟子就主张性善，人有恻隐、是非、辞让、羞恶四种善端，如果能够推扩，天赋的良知就能在日常的行为中呈现。而荀子的人性论比较复杂，他一方面认为人性是“本始才朴”，成为什么样的人，会受到后天的环境影响；另一方面，他反对孟子的性善论，认为人性中有一些好利和争夺的倾向，因此，需要圣人制定礼仪来规范之。

孟子的性善论一般认为具有道德理想主义的色彩，但从根本上说，这样的人性设定将人与其他动物区分开来，从而让人性和包含欲望的自然属性做了区隔。也就是孟子的人性论确立了儒家对人的尊严的肯定。荀子的人性论构成制度礼法建构的重要思想资源，而董仲舒并不主张性恶论，他以性情二分、性三品展开人性讨论。从《春秋繁露》的文本看，董仲舒是从性情论的角度来讨论人性的，他认为人的心有性有情，这就像天有阴阳一样，性表现于外是仁，而情所表现的是贪欲。就这个意义上，孟子所说的性善相当于董仲舒的性，而荀子所说的性恶则相当于董仲舒的情。他说社会上的人可以分为三种，即圣人、中民和斗筲之民，前者和后者都不是普通的人，而他所要讨论的人性主要是那个中间层的大多数人。他用禾苗和成熟的谷子来比喻人的“自然状态”和“成人”状态。在他看来，所有禾苗都有成为谷子的“潜能”，但有些成功了，有些失败了。这就好比人可以变成君子，也可能变成危害社会的人，基于此，儒家的礼乐教化是十分必要的。但董仲舒也吸收了荀子礼法兼容的思想，指出一个人如果通过教育依然不愿意接受社会规范，那么用刑法加以规训也是不可避免的。

春秋大一统与多民族统一国家观念的发展

虽然董仲舒直接说“大一统”是在给汉武帝的策论中，但《春秋繁露》的整本著作有一个基本的目标，就是为大一统的政治秩序提供思想基础。

这主要分三个方面：第一是通过天人关系的讨论，将秩序的原理的普遍性依据归之为天，他认为人的行为要服从天道，无论是君主还是普通百姓，都是如此。同时他又对天道的运行进行伦理化解读。董仲舒对于“天”的自然属性和道德属性的建构有一个理论和现实的双重目标。从现实的角度看，董仲舒希望汉武帝完成统治方式的儒家化转变，这需要借助有意志、对现实有干预性的“天”的存在。

第二，董仲舒提出的“类感”的原理是人们理解其“大一统”的认识论基础。董仲舒在《春秋繁露》中提出了同类相感的原理。强调天人互相感应，人之善恶能为天所感受到，而天之好恶也会被人所体察。这种互相感应的状态“相动无形”，看上去是自然而然而发生的事情，其实存在着由感应而产生的因果链条。

在这个“感”、“动”的过程中，天和人分享着共同的情感的变换。天亦有喜怒，人亦有春秋。这是“合类”。这个合类概念很重要，人与人之相似性与人与天的相似性的结合，构成了自然与人的统一，正是有这样的统一，人与人之间的共同性的体察既可以由天道来奠基，也因为天人的共感而让类的意识能灌注到每个人的意识中。

第三，通过“元”来为大一统建立更为超越性的形而上根据。《春秋公羊传》对“元年，春，王，正月”的解释偏向于用“元年”来指称君主执政的开端之年。《春秋繁露·玉英》中说“谓一元者，大始也。知元年志者，大人之所重，小人之所轻。是故治国之端在正名。名之正，兴五世，五传之外，美恶乃形，可谓得其真矣，非子路之所能见。”这强调元年是要从开端来强调政权的持续性。不过，从“元气”或“开端”来理解董仲舒的“元”并不能覆盖董仲舒的“元”观念的全部。董仲舒说：“是故春秋之道，以元之深，正天之端，以天之端，正王之政，以王之政，正诸侯之即位，以诸侯之即位，正竟内之治，五者俱正，而化大行。”（《春秋繁露·玉英》）以元统天，是要确立君臣百姓的秩序，让境内的秩序归一。由此，董仲舒的“元”也就给天地秩序和人类道德生活奠定了一个形而上的基础，这也是大一统国家的意识形态建构所必须的。

“元”的形而上学的建构，董仲舒天道普遍性的理论建构才真正完成。受公羊学的影响，汉代统治者都有“致太平”的诉求，而强大的财政能力和军事实力，有助于汉武帝落实“大一统”的政治统治秩序。与这样的雄心相匹配，儒家普遍主义的原则成为现实的需要。

（作者 干春松 为南开大学哲学院院长、中华孔子学会常务副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