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党制度中对称性和非对称性因素探讨

  一、对称性与非对称性贯彻在世界政党和政党制度的发展过程之中

　　对政党制度进行对称性与非对称性分类，是我国政党制度研究过程中出现的一个重要动向。虞崇胜是比较早地注意和研究这一问题的学者，他认为：“如果从不同政党在政治生活中的实际地位和作用来看，各国的政党制度可以分为对称性政党制度和非对称性政党制度两大类。所谓对称性政党制度是指一国内不同政党势均力敌，轮流执政，不同政党的作用和地位呈现出某种程度的对称性。所谓非对称性政党制度是指一国内不同政党并非是势均力敌，也不是轮流执政，而是各安其位，相互配合和相互合作，不同政党的地位和作用呈现出非对称性状态。”[1]

　　上述观点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观察中国政党制度的极好视角。但是，仅仅停留在这一点是远远不够的。考察世界政党和政党制度的发展过程，可以看出对称性与非对称性是政党制度中的两种因素或两种属性，而并非只有非对称性才是世界政党制度的普遍现象。世界上任何政党在其发展过程中，都有其由小到大、由弱变强的共性，而一个国家的政党制度则要包容这些政党要素，整合、协调这些政党要素之间的关系，发挥整体的功能和优势。一个国家的多个政党不可能完全平衡，其发展过程具有历时性和共时性的特点，它们在争夺国家政权的过程中总是此消彼长，此起彼伏的，不可能出现完全的对称性，但是它们又在不断地追求对称性，这种理想与现实的落差刺激了政党之间的竞争，提供了政党制度改进的动力。要理解这一点，我们就需要考察世界上多个政党和政党制度的发展历程。

　　英国政党和政党制度的出现和发展具有典型意义，它是一种原生态、内生性政党制度。英国在历史上长期存在着国王、教会、贵族之间的斗争，1215年《大宪章》的颁布意味着以国王为一方，教会和贵族为另一方的制衡局面出现。这种平衡维持到18世纪后，开始受到中产阶级和下层人民的挑战。日益壮大的中产阶级和人数不断增长的无产阶级开始了政治上的觉醒，原有的政治框架则难以充分舒张这种贵族与平民之间的压力，这种阶级状况和政治诉求的变化迫切要求有一种新的表达形式出现。而政党由于自身的优点——能够打破身份、地域、血缘、阶级的限制——从而获得了重视和发展。18世纪上半叶辉格党与托利党之间的角逐开始登上当时英国的政治舞台，但是二者之间的发展一直处于摇摇摆摆的不稳定状态之中。18世纪六七十年代以中产阶级为主体争取政治改革的威尔克斯运动有力地刺激了贵族阶级政治意识的高涨，他们深切感受到其他阶层、尤其是中下层人民对他们政治特权的威胁。为了防止权力过快地向中下层扩散，统治阶级也需要使自己内部权力的转移和不同政见的表达制度化。因为无规则的权力斗争会导致对大众的政治动员，其结果是新的政治力量的过快参与。贵族阶级内部不同政见斗争的自然趋势是两极化，于是原有的两党形式就被用来作为政治权力更替的制度化形式了。这个历史过程表明了英国政党制度从非对称性逐渐到达对称性的内在逻辑，英国政党制度的对称性提供了各种阶层之间进行利益博弈的平台，带来了英国社会的长期稳定和繁荣。

　　美国是比较典型的两党制国家。1831年，法国思想家托克维尔在美国深入考察后深思熟虑地指出：“政党是自由政府的固有灾祸，它们在任何时候都没有同样的性质和同样的本性。”[2]这就是说，托克维尔已经天才地认识到，政党的存在是不可避免的，政党的属性、特点都是变化的。从美国政党的发展历史看，1792年杰斐逊创立民主共和党，19世纪初该党发生分裂，一派自称国民共和党，后来改成辉格党，以杰克逊为代表的另一派于1828年建立民主党。在1829年—1860年中，只有1841—1845年、1849—1853年两届总统由辉格党人出任外，其余23年内各届总统都属于民主党。在这期间，民主党控制参议员24年、众议院26年。19世纪50年代末，民主党发生分裂，部分北方民主党人参与组建奴隶制的共和党，并长期执政。在1861—1885年长达24年的时间内，共和党执政，民主党在野；1885—1933年的48年间，民主党只有16年执政，共和党32年在位。1933年1月民主党人罗斯福连续4次当选总统。之后，民主党又于1961—1969年、1977—1981年执政，1992年后民主党人克林顿连续8年执政，2008年民主党人奥巴马再次当选美国总统。从短期看，民主党与共和党彼此互有短长，并非完全对称；从长期看，基本平分秋色，显示出“对称性”的一面。这一史实说明美国政党和政党制度的发展基本是平衡、对称的。

　　日本长期以来属于“一强多弱”的外生型政党制度，可以看做是一个比较典型意义上的非对称性政党制度。但是，考察日本政党制度的变化，可以看出“非对称性”中一直蕴藏着一种“对称性”的追求，正是这种对“对称性”的追求在不断改变着日本政党制度的内涵和形式。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经历过一个政党林立的特殊时代，据学者统计当时的政党达360多个。[3]经过10年的混乱和摸索后，到1955年确立了以自由民主党和社会党两大政党抗衡为主要特点的“五五年体制”。在一段相当长的时间内，自民党与社会党共占据了国会议席的97%，但是，社会党的议席只有自民党的1/2。也就是说，虽然社会党占有国会议席的1/3，但是与自民党相比仍然力量悬殊，无法取得轮流执政的资格和地位。在这种情况下，自民党得以长期执掌日本政权。这种格局被许多学者称为“准两大政党体制”掩盖下的一党执政。

　　由此可以看出，日本政党制度虽然是非对称性的，但是其中一直存在并发展着对称性因素。日本自民党内部一直存在着严重的“派阀”现象，自民党政权基本上是通过派阀的相互交替而维持的。这种派阀实际上就相当于大党内部的小党，政党从一个派阀转到另一个派阀手中，可以起到“拟政权交替”的作用，以此修正政策倾向，舒缓国民的不满，稳定政权，这就是“钟摆”原理。这是自民党一党独大下的又一对称性因素，正是这种对称性因素的作用，使得一党独大的非对称性政党制度得以长期存在和发展。

　　2009年8月30日，日本举行了第45届国会众议院大选。随后揭晓的选举结果显示，反对党民主党获得众院480个议席中的308席，成为远超半数的国会第一大党，其党首鸠山由纪夫由此在9月16日的两院议员大会中被选为日本新一届内阁首相。而执政半个多世纪的自民党在众院的席次，也由选前的300席剧降为119席，从而沦为地道的在野党。民主党“教父”、现任党首代理、即将出任民主党干事长的小泽一郎，据传其一生的政治抱负就是让日本实现美英式的两党制。经过此次历史性大选，日本的政党体制正由一党独大加速进入两党制。这说明，日本政党制度正在由“隐形对称性”发展到“显性对称性”，而“显性的非对称性”正在逐渐向“隐形的非对称性”转化。

　　可见，非对称性和对称性都是现代政党制度发展的特点，一个阶段的非对称性将为另一个阶段的对称性埋下伏笔，而另一个阶段的对称性则为新的非对称性准备条件，二者此起彼伏，互为表里，共同构成政党制度发展的动力。政党制度的对称性与非对称性不仅是现代社会多样化和变化性的客观要求，而且是政党制度自身对于这种变化的主动适应和必然反映。从世界各国政党制度发展变化的实践来看，不论是对称性政党制度还是非对称性政党制度，都曾经是实现现代民主政治较为适宜的政党制度形式，但永远不会是最为适宜的政党制度形式，原因很简单，这个世界上没有最好的，只有更为适合的。把任何一种政党制度形式无限拔高和夸大，必然导致这种政党制度的凝固化和生命力的衰减。

　　二、我国政党制度的对称性因素与非对称性因素分析

　　理解我国政党制度的对称性与非对称性因素，必须对我国政党制度形成的源头加以考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是国民党“以党治国”和“一党专制”的对立物，是在国民党的军事独裁和政治高压下形成的产物。为了建立一个民主、自由、独立的新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精诚合作，共同构筑了世界历史上不曾有过的新型政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这一政党制度自建立后，经受了世界风云变幻和国内形势变化的严峻考验，取得了斐然成就，自身也获得了长足的进展。为什么这样一个非对称性政党制度能够一枝独秀？

　　透过历史，我们不难了解个中原委。长期以来，中国政党制度的“对称性因素”不是来源于内部，而是来源于外部。建国前后，这一政党制度的对称性来源于国民党，换句话说，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是与国民党的独裁专制相伴而生、相生相克的，是一个矛盾的对立体。当国民党退居台湾时，中国政党制度已经登上历史舞台，在国际大舞台上与苏联、美国、西欧等国际力量展开了合纵连横。中国长期处于占据优势的西方世界的围堵之中，其困难和危险在一个较长的历史时期内从未得到缓解。在此情况下，中国政党制度始终面临着维护和巩固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时代任务，它的对称性因素在外而不在内。内部的统一和团结是为了实现外部的力量，保证外部的安全和稳定。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外部威胁大大减弱，邓小平同志高瞻远瞩，提出和平与发展是时代的主题，中国开始历史大转型。在这一时期内，中国政党制度内部仍然保持了高度的统一性和协调性，或者说仍然是“非对称性”的。这是因为，虽然我们抛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方针路线，但是我们仍然紧紧围绕着一个新的任务而展开，这就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总路线，我国政党制度是服从和服务于这一新时期的历史任务的，发展始终是中国政党制度的主旋律。或者说，最大限度地改变中国“人口多、底子薄”的现状，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成为中国政党制度的向心力和凝聚力来源，成为中国政党制度的粘合剂。应该说，这是我国政党制度在新的历史时期仍然保持“非对称性”的客观原因和必然结果。

　　要理解中国政党制度的“非对称性”与“对称性”，不仅需要世界眼光，也需要历史的眼光，如果仅仅从中国政党制度的现状出发，是很难得出一个正确结论的。中国政党制度刚刚确立之时，其内部的对称性因素是值得重视的。1949年第一届全国政协中主席与副主席共有6个，非中共人士就占了4个，比例高达66.6%，1954年第二届全国政协中主席与副主席共有17个，非中共人士13个，比例更是高达76.4%，1959年第三届全国政协主席与副主席共有15个，非中共人士占9个，比例是60%，1964年第四届全国政协主席与副主席23个，非中共人士10个，比例为43.4%。1954年全国人大第一届委员长副委员长总数14个，非中共人士9个，比例为64.2%，1959年第二届全国人大委员长副委员长总数16个，非中共人士9个，比例为56.2%，1965年全国人大委员长副委员长总数19个，非中共人士10个，比例为52.6%。[4]“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人民政协被迫停止办公，民主党派组织受到极大破坏，成员遭到迫害，中国政党制度彻底失衡，对称性因素荡然无存。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党制度迎来了新的春天。继1989年12月颁发《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意见》之后，2005年中共中央再次颁发《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建设的意见》。这是我国政党制度改革和发展过程中的大事，标志着我国政党制度走上了新的历史台阶。两个《意见》除继续重申了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享有在宪法范围内的政治上自由、组织上独立、法律上平等的权利外，还明确规定了民主党派的参政议政、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合作共事的职能和作用。至为重要的是把政治协商纳入到决策程序，参政议政规定更加明确，操作性进一步增强，民主监督越来越“实”，干部队伍中党外人士的比例进一步增多。在党的十七大上，胡锦涛同志明确指出：“要贯彻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方针，加强同民主党派合作共事，支持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更好履行参政议政、民主监督职能，选拔和推荐更多优秀党外干部担任领导职务。”[5]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这些变化，可以看到我国政党制度中一直存在着一种对称性趋势和因素，这是我国政党制度能够健康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

　　三、非对称性与对称性共同构成中国政党制度的制度优势

　　考察我国政党制度的对称性与非对称性因素，不仅要能够以现代世界政党制度为参考，正确认识我国政党制度内部执政党与参政党之间的对称性与非对称性，而且应该能够看到我国政党制度外部的对称性与非对称性。西方国家之所以大多形成了对称性政党制度，是因为这些国家率先实现了工业化和市场化，率先构建了现代民族国家，因而它们从未面临着空前的民族危机和国家危机，它们面临的主要问题不是“赶超”其它国家和民族，而是如何处理封建贵族和新兴市民阶级的矛盾，如何化解资产阶级内部的矛盾，如何对付日益觉醒的工人阶级和劳动大众的矛盾。两党制和多党制为处理这些矛盾提供了一个可选择的路径和方法，因而得到了持续的发展和认同。

　　可以说，西方政党和政党制度是在民族国家的保护下，在民族国家的范围内建立和发展起来的，而中国政党和政党制度则没有这种幸运，它一开始就在国际大环境中进行角逐，这从中国国民党一开始就和日本、美国存在密切关系的事实中，从中国共产党一开始就作为共产国际一个支部的事实中，得到无可辩驳的证明。中国政党是先行者们在“亡国灭种”的强烈忧患意识下从西方引进的，它一开始就担负着“亟拯斯民于水火，切扶大厦之将倾”的历史重任。它面临的突出问题是凝聚各方面的力量，完成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历史任务。这就要求中国政党必须最大限度的团结起来形成合力，才能在较短的时间内完成历史赋予的责任。中国的非对称性政党制度本身具有的特点和优势可以更好地实现这一点，所以历史曾经选择了中国国民党，现在历史则选择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

　　如果说西方政党制度是一种“跷跷板”结构，那么中国政党制度则是一种卢瑟福“核式”结构。“翘翘板”结构是西方文化多元一体的产物，“跷跷板”两端的政党紧紧围绕着资产阶级的利益而不断运转，十分有利于调节资产阶级内部各阶层的利益，充分反映各个阶层的意志，从而保证了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正常运转。而“核式”结构则与中国传统文化相适应，居于核心的中国共产党与外围层次的各民主党形成了一个紧密的结构，这一结构有利于各民族、各阶层的团结与和谐，有利于围绕着“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展开工作，有利于民富国强的目标实现。

　　中共历代领导人对当代政党制度都有清醒和科学的认识。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就指出：“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实践在中国人民中所表现的作用的好坏、大小、归根到底，看它对于中国人民的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帮助及其帮助之大小。”[6]邓小平同志则指出：“我们评价一个国家的政治体制、政治结构和政策是否正确，关键看三条：第一是看国家的政局是否稳定；第二是看能否增进人民的团结，改善人民的生活；第三是看生产力能否得到持续发展。”[7]江泽民同志在此基础上，第一次对衡量我国政党制度的标准作了系统、完整的论述。他指出：“衡量中国的政治制度和政党制度，最根本的是要从中国的国情出发，从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的效果着眼，一是要看能否促进社会生产力的持续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二是看能否实现和发展人民民主、增强党和国家的活力，保持和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特点和优势；三是看能否保持国家政体的稳定和社会安定团结；四是看能否实现和维护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8]这不仅是衡量我国政党和政党制度的标准，而且也是我国政党和政党制度的任务。可以说，我国政党制度担负的历史责任远比西方政党制度更为艰巨和复杂，我国政党和政党制度的视野一开始就是定位于世界，定位于中国未来的。这才是我国政党制度充满活力，能够创造“中国模式”和“中国崛起”的真正奥秘所在。

　　但是，任何事物都在不断的发展变化之中。继中国崛起、人民富裕之后，科学发展与社会和谐越来越成为时代的共识。胡锦涛同志提出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正是对这种时代变化的准确反映和体现。中国政党和政党制度必须适应这种变化，它不仅要有“刚性”，而且要有“韧性”，不仅要有“硬度”，还要具有“弹性”。这里的刚性和硬度是指中国各个政党的起码共识和底线不能突破，比如说，都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共产党的领导必须长期坚持等等，而韧性和弹性则是指政党制度不能仅仅具有一定的“非对称性”，而且要有一定的“对称性”，更为重要的是要具备“非对称性”与“对称性”之间的互换转移能力。

　　可以预见，在下一个历史时期，我国政党制度将担负起从未有过的历史责任，各个政党将越来越多地起到代表社会各阶层、各社会团体、各个地方的不同利益诉求的责任，这必然要求政党制度内部将包含越来越多的“对称性”，越来越多的“非对称性”，越来越多的“对称性”与“非对称性”之间的互换。可以说，中国政党制度中的非对称性因素与对称性因素共同构成我国政党制度的两个轮子，保证了我国政党制度的顺利发展和不断进步。如果片面强调和美化政党制度中的任何一个方面，那么政党制度的改革和完善就会逡巡不前，这是与我国改革开放的国策不相适应的，也是违背事物发展规律的，对此，我们应该有清醒的认识。

  （作者：山东轻工业学院文法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