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维汉对人民政协工作的开拓和理论贡献

李维汉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1948年至1964年，担任任中共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部长，1949年10月，当选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秘书长，同时被任命为政务院秘书长、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委员。他是第一、第二届全国人大会常委会副委员长，第二、第三、第五届全国政协副主席。作为党和国家在统一战线与民族工作方面的卓越领导人和著名理论家，李维汉长期主管党和国家的统战、民族和宗教工作，成就卓著；对人民政协工作亦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一、筹备新政协的召开

 

1948年4月30日,在人民革命胜利发展的形势下,中共中央在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中,发出了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号召。这一号召迅速得到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无党派民主人士及海外华侨的热烈响应。此后,中共中央开始紧锣密鼓筹备新政协。10月,中央将城工部改为统战部,任命李维汉为统战部部长,主管统一战线和筹备召开新政协的具体工作。正式成立新政协筹备会时，李维汉被委以筹备会秘书长的重任。在筹备和成立新政协的过程中，他以非凡的工作取得了卓越的成绩。

首先，沟通政策思想,消除疑虑,为召开新政协作政治上思想上的准备。

1948年底,一批著名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代表人物陆续进入华北解放区,到达中央统战部所在地的李家庄,李维汉热情接待并同他们进行了广泛的接触和交谈,帮助他们了解国内外形势,了解解放区情况和党的各项政策,同他们商讨各种政治和政策问题。1949年3月进入北平后,李维汉又逐个访晤了李济深、沈钧儒、郭沫若、谭平山、周建人、马叙伦、蔡廷锴、吴耀宗等20多位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代表人物。他以坦白、恳切、诚心诚意的态度与民主人士交谈。他说：“旧政协是国民党请客，客请来了他高兴就开饭，他不高兴客人就饿肚子，因为他全无诚意。马克思主义是革命的现实主义，中国人民需要政协，我们就诚心诚意地做这件事，我们对同盟者的态度是坦白诚恳的。”[1]尽管此前中共和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有过亲密的合作，但一些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还是心存疑虑。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人经常与他们沟通和交换意见。李维汉也对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多方面地进行思想工作。经过反复协商和交换意见，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与中共在政治思想上取得了共识，对共产党的领导增强了信心，这就为新政协的成功召开作了政治上思想上的准备。

其次，拟定参加新政协的单位及代表名单,为召开新政协作了组织上的准备。

1949年6月15日，新政协筹备会在北平正式成立。筹备会第一次会议通过《新政协筹备会组织条例》，选出21人组成常务委员会，负责“处理日常事务”。常务委员会推选毛泽东为主任，周恩来、李济深、沈钧儒、郭沫若、陈叔通为副主任，李维汉为秘书长，协助常务委员会及主任、副主任进行工作。筹备会设6个小组，李维汉兼任第一小组的组长，负责拟定参加新政协的单位及各单位代表名单的工作。

这是一项极其严肃和复杂的工作,李维汉为此花费了大量的精力。他深入地调查研究,广泛倾听党外人士意见,并同许多要求参加新政协的党派、团体和个人分别谈话,向他们耐心地说明、解释和教育,有时为了一个代表的适当与否,函电往返,多方协商,斟酌再三,费时达数周之久。经三个多月的反复协商、酝酿,终于形成一份包括党派、地区、军队、人民团体和特邀等五个方面人士在内的662名代表名单。这份名单有三个显著的特点:

一是代表的广泛性。包括了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地区、人民解放军、少数民族、海外华侨和宗教界等方面的代表。既体现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各民族、各民主阶级和一切爱国民主力量的大团结；同时又包含了中国民族民主革命各个革命时期中为人民事业作出过贡献的知名人士和代表人物，包括五四运动、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北伐战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各个时期的代表人物，甚至包括前清末期和北洋政府时期较有声望以及后来同情革命、为人民作过好事的人物。为了广泛吸收各方面的代表人物，单位中专列特别邀请代表一类，共有75人之多。其中有在中国革命进程中始终站在正义一边的杰出政治家、孙中山夫人宋庆龄，有从事科学研究和工业建设的著名专家、学者陶孟和、钱昌照；有前清翰林张元济；有海军耆宿萨镇冰；有同盟会会员张难先；有北洋政府总理颜惠庆；有北洋政府时期任过教育总长、司法总长的章士钊、江庸；有曾任国民党南京政府和谈代表的张治中、邵力子；有国民党的起义将领傅作义、程潜、陈明仁、邓宝珊；有解放区的民主人士陈瑾昆、安文钦；有艺术界知名人士周信芳、梅兰芳、程砚秋、袁雪芬；有少数民族的知名人士赛福鼎·艾则孜、阿里木江；还有工人、农民方面的劳动模范、英雄人物刘英源、阎存林、戎冠秀等。对于当时尚未解放的地区也邀请一些代表性的人物参加，并决定在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中给这些地区留有1/10的名额，使这些地区在解放以后可以有代表参加。所有这些都表明，新政协具有其广泛的代表性。

二是政治标准的严肃性。在商定参加新政协的单位和代表名单时，在掌握政治标准上是十分严肃的，坚持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原则,严格分清了敌我,拒绝了一切反动党派和反动分子。参加新政协的各党派单位共14个，其中除了中共和在香港公开响应“五·一”口号的10个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外，增加了九三学社、台湾民主自治同盟、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三个单位。九三学社于1946年正式成立后便积极参加民主运动，后来响应了“五·一”号召，只是因其总部在北平处于国民党的统治之下，不能公开发表声明，直到北平解放时才提出来。台湾民主自治同盟成立于1947年11月。其主要成员于此之前参加和领导过反对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统治的“二·二八”武装起义；台盟组织后继续进行反对美蒋的革命斗争，并且响应了“五·一”口号。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成立较晚，但早有筹备。其前身是青年救国会、民主青年先锋队、民主青年同盟等青年革命组织，有广泛的群众基础。所以新政协筹备会一致同意九三学社、台湾民主自治同盟和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参加政协。有“小民革”之称的中国民主革命同盟是国民党内部秘密从事反蒋活动、对民主革命运动作出过贡献的政治组织。鉴于民主革命已经获得胜利，历史任务已经完成，则于1949年9月17日自愿宣告结束。其领导人物大部分在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及区域等单位中被推选为新政协代表。总之，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作出过积极的贡献的政治组织，政协筹备会都认真地依据政治标准，对其加以肯定并让其参加新政协。

在筹备期间，还收到23件以党派名义和20件以个人名义要求参加新政协的书面申请，筹备会都认真地考虑、研究和根据不同的情况进行处理。对于不符合或不完全符合参加新政协标准者，按新政协筹备会组织条例之规定，不以党派或团体、单位名义邀请劝令其将组织解散或停止活动；同时又认真严肃地对其成员的具体情况进行具体分析，对其中有民主运动历史、在解放战争中有好的实际表现并有一定代表性的民主人士，在他们所属的政治组织或团体宣告结束之后，以个人名义邀请他们参加新政协或在联合政府中作适当的工作安排。如孙文主义革命同盟的许闻天、邓昊明等，均以个人身份被邀请参加新政协；广东劳动党的安定若、光复会的周亚卫等，分别安排为政务院参事等职务。

三是体现了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代表中,共产党员约占44%，非共产党员约占56%，其中各民主党派的成员占30%，工、农代表和各界的无党派代表约占26%。从代表人数看，共产党不是以简单的多数压倒少数，只是共产党员和基本群众结合在一起才占多数，体现了无产阶级的领导和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优势。共产党作为一个党派单位，同民革、民盟的代表名额相等，都是7人。在解放军、各地区以及工、农、青、妇等基本群众单位中，也安排了党外人士。这样,既保证了党的领导地位,保证了进步力量占优势,同时又广泛地团结了中间人士。

在完成大量的参加新政协的单位及代表名额和名单的审定工作后，中央统战部把参加新政协的单位人选和各项统计，印制成一本很厚的表册，送到中央。毛泽东称赞这份政协名单，风趣地说，那是一本包罗万象的“天书”。

1949年9月下旬,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正式召开。它体现了全国人民的空前大团结,宣告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人民政协作为中国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组织也正式建立起来。新政协的胜利召开,体现了党中央和毛泽东英明领导,凝聚着李维汉的心血。正如周恩来在总结新政协筹备工作时指出的：“维汉同志出力最大”。[6]

二、推进人民政协的工作

 

随着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人民政协作为我国统一战线的组织、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重要机构正式形成。建国初，李维汉担任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兼任一届全国政协秘书长,主持全国政协日常工作；还担任第二届、三届、五届全国政协副主席，为开拓人民政协工作的局面，推进政协工作呕心沥血。

1.推动政协全面实施《共同纲领》。

1949年10月至1954年9月是人民政协工作的开创时期。人民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先后召开过四次会议，常务委员会举行过60多次会议，进行了许多重大而有意义的活动。其间，中共中央统战部召开了四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对有关人民政协的工作，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

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体会议“在普选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以前，执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它担负着实现《共同纲领》，建设新中国的重要任务。李维汉在1950年3月召开第一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上的报告中指出：新中国成立后，统一战线已经发生了历史性变化，其主要任务是争取尽可能多的力量，为实现《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稳步实现中国共产党在新时期的历史任务而奋斗。如何达到这个目标呢？从人民政协机关的角度看，各级政协机关和协商机关统战工作的中心任务是建立共产党和党外人士合作的正确关系，一要同党外人士沟通政策思想；二要使党外人士有职有权。李维汉的报告经过会议修改后报经中央批准，成为新中国建国初期指导全国统战工作和政协工作的一个重要文件。

1949年10月18日，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举行第一次会议。会议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工作条例》。1950年3月14日，人民政协第一次全国委员会举行由政协全国委员会秘书长、副秘书长、工作组组长、各民主党派秘书长参加的第一次工作会议。此后，全国委员会的工作全面展开。在开展政协工作的同时，李维汉于1951年1月16日至25日在北京主持召开了全国第二次统战工作会议。会议的中心议题是讨论抗美援朝、土地改革和镇压反革命三大运动中的统战工作问题和帮助民主党派发展组织的问题。会后，李维汉根据中央和毛泽东的指示，经过同各民主党派协商和人民政协全国委员会的工作会议讨论，决定在全国政协成立参加三大运动筹备委员会。人民政协在三大运动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除了推动人民政协积极参加三大运动以外，李维汉还努力推动人民政协组织学习和贯彻过渡时期总路线。过渡时期总路线提出以后，李维汉积极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通过调查，认识到国家资本主义是利用和限制工业资本主义的主要形式，是改造资本主义工业使之逐步过渡社会主义的主要形式。于是，他向中央提出经过国家资本主义特别是公私合营这一主要环节实现资本主义所有制的变革的建议，得到了党中央的采纳。他积极推动政协学习和贯彻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

2.推动人民政协作为统一战线组织继续发挥重大作用。

1954年9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人民政协不再行使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但“作为统一战线的组织将会在我国的政治生活中继续发挥它的作用。”7李维汉在推动人民政协实现这一转折和继续发挥作用方面做了大量工作。

一是推动人民政协由“双重身份”向统一战线组织过渡。早在1953年7月，中共中央统战部就召开了第四次全国统战会议，研究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后统战组织问题和民主人士安排问题。对于实行人大制度后作为统一战线组织的人民政协，中共中央作了讨论并明确了以下几点：⑴人民政协的性质。由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已经召开，人民政协已完成其代行全国人大职权的神圣职责，将成为团结全国各民族、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国外华侨和其他爱国民主人士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组织。它既不是国家权力机关，也不同于一般的人民团体，而是党派性的统一战线组织。⑵人民政协的任务主要有五项：协商国际问题；对全国人大代表和地方同级人大代表的候选人名单以及政协各级组织组成人员的人选进行协商；协助国家机关推动社会力量解决社会生活中各阶级间的相互关系问题，并联系人民群众向国家有关机关反映人民群众的意见和提出建议；协商和处理政协内部和党派团体之间的合作问题；在自愿基础上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进行思想改造。⑶人民政协的组织原则：以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为基础组成，包括少数民族和海外华侨的代表，必要时可吸收个人参加，区域代表和人民解放军不再作为参加政协的单位；政协不再设立全体会议，将原来的政协全体会议、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三层，改为全国委员会和它的常务委员会两层；全国委员会和各级地方委员会之间是指导关系，上下之间有指导和被指导、指示和接受指示、报告和接受报告的关系，但又要因地制宜，便于地方根据实际情况开展统战工作。⑷全国委员会的名单由各党派协商提名，要扩大团结，要有代表性，要照顾到各个方面，注意各方面的带头人物，以充分体现统一战线的广大规模。经过李维汉的工作和各方面的协商，经过全国政协的讨论，上述精神在1954年12月第二届政协全国委员会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章程》中得以明确规定。

二是推动人民政协在社会主义改造高潮中发挥作用。1955年至1956年出现了社会主义改造高潮。人民政协适应形势的发展，紧紧围绕社会主义改造这一中心任务开展工作，动员和组织所联系的党派、人民团体和广大人民群众投身与三大改造运动。全国政协二届一次会议后，全国政协常委会就农业合作化问题，组织在京委员讨论了中共中央提出的农业合作社示范章程（草案）；组织在京委员参加了讨论中共中央提出的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的座谈会，对这两个文件的条文提出了修正和补充的意见。还组织工商界的政协委员举行座谈会，讨论了有关调整工商业公私关系的方针政策。政协常委对公私合营企业推行定息办法和财产清理估价的规定进行了讨论。1956年1月30日至2月7日，政协第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在北京举行，讨论和协商如何迎接社会主义改造高潮问题。

三是将教育作为统战工作的一项中心工作,把政协学习和民主人士培训制度化。1956年初,在社会主义改造高潮的新形势下,李维汉适时地分析了统一战线内部阶级关系的变化,提出了《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二年统一战线工作的方针》(草案) ,经全国统战工作会议讨论通过,并报中央批准执行。李维汉根据阶级关系的新变化,将教育工作作为统一战线工作中的一项中心工作,在政协工作中也强调教育工作问题。他建议:在全国普遍组织各界民主人士和工商业者学习,使之与逐步改变了的地位相适应。他提出:学习需要采取相当的措施:1、离职短期学习; 2、举办短期政治学校;3、举办业余学校或者夜大学;4、组织学习座谈会。还应仿照高级党校办法设立社会主义学院,吸收各方面高级民主人士入学。8人民政协全国委员会和地方委员会应当设立学习委员会,和它的办公机构,在党的领导下指导和组织各种教育工作和学习活动。9他的建议得到了采纳。1956年3月政协第二届全国委员会常委会第20 次会议上通过了《关于组织各界民主人士和工商业者进行政治学习和理论学习的决定》。4月14日,政协全国委员会学习委员会举行会议,通过了《创办社会主义学院的实施方案》。10月15日,中央社会主义学院正式开学。随后各省、市、自治区也相继建立了社会主义学院或政治学校,有计划地,大批地组织党外人士学习。

3.推动人民政协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积极发挥作用。

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开始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时期。作为第二届、第三届全国政协副主席,李维汉继续为政协工作出谋献策、尽职尽力。其主要贡献在于:

一是推动人民政协确立工作新目标。在党的八大上，李维汉指出：“今后，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任务是继续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为完成社会主义改造，把中国建设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10他强调要“注意发挥政治协商的作用，特别是在采取重大措施的时候，如果没有同有关的党外人士进行充分的协商，宁肯慢一点作决定。凡是应当经过广泛协商的问题，都提到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去协商，有些还提到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各省、市、自治区委员会去协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和地方委员会是政治协商机关，又是统一战线组织，在统一战线和国家政治生活中起着重要作用。党中央和毛主席十分重视人民政协的工作，我们应当努力使它的活动更加充实和活跃起来。”11中共八大的精神和李维汉同志讲话的内容，对人民政协迅速地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政协第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于1957年3月在北京举行。会议在其通过的《决议》中，阐明了建设社会主义的任务，指出：“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我们的社会主义革命已经取得了决定性胜利，阶级关系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我国人民应该利用这种有利的形势和一切有利的条件，团结国内外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艰苦奋斗，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工业国。”

二是推动人民政协为克服国民经济困难而努力。1959年至1961年我国经历了三年困难时期。政协在推动各民主党派、各界人士在积极参加国家政治生活和社会主义建设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对克服严重经济困难，巩固人民民主统一战线，起到了重要的作用。针对党外人士由于反右斗争扩大化所造成的人心惶惶的紧张局面，李维汉把延安时期党内“神仙会”方式运用到工商界、知识界、民主党派和政协组织得了相当好的效果。李维汉指出：“神仙会的基本特征就是在党领导下的‘三自’和‘三不’。‘三自’即：自己提出问题，自己分析问题，自己解决问题；‘三不’即：不打棍子，不戴帽子，不抓辫子。用‘三不’来保证‘三自’，用‘三自’来达到敞开思想，讲心里话，实事求是，以理服人。‘三自’的‘自’是个集体。实行‘三自’就是主要依靠一定的集体自己的努力，来解决他们政治思想方面的问题。”12在开展“神仙会”活动的同时，政协与民主党派成员的学习也得到了加强。据不完全统计，政协全国委员会和各地方委员会举办的社会主义学院和政治学校发展到430所。至1961年2月，先后参加学习的达14万人以上。在学习中普遍采用了“神仙会”的方法，贯彻“双百方针”，逐步形成认真读书，独立思考，自由辩论的学习风气。这种方法，有利于调整统一战线内部的关系，巩固和发展统一战线，推动人民政协工作，促进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

三是推动人民政协为促进国民经济好转做贡献。“大跃进”以来，由于“左”的错误影响，党内滋长了包打天下和宁“左”勿右的思想倾向。统战政策的贯彻执行在一些地方和单位受到严重干扰，严重损害了党同党外人士的合作共事关系。因此，李维汉确定在1961年把检查政策执行情况、改善合作共事关系同大抓形势教育，列为全年必须集中力量抓好的两件大事。《中央统战部关于1960年工作的总结和1961年工作的安排》中指出：“努力做好这两件大事，就有可能稳定和团结资产阶级的多数人，为当前中心工作发挥积极作用。这就更有利于全党集中力量加强农业战线的中心工作，在国家建设的各个战线上贯彻执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这就是当前统一战线工作服务于全党中心工作的最基本的任务。”在李维汉主持下，1962年4月形成了一个《改善党同党外人士 合作共事关系的意见》，其中第三部分专章论述了进一步活跃人民政协和民主党派工作的问题。尽管这个文件当时未被1962年4—5月间召开的统战会议采纳，但是李维汉又向统战会议提出了《关于统一战线的形势和任务》的书面意见，再次把“更加活跃人民政协、民主党派和有关人民团体的工作。”作为今后统战工作的任务之一。这些意见后来纳入了中央统战部关于全国统战工作会议向中央的报告。该报告经中央批准，转发各地执行，推动了共产党同各界人士合作共事关系的进一步改善和发展，推动了人民政协的工作。

遗憾的是，由于“左”倾思想的冲击，李维汉在1962年和1964年受到错误的批判，离开了统战工作和政协工作领导岗位，十年浩劫中更是遭到严重摧残。1979年获得平反并重新担任全国政协副主席时李维汉已经83岁离龄了，耄耋之年，他仍奋不顾身地为党工作，为新时期政协工作提出了许多重要的建设性的意见。

 

三、阐发政协理论

 

李维汉不但在筹备新政协和推动政协工作的发展等方面作出了杰出的贡献，而且在政协理论方面亦有卓有建树。正如杨汝岱所指出的：“李维汉十分注重政策理论的研究和探索，具有很高的政策理论水平。”“他的不少见解，至今仍有指导作用。”13 

  1.对人民政协性质的具体阐析。

《共同纲领》对政协的性质有明确的规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就是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组织。”但是，由于体现中国特色民主政治的人民政协是个新创造，没有可供借鉴的经验，加上开始时它又代行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因此，对它的性质，以及它与政府的关系，它与各民主党派关系，一部分人还不十分明确，尤其是在对地方政协的性质认识上存在着原则的分歧。为此，在1951年4月全国政协召开的省、市协商委员会秘书长会议上，李维汉专门作了阐述。他说：全国政协以及各级协商委员会的性质是统一战线的组织，它不是政权性质的机关，更不是政府的上级机关，也不是政府的隶属机关。它同政府的关系是协商、建议和协助政府联系人民推动工作的关系。它同各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的关系也不是领导关系，而是它们协商和团结合作的机关，靠协商办事。他还特别强调：政协和中共统战工作部的关系上是协商和团结合作的关系，统战部应协助政协工作和活动。[2]这次会议经过讨论获得了共识，这样，人民政协的性质就进一步明晰起来。

1962年，李维汉在全国政协会上进一步指出：“政治协商会议按它的实质来说，应该是统一战线总部。统一战线要有个总组织，名义叫政治协商会议，实质上是统一战线总部。”“政协要民主、自由一些，随便一点，象个民主之家。”“政协的政治协商也要广泛地设想，要从整个国家政治生活中的许多问题提到政协，并且采取各种方式作为政协的活动，还可以提出一些倡议到国务院和人大去。”[3]“统一战线总组织”、“民主之家”、“统一战线总部”的概括，反映了政协的性质和特点。它既区别于作为国家权力机关的人民代表大会，又不同于一般人民团体。

2.对人民政协地位的充分肯定。

李维汉对人民政协的重要地位是从两个方面去加以阐发的。

第一、人民政协是统一战线的中心环节。李维汉说：“人民政治协商机关，是统一战线的中心环节。”[4]为什么呢？因为“经过它们就能够从国家政策法令的制定和执行的全部过程中，最多方面和最集中地同各方面党外人士的各级代表人物进行统战工作。”[5]因为人民政协“包罗了各方面代表人物，有更广泛的联系，更能充分反映阶级关系和民族关系。”[6]李维汉强调，要采取更为自由、活泼的方法，和更为多种多样的形式，使政协的工作大大活跃起来，以利于充分发挥政协“联系党外人士、发扬人民民主的纽带作用，全面地改善合作共事关系和深入地进行自我教育。”[7]

第二、人民政协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占有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这种地位是由它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作用来决定的。李维汉指出，人民政协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占有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政协在国家政治生活中有许多工作可做。政协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可做的工作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扩大团结。扩大团结的工作不一定限于政协委员，可以做得很宽。政协包罗的范围比人大宽，同工会等人民团体也有所不同，它包罗各方面的人物，别的单位做不到的工作，政协可以做。（2）政治协商。这是人民政协的基本职能。（3）利用学习开展政治活动。学习与政治活动是有区别的，要把二者区别开，但在学习会上谈谈政治问题，反映情况，提出意见和建议，也未尝不可。（4）调整关系。调整关系也是政协的一项很重要的工作。政协要主动发现阶级关系中的问题，安排方面有什么问题，提出来大家讨论，把情况和意见反映给党和政府；党与非党的关系、各党派相互之间的关系有什么问题等等，可以经常反映情况，协助党和政府调整关系，加强团结。（5）贯彻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正因为人民政协有如此重要的作用，所以李维汉认为人民政协在国家政治生活可也占有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

3.对人民政协主要职能的深刻论述。

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是人民政协的主要职能。对政治协商、民主监督，李维汉有过许多深刻的论述。

关于政治协商。李维汉认为，政治协商是我国实现人民民主的重要方法，其“好处在于既能实现最大多数人的民主权利，又能尊重占少数地位的人民的民主权利，在充分协商以后，使各方面的政见在基本上得到适当的集中和统一”，“尊重这部分人的民主权利，是人民民主统一战线获得巩固和扩大的必要条件”。[8]自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实行以后，国务院对人大负责，不对政协负责，政府法案由人大审议不一定提到政协。但政协仍可对国家政治生活的重大问题进行讨论协商。“政治协商要以从广义来看，政协的政治协商也要广泛地设想；要从整个国家政治生活着想，把国家政治生活的许多问题提到政协”，“特别是采取重大措施的时候，如果没有同有关党外人士进行充分的协商，宁肯慢一点作决定。”[9]协商的办法，可以采用各种形式的协商会、座谈会，如召开政协全国委员会的全体会议、常委会议、各专门委员会会议等进行协商，根据需要召开各党派、各界人士代表座谈会进行协商；可以应邀列席人大有关会议；还可以提出一些倡议和建议到国务院或人大去。

关于民主监督。李维汉认为，政协的民主监督包含两层含义：一是政协作为统一战线组织对党和政府机关的监督；二是在政协这个统一战线组织内部中各党派的互相监督，而主要是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对共产党的监督。为什么要进行民主监督呢？李维汉指出：“我们党处于执政党的地位，在工作中不可能没有缺点和错误”，所以“需要重视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的监督”。[10]这种民主监督，“有利于我们党和国家避免和改正缺点和错误。”“互相监督要通过各方面来实现。政协是统一战线总部，要通过政协活动来实现互相监督。”[11]作为共产党，应当有意识地创造条件发挥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监督作用。要认真发扬民主，广开言路、特别是耐心倾听不同的意见和反对意见，造成欢迎监督的气氛；对于各种批评和建议，要进行分析和处理；务使都能有着落、有交代；不要机械地、繁琐地去规定监督的范围。作为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不要把互相监督的问题看的太深奥，互相监督就是互相批评，互相建议，如果把它看得很深奥，就无法监督了；同时，还要克服自卑感。监督的方式，即在人代会、政协会及其他各种会上畅所欲言，也可以通过视察、检查工作、检举和控告等方式进行监督。

  4.对人民政协内部合作关系的精辟分析。

李维汉指出：“政协既是联合体，就不可能没有内部关系，要注意改进和搞好这种关系，”“要把处理统一战线内部关系的工作作为政协的一项重要业务确定下来，认真去做。”[12]他认为，人民政协内部的关系，最主要的是共产党和民主党派的关系，而在共产党和民主党派的关系中，问题的主要方面是共产党。共产党摆正自己的问题，关系就好处理。

在处理共产党和民主党派的关系上，他强调：第一、要尊重民主党派的独立性和平等地位。人民政协是共产党领导下的统战组织，共产党的领导主要是政治领导。“我们对民主党派的政治领导，决不意味着我们党有超越他们之上的权力，决不意味着我们党可以把他们当作附属的团体，决不意味着我们可以命令、干涉或者控制他们。因为，各民主党派都有它们组织上的独立性，它们同我们党之间是平等的友党关系。我们党必须承认和尊重它们这种独立平等的地位。”[13]第二、要沟通政策思想。政协组成人员既是来自各民族、各民主党派，各人的社会经历、教育经历、政治经验和工作经验又互不相同，甚至有很大差别，在这样的情况下，要实现统一行动和竭诚合作，就需要沟通政策思想。共产党员要主动同党外人士沟通，积极同他们协商。第三、要使党外人士有职有权。“党外人士既然担任了一定的职务，即应享有与其职务相当的责任。”“共产党员要充分信任党外人士，保证他们有职有权，帮助他们尽职尽责。这需要分工合作，使党外人士充分有事做，有做事的条件，并获得必要的帮助。”李维汉同志曾严厉批评政协机关中一些共产党员不肯放手让党外人士参加工作甚至包办代替、垄断一切的错误，指出：这样做不仅妨碍了党外人士的积极性、影响了工作的开展，而且影响到统战内部的团结，因此应当彻底改正。第四、人民政协同各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的关系，“不是领导关系，而是它们协商和团结合作的机关，靠协商办事。[14]

  5.对人民政协工作方法的科学总结。

李维汉主管政协工作期间,注意探索政协工作规律,在实际工作中提出和总结出一整套适合政协特点的工作方法。主要包括:（1）政协工作要注重调查研究。他指出:“进行批评、建议、监督、协商要有点本钱才行。所以政协应该做一些调查研究工作。”政协要“组织定期和不定期的视察”。各省、市、自治区政协除了组织政协委员偕同人大代表进行视察外,还应专门组织政协委员和民主人士下去视察工作,了解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情况。[15]（2）政协工作要充分发扬民主,在民主的基础上集中、贯彻民主集中制的原则。（3）政协活动的形式要多种多样,“百花齐放”。（4）问题讨论要自由辩论、百家争鸣。政协要比人大更自由一点,人大是权力机关,要举手通过决议,严肃些,政协是统一战线组织,可以提出各种问题,可以发表各种意见,讲错了也没关系,出气也可以,发牢骚也可以。总之,政协要民主一些,自由一些,随便一些,象个民主之家,使各种意见都能够在这里充分发表,自由讨论。

  李维汉是人民政协工作杰出的开拓者和卓越的领导者，他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研究政协问题，提出了不少重要的理论观点。这些理论观点大部分是50年代至60年代初期提出的，经受了长期的实践检验，不仅有力推动了当时人民政协工作的开展，而且对今天仍有重大的指导意义。

（作者单位：华南理工大学思想政治学院）

 

注 释： 

  [1]杨汝岱：《在纪念李维汉同志诞辰10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载《李维汉纪念集》第17、18页，华文出版社，1998年出版。

  [2]参见李维汉《回忆与研究》第699页，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出版。

  [3]《李维汉选集》第452—456页，人民出版社1987年出版。

  [4]李维汉：《统一战线问题与民族问题》第8、12页，人民出版社，1982年出版。

  [5]同上，第12页，人民出版社，1982年出版。

  [6]《李维汉选集》第452页，人民出版社1987年出版。

  [7]同上，第452页，人民出版社1987年出版。

  [8]同上，第321页，人民出版社1987年出版。

  [9]同上，第453页、321页，人民出版社1987年出版。

  [10]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下），第823页，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出版。

  [11]同[6]，第454页，人民出版社1987年出版。

  [12]同[6]，第637页，人民出版社1987年出版

  [13]同[6]第331页，人民出版社1987年出版。

  [14]同[2]，第699页，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出版。

  [15]同[6]，第455页，人民出版社1987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