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地方政协工作十年，从一开始就受到“民主”、“民主监督”、“民主政治”这些范畴的困扰：思想活跃，参政意识强的委员时或提出作为政协重要职能的“民主监督”，我们该做什么？能做什么？怎么做？有的政协领导则谈自己刚从党政岗位过来，不能屁股一转就要监督别人；而当政协工作和活动从内容到形式略有突破，或有个别委员言辞激烈，观点新异，就会有来自相关方面或明或暗的非议和责难。十年使我得到一个认识，就是中国民主政治建设是一个过程，或者说是一个长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等不得，也急不得。这是由不断变化的“世情”、“国情”和“党情”决定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先说“等不得”
俞可平说“民主是个好东西”。好就好在民主政治是中国共产党人始终不渝的追求；是人类政治文明的共同成果，自由、平等、公正、尊严是人类普遍的政治价值；民主政治建设是社会现代化的核心内容和本质要求，一切经济、文化、社会生活都受其规定和制约。
2008年恰逢戊戌维新变法一百一十周年。百余年来，中华民族的精英人物，特别是“五四”时期一大批喝了些洋墨水的人物，从美国，从英、法、德，甚至从日本搬来形形色色、林林总总的民主理论、模式和具体做法。可是从外边引进的这些“洋苗苗”不服水土，不仅没有扎根，甚至连芽也没发出来，在频仍的内外争斗和战乱中，全都湮灭了。
中国共产党执政之始，以革命党自许，长期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从一个政治运动到另一个更广泛的政治运动，全党全民都浸泡在政治斗争的漩涡中。庸俗化的群众运动使人民民主的理想陷入了空前的“左倾”悲剧，而真正的“民主”被妖魔化，人们对之噤若寒蝉，不要说议论，连想都不敢想。“左倾”主义、陈旧观念造成人心涣散，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缺乏民主和法制使我们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以邓小平为首的老一辈革命家集中全国人民的意志和智慧，总结这段曲折的历史，吸取沉痛的教训，实现了政治路线的转变，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变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轨道上来。三十年的改革开放使我国经济发生了深刻而巨大的变化，成就是举世公认的。除了国力的大大增强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更加令人振奋的是经济体制发生了成功的转型，多种所有制的确认和发展，分配方式的多元化，企业和经济的管理模式的变化，资本投入的多渠道，经济全球参与广泛，市场经济的机制和体制初步建立起来。但另一方面，令人十分担忧的不良现象日益显现：贪贿盛行，收入分配差距过大，假冒伪劣普遍，造成生命和财产的破坏事故连连，食品和经济安全漏洞等等。这些现象虽发生在经济领域，但都与政治体制改革滞后，与经济体制改革不协调不同步密切关联。解决这些问题，除加强法制建设外，应该有更广泛的民主参与的政治体制配合、防护和修复。政治路线的转变，还不是政治体制的转变，更不能说开创了民主政治。改革开放三十年，虽然时时提出民主和民主政治，人民也呼吸到较三十年前更多的民主空气，但还没有来得及建立一个完整的民主政治理论，没有来得及完成系统的现代民主政治制度的建设。这样的制度体系，需要改革完善基层民主制度、协商民主制度、党内民主监督制度、司法民主监督制度。而其中，扩大公民直接的民主权利，建设和完善其参与民主管理及民主监督的渠道，是民主政治的基础，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的基础性工程。
随着经济的改革和发展，以及中国在全球化、网络化中深化参与和多元互动，中国的公民社会正逐渐发育起来。新经济人士、新文化人士，新的社会阶层不断出现，伴随的还有各种社会团体的产生，使原有的社会结构发生着明显而深刻的变化。这些新的利益和社会群体在自身的不断发展过程中，要求相应的社会地位和政治地位，以反映自己的利益诉求，要求有知情权、发言权和参与权。这些正在成为推动民主政治进程的社会动力。
任何社会形态都是一个多元素结构的大系统，任何方面的缺失、薄弱都会弱化整个系统的健康运行。我国政治、经济、社会所发生的这些新变化，都呼唤民主政治建设的推进，倒退不行，停滞不行，只能不断推进。
再说“急不得”
中国是个历史悠久、文明古老的大国。一方面，它有惠及人类的优秀文化和普世理念需要继承，另一方面它也有深厚的封建因素需要消解和破除。传统是一个巨大的力量。传统断裂，没有继承就没有稳定性，就会动荡不止；传统的东西太坚固、太强大，就会形成可怕的保守力量，阻碍变革和发展。百年的中国发展历程，三十年的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实践，变革在各个领域潮起潮落，改革人物浮沉隐现。相对于社会革命，改革历程更为复杂，更加艰难。改革者要同时面对来自保守和过激两方面的阻力，要更善于调度各方面的力量，协调不同群体的利益关系，化解各种复杂的社会矛盾，需要有更强更成熟的社会控制能力。我们的任何改革都要做多方面储备，要准确地判断时机和条件，正确运用策略和方法，要积蓄一定的能量，要学会渐次推进，不求一步到位。中国这条政治长河风大浪急，速度快了，转弯急了，都会欲速则不达。虽然历史发展有自己的轨道，有自己的目标，但操作不当，一次反复，有时要等待、后延好多年。
我国数千年的历史，形成多民族、多宗教、多朝代演进的大国，历史上分分合合，交错融合，统一是主体趋势，但分裂也在一定时期存在过。目前，民族和睦，边境总体安宁，但也要看到分裂势力仍在，分裂活动不止，特别是“藏独”、“东突”、“台独”和其他恐怖组织，是我们在作任何政治决策和布局时不得不考虑的重要因素。这些势力往往误判民主政治建设的目标、内容和时机。“民主是个好东西”，但民主又不是个好“玩”的东西，“玩”得不好，会砸了自己的脚，甚至要了自己的命。一些建立了民主政治制度的发展中国家，政治纷争，社会动荡，政府频繁更迭，造成经济滞缓，人民生活困难的例子屡见不鲜，这是应该引以为戒的。在从事民主政治建设、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时要慎之又慎，一定要严密规划，周到部署，精心操作，千万不要追求一步到位的效果。看似一大步能走到，未尝不可以分成两步三步走。绝不给敌对、破坏和恐怖势力留下任何可乘之隙。这也是我们推进民主进程万万“急不得”的。
苏联和东欧的演变和解体，是历史最新的一面镜子。苏联和东欧的瓦解固有其特殊的历史，有其特有的内外矛盾和问题，但不能不正视苏共特别是戈尔巴乔夫在操控改革时举措失当，在改革的内容、方向、重点、范围、策略、缓急的选择上脱离了实际，脱离了社会承受能力。作为上世纪两霸一极的苏联尚且走上了不归路，应该作为任何执政党、任何有志于改革的政治家的现实参考。民主政治建设的任何细微调整，都是权和利结构的变化，都会引起固有结构的巨大反弹和震荡，都会引起传统观念、意识和体制的激烈碰撞。
西方国家的民主体制是数百年过程中形成的，公民普选、多党制、三权分立的产生和存在都与其特殊的历史、文化、社会、宗教、经济背景直接相关，在西方，它是必然的结果。但这不等于它就适合于任何国家。我们珍视人类共同的民主价值观，但中国的民主只能在中国的特殊土壤上孕育产生。
眼前正在发生的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正在激荡着世界格局，影响所及绝不仅仅是经济，伴随其变局的还有国际政治和世界各国的国内政治。处当今之世，民主固然重要，而建立一个良好的公共秩序更重要。一个社会只有有秩序才会有民主，而不能有民主而无秩序。我们在作出抉择特别是政治抉择时，宜缓不宜急，宜慎不宜躁。
中国共产党是个党员人数达七千万的大党、老党，又经历了近六十年的长期执政。近些年来，我们常常提起我们党从革命党到执政党的转型。执政党与革命党所处的社会地位和所肩负的社会政治责任完全不一样，要求组织方式、活动方式、思维方式、治理理念和结构也完全不一样。改革开放三十年之前，我们党并未认识到党的这种转型，依然沿用夺取政权时革命党的政治方式来认识和处理执政过程中的矛盾和问题，因而四面树敌，东撞西突，内斗不止，折腾不断，使国家、人民和执政党自身都受到了深深的伤害。错误和挫折是我们付出的代价。领袖人物、理论专家和越来越多的中国共产党党员清晰地认识到，经济要改革，社会要改革，政治要改革，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也迫切需要改革。2008年9月有两次重要的会议，胡锦涛和习近平分别针对党的目前状况、执政理念、执政能力等发表了足以振聋发聩的讲话。可能有人没太注意到，在此我将其最令我震撼的内容摘要于此，让我们共同领会和学习：
2008年9月1日，习近平在中央党校秋季开班式上说：“面对二十一世纪党面临的机遇和挑战，必须以改革创新精神，全面推进党的建设的伟大工程，把党建设成为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执政党，成为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的执政党，成为求真务实、开拓创新、勤政高效、清正廉洁的执政党。”“必须清醒地看到，任何一个政党，无论实力多强、资格多老、执政时间多长，如果因循守旧，固步自封，保守僵化，不思进取，其创造力就会衰竭，生命力就要停止。”
9月19日，胡锦涛在省部级干部班上讲话，更是有针对性和震撼力：“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随着党执政时间的增加和党的队伍的变化，党的自身建设面临许多新课题、新考验。党面临的执政考验、改革开放的考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考验，将是长期的、复杂的，管党治党的任务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为繁重。当前，党的执政能力与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还不完全适应、不完全符合，一些党员、干部的思想观念、能力素质与党的先进性要求还不完全适应、不完全符合，一些基层党组织的管理手段和创新能力与经济社会发展任务还不完全适应、不完全符合，一些地方的党组织、领导班子、领导干部党性党风党纪方面还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胡锦涛一连用了三个“不完全适应”、“不完全符合”，不是在修饰文字，而是基于对党的目前状况的理性判断。
这两段文字足以说明党的建设、党的改革的重要性、紧迫性。执政党的建设和改革是我们国家政治生活的核心内容。现在加入共产党不用像革命党时期那样抛头颅洒热血，而能分享执政党的荣耀、地位和权力。七千万党员中相当数量的党员或高或低地居于一定的领导职位，或大或小地掌握着一定权力，或多或少地控制着一定数量的经济和社会资源。权力是一把双刃剑，现代的社会管理离不开公共权力的运行，但不受制约的权力必然走向腐败，只有民主与法制的护航才能保障它放射出温暖人民与社会的光辉。我们有诸多的“不完全适应”、“不完全符合”，在党性、党风、党纪中产生“这样那样的问题”，除了党的自身建设，党的执政能力和素质不足之外，应该还有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没有形成有效的机制、体制相关联。这就是民主政治的题中应有之义。对有七千万党员的执政团队建立有效的约束和监督机制体制谈何容易，最大的阻力不在党的体制外，而在党的体制内。近些年来，我们党对各个层级滋生的腐败分子、腐败现象惩治不谓不力，杀过、囚过、开除过、处分过，仍“前腐后继”。因此，建设清正廉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执政党将是一个长期的任务，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
世情、国情、党情都说明我国民主政治建设的紧迫性和重要性，也说明了我国民主政治建设的敏感性和渐进性。民主政治建设是一个大的系统，除了自身的庞大复杂外，还要求与民主政治建设相关联的经济、社会、法制、文化、外交等等更大的系统相协调相一致。不能企望用一两个措施和办法，不能靠一两个活动或运动就能奏效。政协是我国民主政治体制的一个部分，是民主政治的一种形式，要发挥政协更大更多更好的作用，我认为要处理好以下几个关系。
首先，理论与实践的关系。政协作为中国政治体制的一个部分，是我们党在政治上的一个独特的创造，在理论上，与政党理论、民主政治理论和统战理论有多方面的重合和交叉，因此我们在进行政协理论的探讨时，不能就政协谈政协，那样就有很多问题说不清楚。一些年来，全国政协和地方政协的一些同志，包括一批在社科战线和大专院校工作的专家学者，对政协理论进行了艰苦的探索，产生了一批理论成果，也曾经对政协工作实践起到过引导或推动作用。由于历史的原因，过去在涉及政协理论和实践时常常习惯运用统战认识和语言表述，模糊了政协和统战的区别。随着我国现代化进程和民主政治进程，政协理论更多地具有政党和民主政治理论特色，有时还涉及政治学、社会学、历史学、哲学等领域。无论涉及多少学科领域，作为一个软学科应有自己完整独特的理论体系和语言表述，与某一特定的理论交合太多就失去了它作为一种理论的价值。从这个认识出发，仅靠政协系统自身的理论队伍是很不够的，应该跳出政协组织系统，吸纳多学科多门类的专家学者参与，才能完成这项工程。政协理论作为一个理论体系还不够系统、不够完善，还有很多值得探索和丰富的空间。在进行理论探索的同时，应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实践经验的总结和推广上。九届全国政协曾经提出用经验推动政协工作，并且多次召开了地方政协工作经验交流会，对政协理论体系的建立作出宝贵的贡献。时移人异，这些经验不仅难以在大面上推广，即使在产生这些经验的地方也多难坚持。这就要求我们从体制上去研究和探索。
其次，个别突破与整体规范的关系。政协组织在近六十年的历史中，在宪法、中国共产党章程、一系列中央文件、人民政协章程对政协的地位更明确了，职能内容更丰富了，活动方式和程序更加规范了。在会议、提案、视察、考察、反映社情民意等方面形成了一套具体的规定，而且日益丰富和完善，但这些规定还不具法定效力，没有很强的约束力和权威性，因此在个别地方、个别环节中的突破所取得经验，上升到政协组织的规范还要做很多工作。
再次，协商和票决的关系。近几年，特别提出“协商民主”这个关于民主政治的概念是十分及时和适当的。协商和票决是民主的两种具体形式，不互相排斥而可以兼容，不能将某一种形式强调得过分，也不能将一种形式凌驾另一种形式之上，更不能造成哪个机构是运用票决的，哪个机构是运用协商的固定模式。有些议题需要协商，有些议题需要票决，有些议题还需要经过协商再票决。在政协组织中协商形式目前运用得可能多一些，但协商不是政协组织唯一的或独有的形式，民主政治进程或许要求政协可能运用更多的票决。把“协商民主”这顶帽子过早过牢地戴在政协组织头上，绝对了就会自缚手脚，自我设限，不利于政协事业的发展。
最后，政协组织与党政关系。政协组织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政治协商的机构。在坚持党的领导下可以做很多有别于党组织不同的活动和工作。由于历史的原因，政协的建制，界别的设置，委员的产生过程、规模、管理、纪律等，政协组织的作为都十分有限，这就使政协组织的效能与担负的职能不相称，往往影响参政议政的质量和水平。政协的活动成果，会议也好，提案也好，只是一种建议权的实现，不具法定权威性和约束力，可以采纳，也可以不采纳。这都需要在理论和实践中不断探索。目前政协的社会功能的发挥，更多地决定于党委、政府、政协的领导者个人对民主政治的认知程度以及他们的相互关系，并无制度上的规定性。
政治协商制度作为我国一项基本政治制度，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是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创造，既无先例可以继承，亦无经验可以借鉴。只有靠我们不断地创新和探索，这就需要一个过程，在渐进中不断地完善和成熟。
（作者：长春市政协原主席）
（责编：樊慧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