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传统文化于政协民主发展的冷思考

    人类社会的政治经济发展不仅依赖于经济发展水平及其决定的政治结构，而且还要受其价值取向和思维模式等文化因素的影响。作为人类社会活动的历史产物，文化潜在地制约着人们的行为选择和生活空间。在政治生活领域，文化构成了政治制度的生长土壤和发展根基。文化是历史的产物，其传承性使得任何政治制度的建立和延续都无不渗透着其体系内的传统文化的影响。实践表明，政协民主发展深深打上了传统文化的烙印。

　　对于传统文化与政协民主发展之间的内在关联，学者给予了积极关注。从已有研究成果来看，绝大部分研究的结论均指向了传统文化与政协民主发展之间的正相关性，以此作出的判断大多是“政治协商制度继承了中华民族崇尚和谐、兼收并蓄的优秀文化传统，又适应时代进步的潮流，是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民主形式，是有着极大发展潜力的一种政治制度。”[1]

　　传统文化对政协民主发展的重要价值，毫无疑问是不能随意割裂的，但问题是在社会急剧变革的今天，对于传统文化与政协民主发展之间的关联，如何作出一个理性、全面、客观的判断和阐释是需要冷静分析的。本文的初衷就是在学界一片高呼传统文化之于政协民主发展有无限影响力之时，对传统文化于政协民主发展作一冷思考。

一

　　文化对社会进步所起的作用是极为重要的，人类正是按照某种文化价值观念去创造某种社会活动，同时也按照某种机制观念去竭力遏制某些社会行为的发生。政治生活空间中的文化引子是客观存在的，同时又是非常重要的。政治学鼻祖亚里士多德早在2000多年前就在其实证研究中感慨文化对城邦的价值和作用。在他看来，城邦的完整与安康依赖于三个因素：外物诸善、躯体诸善、灵魂诸善。凡能成善而邀福的城邦必须是在道德上的最为优良的城邦。[3]道德是文化精神的核心，文化是道德的直接载体。道德的塑造与提升，自然有赖于文化的塑造和提升。任何政治制度都是在一定的文化背景和精神秉性下创造出来的。文化对于国家这个有机体来说，犹如水分对于任何有机体生命一样不可或缺，是维系国家生命的关键，也是决定国家成长的关键。[4]

　　中国传统文化一向非常强调“和”，也特别注重“中”。可以说，“贵和尚中”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灵魂和核心。和、中的思维方式指导人们在处理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上，秉持“宽则得众”“政通人和”“和衷共济”的理念，并以此为行为准则。正因为如此，人们对于政协民主发展对传统文化的这些合理内核的继承与耦合始终抱持积极态度和热切期盼。在不少学者的思维意识里，传统文化与政治协商民主的发展存在紧密关联，协商制度在运作过程中体现着中庸、和谐的传统文化的深刻影响。传统文化为政协民主发展提供了充足的思想营养肥料，奠定了雄厚的文化根基，它滋润于中华民族崇尚和谐的历史文化传统之中，共济、协调、互补的政治文化传统为其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文化背景。在这种文化底蕴下，政协民主发展有着深厚的文化土壤。

二

　　文化的传承性和历史性使得任何国家的政治行为、制度的建构都渗透着其独特传统文化的影响。中国也不例外。基于此，传统文化中的某些合理因素，在一定程度上确实与政协民主的理念、价值追求相契合，也能推动政协民主的发展。但是，在探讨传统文化与政协民主的关系时，当前的研究是否忽略了两个问题：一是传统文化在现代性的冲击下，一定能对政协民主的发展施加影响吗？二是如果传统文化能施加影响，那么，这种影响就完全是积极的而没有任何消极作用吗？有关传统文化与协商民主之间的内在关联，笔者曾于2008年在一篇有关协商民主的文章中作出过分析，今天再作探讨。

　　传统文化具有极强的适应性和抗震性，这是不可否认的。正是这一点，使得不少人不假思索地作出肯定性判断：传统文化在现代性的冲击下，是决不会断裂或发生危机的。然而，我们要理性地看到，一种传统文化是否发生危机，有其自身的判断标准：其一，这种传统文化是否有严格意义上的推崇者，即这种传统文化是否能够得到一些团体和个人的切实认同和实践维护；其二，这种传统文化赖以生存的基本社会结构是否还存在，即这种传统文化的生长根基是否还延续着。[5]用这两点来考察中国的传统文化，就会发现中国的传统文化面临一些问题。首先，当代中国经过多次社会变革已经很少有传统文化的严格推崇者。由于中国传统文化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与封建政治势力的联系过于密切，以致于在推翻封建统治的过程中及其以后，很多人都把它当作封建统治的替罪羊或一丘之貉的同谋，以无比尖刻的批判锋芒，猛烈地摧毁着传统文化。这种反叛情结使得传统文化逐渐被人遗忘、甚至丢弃。虽然不断有人呼吁复兴以儒学为核心的传统文化，但是，在改革开放不断推进和社会急剧转型的大背景下，这种努力终究是杯水车薪，极力推崇传统文化的人依旧日渐减少。其次，客观而言，传统文化是生长在以家庭为根，以农业为本，以孝为立国之策，以忠义为做人之本，半天然半教化的社会结构之上。在历史进程中，虽然传统社会结构“耕读传家”的特点甚是鲜明，但自中国倾全力以西方意义上的工业化为强国之术之后，这个结构日益衰退，几近消亡。在乡村社会，乡绅和有社会地位的农村文化人阶层（比如秀才、举人）不断消失，家族结构正在丧失曾有过的文化含义（比如家规、祖训）和良性循环的特点，越来越趋向浅层的利益结合和简单的排外，以致人们的生存结构逐渐趋向无机化，利益取向日益货币化，家庭越来越小，家族之间的联系越来越淡。总而言之，传统文化赖以生存的基本社会结构日趋消弭，传统文化的生长根基面临严重的震荡。

　　事实上，现代化脚步的加快，融入全球化进程的日趋迅速，现代性所包含的理性、秩序、统一等规则，以及现代化所带来大众化消费和娱乐生活方式如巨大的浪潮席卷中国。现代社会已不再是仅仅依靠传统文化维系的共同体，而是具有多样性共同联系的现代共同体。因此，中国也出现了英国学者吉登斯所说的情况：“一些仍然维持传统的社会也正变得非传统化。”[6]因为其现代性远未完成，从总体上看仍旧是一个“维持传统的社会”，但是现代性对于很多人来说已经并不陌生了，尽管它是以一种“碎片的、枝节性的、萌芽的形态或方式出现在某些个体的意识中”。[7]现代性在社会结构、交往范式、公共管理等各个方面冲击并解构着传统的一切方式。自然，传统文化也包含在内。其明显的表现就是，传统文化已不能再主宰社会的道德趋向、价值观念以及人生的重大选择，其独特的语言和思想不能再存在于在当今人们表达思想和感情的话语以及艺术形态之中。

　　假如说传统文化在现代性的冲击下，依然能对政协民主的发展施加影响，那么，其影响是否必然表现为积极的作用呢？任何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传统文化也一样。其积极因素的推动作用是值得肯定的，但是，其消极方面的阻滞作用也不可忽视。中国传统文化富含了很强的伦理文化色彩，它以严格维护宗法等级制度为其主要社会功能。比如孔孟儒学，其整个体系都是围绕着人伦道德而展开的；加上宗法制度与专制制度相结合，使中国形成了“家国同构”的社会范式，以家为核心所形成的宗法伦理规范被广泛的推而广之，由社会道德生活领域直接深入到社会政治生活领域。万事均必由家族推演到国家是中国伦理政治型文化所表现出来的主要特色。这种伦理型政治文化培育了顺从型的奴性人格和安守本分的臣民型文化，参与型公民文化因此而缺失，社会空间、公民的主体地位都受到超强抑制，从而导致公民主体意识的孱弱。因此，这种文化土壤很难滋生出政协民主所需要的平等、自由、参与等精神。同时，传统文化也非常重视义利关系。经过历史的沉积，“以义为重”、“以义抑利”的义利观成为中华民族最基本的价值取向。它培育了中华民族讲仁、求义的高风亮节的品质，创下了无数可歌可泣的光辉业绩。然而，“以义抑利”、“重义轻利”的文化价值取向，也使得中国人养成了羞于言利的国民性格，甚至连自己正当的利益都不敢去追求。显然，这也不利于政协民主所强调的理性追求。因为，民主毕竟就是调解人类利益冲突的一种机制，是提升人类理性能力的方法。

三

　　笔者的探讨并不是有意抹杀传统文化对于政协民主发展的积极作用和重要意义。毕竟，任何政治社会的发展都是在文化的浸润中进行的，而且文化本身也具有一定程度的传承性。但问题是，在分析传统文化与政协民主发展之间的关联性时切不可轻易作出肯定性的定论。也即是说，对于传统文化是否一定有利于政协民主的发展是需要作出理性反思的。

　　事实上，在政协民主与文化的关系问题上，人们在热心呵护传统文化资源的同时，不断、积极开发新资源如合作、信任和交往等文化因子，是当前利用文化资源推动政协民主发展的一种理性和务实的态度。当然，开发一种新资源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它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期间，社会资本的培育是异常重要的。换言之，在中国文化的传承和创新的长期过程中，社会资本的累积和生长是不可或缺的因素。

　　民主生活的实践表明，作为一种实际或潜在的、能够促进人类行动的社会性结构资源，社会资本与民主建设密切相关。因此，帕特南在对意大利作出经验研究后，发出感慨“社会资本是民主进步的一种重要的决定性因素”。[8]弗朗西斯·福山也指出“社会资本对社会的繁荣以及所谓的竞争力至为重要。但它最为主要的影响力不在经济生活，而在社会和政治生活方面”。[9]

　　最初系统论述社会资本的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乐迪厄认为：“社会资本是现实或潜在的资源集合体。这些资源是因某种持久性的网络的占有必不可分。这一网络是大家共同熟悉的，得到公认的，而且是一种体制化关系的网络”。[10]詹姆斯·科乐曼着重探讨了社会资本的功能。他认为：“和其它形式的资本一样，社会资本也是生产性的，使某些目的可以实现，而在缺少它的时候，这些目的就不会实现。例如，一个团体，如果其他成员是可以信赖的，并且成员之间存在着广泛的互信，那么它就能比缺乏这些资本的相应团体取得更大成就”。[11]帕特南则是社会资本理论的集大成者。他继承了科尔曼的定义，并在此次基础上进行了扩展，用之解释了意大利南北方政府绩效的差异。在他看来，在一个聚集大量社会资本的共同体中，自愿合作和有序参与更容易出现。这种社会资本包括互惠规范与公民参与网络。互惠规范可以促进公众形成彼此之间的信任、支持；公民参与网络则增加了人们在任何单独交易中进行欺骗的潜在成本，培育了强大的互惠规范，促进了交往及有关个人品行的信息沟通，体现了合作的成功。在此基础上，帕特南给社会资本下了定义：“这里所说的社会资本即上指社会组织的特征，如信任、规范以及网络，它们能通过促进合作来提升社会效率”。[12]

　　可见，社会资本是一个范畴非常广泛的概念。其内涵包括两个基本方面：其一，它与公民的信任、互惠、合作规范有关。这些基本要素提供了公民参与公共生活的信心。其二，它是一种社会关系网络。这种网络能产生积极的公共参与，解决集体行动的困境。具体而言，社会资本就是在一个共同体中，能推动共同体成员进行横向社会组合，继而实现公共参与和社会繁荣的社会关系结构和心理结构。社会资本既不专属于公共领域，也不专属于私人领域，而是存在于跨越公私界限的持续关系之中，能填补公私领域之间的空隙。一个共同体的社会资本越丰富，民主运作就越顺畅，民主发展的前景也就越广阔。

　　政协民主的实践客观证实了社会资本和民主之间存在着结构和逻辑上的决定性关系。社会资本的存量及其质量能为政协民主发展提供社会基础和政治生态。是否具备一定存量和质量的社会资本，从深层次制约着政协民主文化发展的成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