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世界政党政治的多样性和形成的历史性
政党政治是当今世界一种普遍的政治现象。所谓政党政治，从广义上理解，是指政党掌握或参与国家政权，并在国家政治社会生活和国家事务及其体制的运行中处于中心地位的政治现象和政治活动；从狭义上讲，则是指一个国家的政权通过政党来行使的政治现象和政治活动。
世界各国的政党政治，按照不同的标准可以进行不同类型的区分。从社会形态上可以分为资本主义的政党政治和社会主义的政党政治；从政党的本质属性上可以分为资产阶级政党政治和无产阶级政党政治；从政党的数目和掌权形式上可以分为一党制政党政治、两党制政党政治、多党制政党政治；从党际关系和参与政权的方式上将政党政治分为竞争性的政党政治、垄断性的政党政治和合作性的政党政治。竞争性的政党政治是指一个国家具有两个以上的政党，各个政党之间通过选举、竞争来争取执政地位的政党关系结构。在这种关系结构中，两个或者几个实力相当的政党往往通过选举轮流执政。垄断性政党政治是指在国家的政治活动中，一个占有垄断性地位的大党通过国家政权的力量制定法律，明确取消其他政党的存在或者其他政党无法取得发言权、根本无法参与国家政权和政策制定的政党关系结构。合作性政党政治是指在一个国家的政治活动中，由一个占主导地位的大党和其他小党能够和平共处，互相合作，通过合法的形式和方式实现一党执政、多党合作、共同参与对于国家政权的执掌和国家政策制定的政党关系结构。我国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的政党制度便是合作性政党政治结构。
一个国家的政党制度与政党政治的产生和确立，是特定政治、经济、文化环境下，社会和思想进程的历史产物。关于政党政治与政党制度是“长成的”，还是“做成的”，这是国内外政治学界争论不已的一个话题，其中凸显的是唯物主义史观和唯心主义史观在这一问题上的不同主张。唯心主义史观坚持一种历史的或然决定论，认为虽然我们后来看到历史是单线发展的，但是在当时的情景下历史有诸多的选择，或许是一个偶然事件塑造、主导了历史。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偶然中有着必然。任何历史人物都不可能脱离当时的历史情境和本国的历史文化传统做出选择。自由主义思想家哈耶克用其“自发秩序原理”来诠释这一问题。[1]近代西方民主理论家密尔明确指出，“政府不是靠预先的设计来建立，他们不是‘做成的，而是长成的’。”[2]
从中国和西方政党政治产生的历史背景和形成的过程中，我们也可以验证这一点。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在辛亥革命资产阶级革命政权刚刚建立后出现了政党林立的局面，当时一些理想主义者认为政治竞争的理想模式是两党竞争，并开展了组建两大政党的活动，但未能如愿以偿。虽然众多的、良莠不齐的政党参加了国会竞选，但由于中国的经济发展还不足以使资产阶级的力量对抗封建阶级的反扑，袁世凯利用政治和军事上的力量强迫国会议员修改宪法，登上总统的宝座，并随即复辟帝制，竞争性的政党政治也随之破产。在抗战期间及胜利后的一段时间，一些中间党派积极推行中间路线，试图实现竞争性政党政治，最后亦以破产而告终，中间党派自身也发生分化。历史证明，竞争性的多党政治道路在近代的中国走不通。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诞生的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最终确定了当代中国政党制度即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3]
在西方发达国家中所形成的竞争性的政党政治，大多是在资产阶级革命成功后在议会和总统选举的过程中形成并逐步发展成熟的。先是新兴资产阶级与旧的封建贵族进行政治博弈，而后是在不同的资产阶级政党之间进行利益竞争，需要一种规范性的表达途径和争夺利益的工具使他们在一定的政治框架内争斗，而非暴力相向终致国家分裂，这样就形成了竞争性的政党政治。
简而言之，中国的政党是先于近代国家而出现的，它的目的在于改造国家和社会；而西方国家的政党则是在近代国家建立后出现的，它们才是也仅仅是“沟通国家与社会的桥梁”。不同的历史，不同的政治任务，不同的发展，也就决定了不同的政党政治与政党制度。
二、我国的多党合作制度是民主政治的一种实现形式
自雅典民主制以来，在世界政治的发展史上出现过林林总总、种类繁多的民主制度。在当今世界，由于实现了以竞争性的政党政治为基础的民主制的西方国家往往是经济强国、政治大国，它们借助经济实力、军事实力和政治影响推行文化扩张。在它们主导的世界流行的文化价值观下，以竞争性的政党政治为基础的民主制似乎成为当今各国发展民主的普遍的、惟一的标准。一些西方国家别有用心地利用民主输出进行文化扩张，妄图搞和平演变。这一点，就连美国学者威亚尔达也不得不承认，“在民主、民主的含义以及达成民主的最佳途径等问题上的争论，并不仅仅是一种学术或知识争论。在后冷战时代的对外政策中，很大一部分与民主这个要素有关；确实，有一些学者和政策活跃人士相信，民主应该成为美国对外政策的唯一基础……因此，民主不再是一个抽象的、理论上的或哲学上的问题；它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政策议题，牵涉到大型利益集团、金钱、政府、官僚机构以及国际行为者。”[4]但不容否认的是，认为竞争性的政党政治才是民主政治的实现形式的观点有一个很明显的谬误——用形式来衡量形式，以特殊来衡量一般。
那么衡量一种政党制度是不是一种民主政治的实现形式的标准是什么呢？我们认为，其关键不在于政党政治自身的形式是不是竞争性的，而是它是否反映了并实现了民主的价值，也就是说要用价值和内容来衡量形式。一种事物可以有不同的形式，但是关键的价值和内容却只能有一个，它决定着事物的本质，民主也是如此。只要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从根本上体现了民主的价值和本质，或者说以民主的价值和本质作为原则来指导自己国家的政治制度设计的话，就应当说这个国家是一个民主国家至少是一个正在走向民主的国家。
因此，这里的关键是民主政治的实质内涵和核心价值是什么的问题。“民主”的原意是“人民的权力”，中国的“人民当家作主”是最通俗的表达。“人民的权力”是民主的愿景和蓝图，在政治实践中，事情没有那么简单，是需要诸多的中间环节来实现。任何国家都是需要治理的，都是少数人（政府官员）来治理国家。全体公民一起来管理国家，在当代社会是不可想象的。民主能够作到的，是通过公民的参与和选举让比较好的人组成比较好的政府；人民还要对政府的决策进行监督，防止好人变成坏人，或者好人做出坏事；如果政府不称职，我们还可以撤换他们。人民还应该限制政府的权力，不允许政府官员在行使权力和维护公共秩序的时候侵犯公民权利。民主就是通过以社会制约权力的方式实现公民的参与与自治。传统社会关注君主或宗教权力，忽略人民权利，因而强大的公权力机构侵犯人民的利益的现象普遍存在；现代社会强调公民的主体性，把公权力看成是既可以服务于人民，也可能侵犯乃至违背人民利益的“一种必要的恶”。由此，在国家与社会之间，民主的精神就体现在以社会制约权力，以公民权利制约公共权力。民主的目的在于公民参与各种社会公共事务，以达到善治的目标。这就是民主的价值追求，但在共同的民主价值之下存在着多样化的民主实践。
合作性政党制度虽然不存在多党的竞争，但是它的价值也在于追求公民的自治与参与，最终实现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的政党制度，通过各种渠道来吸收民意，反映民情，最大限度地实现公民的自治和参与。中国共产党“三个代表”理论的提出，就反映了这方面的发展趋势；中国共产党也通过各种方式诸如党内民主、村民自治等不断推进中国的民主化进程。《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意见》指出：“民主党派参政的基本点是参加国家政权，参与国家大政方针和国家领导人选的协商，参与国家事务的管理，参与国家方针、政策、法律、法规的制定执行”。中国的各个民主党派，作为参政党，通过参政议政、政治协商、民主监督等各种形式，成为实现公民自治与参与的一种方式和途径。
邓小平指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实行多党派的合作，这是我国具体历史条件和现实条件决定的，也是我国政治制度中的一个特点和优点。”[5]与世界其他国家的政党政治相比，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一种新型的政党制度，它的优越性和独特性是显而易见的，既不同于一党制、两党制，也不同于多党制。其显著特点在于，中国的党际关系不是竞争的而是共同协商的合作关系。如同上述，政党政治崇高的价值追求在于实现民主，民主又具有普遍性和具体性，普遍性是指民主是现代政治体制的共同目标；具体性是指各个国家实现民主的政治制度有着客观的特殊性。而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党制度，“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在形式上体现了民主的普遍性，这是因为任何国家的政党政治，无论是多党竞争还是多党合作，最终能够获得执政地位登上政治舞台的领导力量只有一个政党，尽管任期可能短暂；“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则在制度层面上体现了民主的具体性，因为这一制度恰恰能够将民主的普遍性和具体性完美的结合在一起，既体现了政党制度的民主性，也顺应了我国政治民主化发展的需要。
“中国共产党领导”有利于政治运作的稳定性和政治执行的高效性。虽然中国的政党制度只能由一个政党即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表面上看这种体制类似于西方一些国家的一党制，事实上并不等同于西方的一党制。西方政党大多是为了夺取政权而组党，在党际竞争中获胜一方称为执政党，未能执政的一方称为在野党或反对党，再次经历大选时，又要重新进行选举，前一任执政党如果落选就会沦为在野党或反对党，所谓的执政纲领和施政方针都会随之发生逆转。显然，这种执政主体的更迭自然会导致政治局面的不稳定；然而，在我国，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处于政治生活的核心地位，与其他党派为着共同的政治目标而服务，其他各民主党派都是辅佐执政党执好政的参政党。这样，执政主体的稳定势必会给民主政治生活的稳定与发展带来好处，更有利于执政党在稳定的政局中集中精力抓好每个历史时期的各项事业，从而提高执政效率，切实解决好人民关心的根本问题，为长期执政并追求民主改革奠定良好的基础。
“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有利于政治运作的民主性和政治决策的科学性。合作性政党制度的首要特点就是通过一种新的民主形式——协商民主——来避免政党间的“恶性互斗”，实现执政党与参政党的良性互动，建构政党政治的新形式。合作性政党制度体现了一种“和谐”的伦理和政治思维，它更加有利于整合全社会的力量进行经济、政治、文化建设。如果政党的最终利益是实现社会正义、追求世界大同的话，那么合作性政党制度最有利于实现这一点，因为这种政党制度具有竞争性政党制度不可能具有的凝聚全社会力量的能力。在价值上的优越性体现在政治实践中，我们看到的是，中国的政党之间很少出现西方国家所存在的那种恶性的互斗，而是执政党与参政党各安其责，各守其位，和谐共处，共同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奋斗。其次，合作性政党制度通过协商民主的方式，在做出决策之前，充分听取各民主党派的意见，能够保证国家政策的一贯性和较高的决策效率。所以，在凝聚各阶层智慧，科学、民主决策，并保证政策的连续性方面，合作性政党政治具有竞争性政党政治不可比拟的优越性。
这种优势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人民政协中发挥民主党派的作用，在政协的各种会议上要保障政协委员提出批评的自由和发表不同意见的自由。人民政协是我国爱国统一战线组织，也是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一种重要组织形式。人民政协成为各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界代表人物团结合作、参政议政的重要场所。人民政协制度作用发挥的前提条件是：第一，保证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在政协常委和政协领导成员中占有一定比例。政协各专门委员会要有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参加，政协机关中应有一定数量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担任专职领导干部，并真正做到有职、有权、有责。政协机关要更好地为民主党派开展活动创造条件。注意安排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参加有的出国访问和国际活动。第二，尊重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政协委员的视察、举报及参与调查和检查活动的权利。对他们的提案和举报，有关部门应认真研究处理，及时答复。第三，中共和政府有关部门应同政协及其有关专门委员会建立联系，发挥它们在决策咨询中的作用。
二是执政党与参政党中央层级的协商。中共中央同各民主党派中央政治协商的主要程序是：中共中央根据年度工作重点，研究提出全年政治协商规划；协商的议题提前通知各民主党派中央、无党派人士，并提供相关材料；各民主党派中央组织相关人员阅读文件，调查研究，对协商议题进行集体研究后，提出意见和建议；在协商过程中充分发扬民主，广泛听取意见，求同存异；中共中央认真研究民主党派中央、无党派人士提出的意见和建议，对重要意见和建议的采纳情况及时进行反馈。近些年来，各民主党派中央、无党派代表人士还向中共中央提出重大的书面意见建议200多项，内容涵盖了经济、政治、社会、教育、科技、文化、卫生、国防、外交、港澳、台侨等诸多方面，如长江三角洲地区、环渤海地区、海峡西岸经济区、北部湾地区等区域经济社会发展问题，三江(长江、黄河、澜沧江)源地区、欠发达地区资源开发补偿机制改革等问题，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弘扬中国传统文化。这些意见建议得到中共中央、国务院的重视和采纳，并产生了良好的社会效果。同时中国共产党各级地方党委就地方重大问题同地方各级民主党派组织负责人进行协商，也已形成制度。中国共产党各级党委同民主党派广泛的协商，有力地推进了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
当然，合作性政党政治也存在着一些弊端，在大党执政、小党参政的情况下，往往参政党对于执政党的监督有限。如果执政党犯错误，那将会给整个国家和社会带来极其严重的危害。所以，合作性政党政治更加需要加强党内和党外的监督。实际上，竞争性政党政治与合作性政党政治并非发展阶段的差异，也并非民主与专制的差异，而只是民主政治的实现形式的差异，因此并不存在也不应该存在谁取代谁的问题，它们可以在一定限度内通过吸收对方有益之处来完善自己。
三、当今世界政党政治发展的新趋势
随着经济全球化和政治多极化趋势的发展，世界政党政治也随之发生了新的变化，新时代给各国执政党的建设和各国政党政治的发展都提出了许多新的课题。纵观世界范围内的政党政治所发生的变化可以概括为以下几方面特点：
第一，政党格局多元化。经济的全球化导致国家的产业结构调整，传统工业削弱，中产阶级成为一些国家社会阶级结构的主体，多数国家的共产党、社会党和保守党等主流政党的传统社会基础有所削弱。一些长期执政的大党、老党在近些年的大选中纷纷被淘汰出局，如墨西哥革命制度党、印尼专业集团等。与此同时，一些民族主义政党、宗教主义政党的力量有所增强。在近年来，一些与传统政党有着显著差异的新型政党开始出现，比如意大利力量党、泰爱泰党等，这些政党在产生基础、运作模式、组织形态和经费支持方面都不同于传统政党，表现出一些新特点。这些新政党、新力量的出现打破了世界政党政治原有的格局，使世界政党政治变得更为丰富。各国各类政党代表着不同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通过执政或参政议政的形式活跃在政治舞台上，为各国政治生活的发展带来动力。
第二，党际关系国际化。世界政党的国际化、区域化趋势日益明显，政党之间的交流与合作关系成为当代国际关系及地区关系中的新热点。一些意识形态相同或相近的政党，组成了国际性的或地区性的政党组织，在欧洲表现得更为典型。例如，国际性的政党组织有社会党国际、基民党国际、自由党国际和保守党国际等；地区性的有欧洲社会党、欧洲人民党、欧洲政党联盟、美洲基民组织等。这些政党组织经常就共同关心的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进行商讨，促进了各国政党间的联盟与合作，对国际事务产生着重要影响。
第三，党群关系中间化。看一个政党能否获得执政地位并维持长期的执政地位，最重要的指标就是要看是否有广大公众的支持，这无疑需要政党重视亿万民众的力量，不断扩大群众基础，这也是政党政治的核心。经济全球化和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导致西欧发达国家的社会阶级结构发生变化，传统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人数大幅缩减，中产阶层人数增加，促使社会基础的结构呈现多元化和复杂化剧变。这样，政党为了扩大党的社会基础，就不得不更加重视中产阶级的利益诉求，出现群众基础中间化的倾向。有些政党为争取社会中间力量、扩大自己的选民，把代表和体现社会中间阶层的利益作为参加竞选、上台执政的基本出发点。
第四，意识形态兼容化。意识形态是政党用来凝聚民心、整合社会资源、争取认同的重要工具。二战前，政党意识形态更多地呈现一种多极化态势，各个相互之间尖锐对立，刻意拉大意识形态的距离，以保持自己的意识形态特色以及政纲、主张的相对独立性。但在二战后，由于社会背景的变革和时代的变迁，这种状况开始出现新的变化，西方国家的各个政党之间不再刻意宣扬意识形态的差异和对立，而是逐步淡化体现政党特色的政党意识形态和阶级本质，不断地相互吸收、借鉴，意识形态的对立被阶级合作与共识政治所取代。表现在实际政治活动中，就是政党本身的纲领和政策显示出越来越强的包容性，政党之间某些政策的趋同性日益明显，左翼政党的政策向中间靠拢，右翼政党的政策则走向温和，选民们主要根据政党执政绩效、政党领袖魅力以及一些相关的政策议题来进行投票。西方政党意识形态“兼容化”，既是在经济全球化的国际背景和经济、社会变革的国内背景下，为争取选票而进行的一种必然的选择，但是同时也酝酿着深刻的危机。因为，在这种情境下，政党获取的更多是选票，而非选民出自内心的对于政党意识形态的信仰和认同。
第五，政党形象传播网络化。网络几乎是二十一世纪的代名词，信息技术的推广给媒体带来了很大变化，相应地，政党运作、传播的方式也随之发生转变，打破了传统意义上单纯依靠报纸、广播、电视为媒介向公众传达政党信息的局面，将一种更便捷更高效的网络信息技术应用到政党政治上。因此，政党与大众传媒的关系正在发生着转变，“利用现代信息手段扩大政党对社会的政治影响；利用互联网同各方面选民联络感情。”[6]总之，新的大众传媒形式一方面扩大了政党与民众沟通的渠道，政党领袖利用网络媒介更快更好地宣传本党的政治主张，树立政党形象，来自民众和社会的各种舆论压力也使政党受到了更多的党外监督；另一方面，过分地依赖政党领袖的个人魅力和网络等传媒的宣传也使得政党本身的组织能力下降。
四、我国政党政治面临的挑战及因应之策
虽然，在中国实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具有历史必然性和价值、现实优越性，但我们应该意识到，“一种政治结构的建立虽然是适应社会对政治功能需要的结果，但是并不等于说结构一旦建立便会自然而然地发挥其功能。”[7]也就是说，这种优势并非永恒不变，一旦这种制度不能适应当时社会发展的需要，它也就自然失去了效用。随着经济全球化和政治多极化的发展，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割裂自己与其他各国之间的联系。探讨我国政党政治的存在和发展，必须洞察世界范围内政党政治发展的新趋势，为中国的政治形势准确定位，透析影响我国政党政治的客观因素，应对当前我国政党政治所面临的来自国际政治局势和国内政治环境的挑战，探索我国政党政治的优化路径，才能够稳固和健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
1.应对世界政治多极化的挑战。冷战结束后，作为仅存的社会主义大国，我国长期面临着西方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宗教、意识形态等领域渗透的压力，他们打着“民主”、“人权”的旗号，企图在我国推行“多党制”，这使我国政党政治面临巨大挑战。在一些西方人看来，合作性的政党政治仅仅是一个过渡的、非常态的时期；绩效的合法性是不稳定的，任何一个国家不可能永远维持经济的高效增长，因此绩效合法性必然向民主合法性转变。而且市场经济是多元的经济，经济利益的多元必然向政治利益的多元转变，竞争性的政党政治才是惟一反映政治利益多元的机制。因此，在世界政党政治区域化、国际化的影响下，如何从理论上说明我国政党制度的历史必然性和价值优越性，并依靠稳定的经济发展和民主改革来推进和巩固我国的政党制度，是我国政治发展的新课题。应对来自政治多极化的挑战，还需要执政党扩大党际交往的范围，增强自身在国际政坛上的影响力，通过与国外政党进行交流，了解世界各国政治体制的变迁，总结国外政党政治的成败经验，为中国的政治改革提供借鉴。
2.应对来自经济体制转型的挑战。我国经济体制由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的过渡转型，使本国政治因经济的变化而变化。市场经济追求效益，以效率优先，这既给经济的发展提供了目标，也给政治的发展提出了挑战。一旦政治也以追求效率优先，就可能会使政党政治不稳定。比如，党政官员腐败现象滋生；“钱权政治”使选举失效；“数字政绩”引发群众对当权者产生信任危机；“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潜规则，使中央与地方的关系陷入困境等等，这些都会动摇执政合法性的根基，使执政党失去威信。应对来自经济体制转型的挑战，要求提高国家能力，即“国家将自身意志转化为现实的能力”[8]。国家的经济控制能力主要是指汲取财政能力和宏观经济调控能力。在汲取财政能力方面，需要调整中央与地方财权和事权的关系。在宏观经济调控能力方面，需要调整所有制结构，适度调节公有制经济成份和非公有制经济成份所占的比例，刺激市场，规范竞争，稳定政局。
3.应对来自社会结构变迁的挑战。计划经济体制下，在分配上实行平均主义，社会成员的收益差距不大。改革开放以来，城乡二元社会结构分化明显，工人阶级分化成国家干部、知识分子、国有和集体企业工人以及私有企业工人；农民阶级分化为农业劳动者、农民工、雇工、农民知识分子、个体劳动者、私营企业主、乡镇企业管理者和农村基层组织管理者等阶层。社会结构的变迁强化了国家和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比如，民众对政治参与的渴求日渐加深；有着共同利益的人们结成社会团体；民间非政府组织大量涌现，他们都在以某种渠道来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和政治意愿，并希望引起政府的关注，这些都在对我国的政党活动提出挑战。应对来自社会结构变迁的挑战，要求执政党探索新形势下的党群关系，扩大现有政党制度对社会力量的融合度，更好地整合社会各阶层的利益诉求和政治意愿，并通过一种合法有序的制度安排让人民真正当家作主，不仅成为政治上的主人，也要成为经济和社会的主人。
4.应对政治体制变革的挑战。在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中，政治民主化是一个发展趋势。这就要求中国的政党体制既要强化党内的权力约束机制，又要加强社会权力以及参政党对于执政党的监督和制约。具体而言，就是发展党内民主与主动强化社会权力、以及参政党的监督职能。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一些学者曾经指出，“党内民主的发展可以成为多党制的替代物，可以通过扩大差额选举所产生的党内竞争来取代多党竞争的潜在可能性。这样既能保持执政党的执政地位，又能适应社会利益多元化的客观需要。”[9]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作为党组织内部的民主同国家领域的民主存在着诸多的差异，如政治特征上的差异、权利与义务规定顺序上的差异、两种民主基础上形成的权力结构差异等等。因此，我们不能把党内民主看成是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它有其价值上的独特内涵和功能上的限度。就党外的监督而言，我们努力培育公民社会，营造公民政治参与的文化氛围，逐步扩展基层民主政治的深度和范围。当然，在社会权力的监督体系中，参政党对于执政党的监督是一个重要的方面。在我国，民主监督是民主党派最主要、最基本的政党职能之一。有学者曾经指出，“从八字方针到十六字方针，其中最核心的是‘互相监督’这四个字，而且，中国共产党几代领导人都特别强调主要是民主党派监督中共。但是，历史的教训及其导致的现实状况却是，民主党派对中共的民主监督成为一个最薄弱的环节，这使我国政党制度的特点与优势的发挥受到极大的限制，与这一制度设计和安排的初衷相距甚远，严重影响了我国政党制度和参政党甚至执政党的国际形象”。[10]从中国政治的良性发展角度衡量，参政党应以“参”为基础，“监”为根本，真正承担起治疗执政党“权力痼疾”的重任。
此外，应对港澳台政党政治的挑战，也是值得研究的一个重要问题。在一般的意义上而言，中国的政党制度是针对祖国大陆范围内的中国共产党和八大民主党派而言的。但是，随着香港、澳门的回归以及台湾统一进程的加快，中国的政党制度面临着如何与一国两制进行衔接的问题。这种衔接不仅有概念上的包容，更要有制度上设计。
总之，当代世界政党制度发展的总体方向是现代化、民主化、制度化，各政党自觉地将自己置于政党制度的制度约束之下；现代政党制度体现了民主政治的共同价值追求与多元世界的国情差异两者之间的冲突与交融，是价值的普适性和形式的民族性相结合的产物，成熟的政党制度需要将民主政治的一般原则体现于一定的民族形式之中；政党制度存在的价值在于其自身独特的功能，政党制度作为一个国家政治制度的关键成分，对国家政治经济社会的作用十分直接和重要，或是推动，或是迟滞，已为近代以来的中外政党的历史和现实所证明。近30年来，我国以世界上少有的速度持续快速发展起来，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大地上焕发出勃勃生机，给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使中华民族大踏步赶上时代前进潮流、迎来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同时，改革开放30年的发展成就增强了对我国政治制度的自信，增强了中国特色政治发展道路的吸引力，也增强了我国人民政协制度的魅力。
（周淑真：中国人民大学党委统战部部长、教授、博士生导师；柴宝勇：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公共管理系讲师、政治学博士）
（责编：曹媛媛）
注 释：
[1]（英）弗里德利希·冯·哈耶克：《自由秩序原理》，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3页。
[2]J.S·密尔：《代议制政府》，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3页。
[3]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初面临着两种选择：解散民主党派的一党制和让民主党派参政的合作制，最后，毛泽东选择了后者。有些学者以此来说明政党制度是“做成的”。但是，从更宏阔的历史背景看，我们看到毛泽东也只能在这两种制度中选择，而从未考虑过建立竞争性的政党制度。这就说明了政治制度的选择是受国情制约的，这个国情包括经济基础，各政治力量的对比，本国的政治文化传统等等。其实，就当时的情境而言，任何一个处于毛泽东这样的位置和角色的人，都不会设立一个竞争性的政党制度。这就说明了政党制度或者说政党政治度更多地是“长成的”，而非“做成的”。
[4]（美）威亚尔达等：《民主与民主化比较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22页。
[5]《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05页。
[6]顾俊礼：《欧洲政党执政经验研究》，经济管理出版社2005年版，第8页。
[7]萧超然，晓韦：《当代中国政党制度论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43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