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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好善治的最后一公里——广东省、市、县三级政协协商建言完善城市社区治理体系建设综述

2020-11-02来源:人民政协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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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是城市的细胞,也是城市基层社会治理的最后一公里。

习近平总书记对广东提出“在营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上走在全国前列”的殷殷嘱托。如何激活基层细胞,共筑美好生活的基石?9月25日,在广东省政协会议厅举行了一场跨越省、市、县三级政协的远程协商会,与会者通过视频连线协商讨论,共同探寻提高基层“善治”水平的路径。

减负:卸下“副业”,轻装上阵

基层社区是风险防控的“网底”。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全国400多万名社区工作者在65万个城乡社区开展疫情监测、出入管理、宣传教育、环境整治、困难帮扶等工作,为疫情防控发挥了重要作用。与会者认为,社区这张“网”,既有着强大黏性、韧劲,也存在不少“漏洞”。

“原来形容社区工作‘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现在大家都说‘上面千把锤,下面一根钉’,很多业务主管部门将指导简单化为监管和考核。”深圳市政协委员、宝安区海同社会服务中心理事长蒋雷深谙社区工作的繁杂与压力。

他反映的问题在省政协的前期调研中也较突出:有的社区服务代办事项高达188项、“社区成为证明大本营”,有的地方对社区有二三十项考核,一些社区聘请了100多名临工……

省民政厅厅长卓志强也坦言,社区治理工作牵涉部门多,由于缺乏统筹协调,各自为阵,重复建设、重复投入、重复考核等现象比较突出,基层负担过重。

居委会重点任务多、台账留痕要求多、数据采集信息系统多,“社区已变成难堪重负的基层‘小政府’,居民自治已完全沦为‘副业’。”省政协委员、广东金轮律师事务所副主任谭日兴建议,厘清社区居委会权责,让群众自治组织归位;精简工作台账,简化社区出具证明的种类。

“应以《民法典》实施为契机,克服有关职能部门‘懒政’的习惯,清理各种附加在社区组织身上不应有的‘副业’。”省政协常委、暨南大学法学院院长朱义坤恳切地说。

广东省民政厅、省委组织部曾在2015年印发《广东省社区减负工作方案》,开展社区减负专项行动。卓志强表示,省民政厅将继续理顺区职能部门、街道、社区在社区治理中的权责边界,推动工作重心和治理任务下沉的同时,实行“权随责走、费随事转”。

“我们起草了《关于加强全省基层社会治理综合网格工作指导意见》。目的就是将分散在基层的各个部门、各个管理网格集中到一张网,包括城市管理、医疗卫生、劳动保障监察、消防救援、市场监管、生态环保、服务保障等等。”省委政法委专职委员黄文平也作出回应。

“减负”不仅要从“量”上着眼,更要从“质”上下功夫。在协商会深圳会场的蒋雷建议,改变以街道办事处和上级部门考核为主的现状,建立以社区居民满意度为主要衡量标准的社区治理评价体系和评价结果公开机制。

“这个讲得很到位。”副省长李红军边听边记录,他强调社区工作要坚持以需求为导向,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这一点也成为当天会议的重要共识。

还权:从“独角戏”到“大合唱”

自治是基层社会充满活力的源头。如何理顺社区居委会、业委会、物业等的关系,共同把公共服务做好,实现居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要靠基层党组织来“穿针引线”。

“社区治理首先要坚持党的领导,充分发挥党建引领的作用。”广州市越秀区政协委员连汉才是广州庆德物业董事长。他认为,社区党组织要积极鼓励、支持住宅小区物业企业成立党组织并开展党建工作,推动实现党组织深度覆盖;物业企业党组织则要立足社区,联合社区居委会、志愿组织、热心居民等多方力量广泛开展党群服务,及时解决群众困难。

调研发现,城市社区党组织作用发挥不够充分,由于社区党组织统筹协调能力弱,对于社区内的机关和企事业单位等主体参与治理,缺乏有效“指挥调度”权能、“心”有余而“力”不足。“社区治理中时常是社区党组织唱‘独角戏’,不能有效引领各类主体‘大合唱’。”

对此,省政协调研组建议,借鉴今年疫情防控“一根指挥棒”领导的成功经验,建立完善由省、市、县(区)党委统一领导,组织、政法、民政等部门分工负责的社区治理协调机制。同时,健全党领导社区治理的工作机制,优化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功能。

省政协主席王荣指出,坚持党建引领,不是让党组织大包大揽,而是推动社区党建与社区治理深度融合,积极探索社区党组织政治引领、组织引领、机制引领的途径和载体,紧紧围绕社区党组织构建公共服务圈、群众自治圈、社会共治圈。

“委员提出的发挥党建优势、健全社区供给机制、发动多元主体积极参与等建议非常准确。”省住房城乡建设厅党组书记、副厅长赵坤表示,省住建厅目前正联合多部门研究起草关于加强社区物业党建工作的指导意见。“希望通过加强社区业主委员会和物业企业的互动,建立协商议事机制,促进各方沟通,减少矛盾纠纷,推动治理能力显著提升。”

广州市越秀区矿泉街道地处交通要道,人员往来复杂。省政协调研组实地调研的第一站就来到了这里。越秀区政协委员,矿泉街道办事处主任何巍认为,在基层治理中开展议事协商应成为调动居民参与的重要抓手,有效推动民事民议、民事民办、民事民管。

“要摆脱刻板僵化的‘自上而下’社区参与模式,将社区权力下放给居民。”九三学社广东省委会专职副主委黄惊雷建议,推动城市社区参与由“社区主导”转变为“居民为本”,改变城市居民社区参与不足的问题。

如何激发居民的主体意识?黄惊雷说,可以通过建立社区设计师制度,活动设计者和受益者这样一个双重角色必将为培育居民主体性提供良好的社区土壤。

连汉才则建议,对热心社区公益的居民进行表彰,激发居民对社区的认同感和自豪感,吸引更多居民发挥作用,为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新格局营造浓厚的社区氛围。

卓志强对此表示赞同。他说,健全党组织领导下的居民自治制度,要以社区公共场所设施、居民共有物业、社区公共资金等公共利益为连接点,以直接关系居民切身利益的公共事务和热点问题为切入点,利用各种载体和形式组织居民,广泛开展民主决策、民主协商、民主管理、民主监督,推动社区形成人人参与、人人享有的社会生活共同体。

“社区治理需要与时俱进。”王荣表示,在一个日渐多元开放的现代社会,治理不能再沿用传统、简单的老思想、老方法和老经验,必须摒弃传统的由上而下单向度的管理思维,把工作方法和治理手段转到现代、科学、法治的轨道上来。

对此,政协也提供了不少“实战”经验。近年来,广东省基层政协涌现出各式各样的为民协商平台,如“有事好商量”“委员议事厅”“社区议事厅”“界别工作室”等。这些平台紧扣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烦心事、操心事、揪心事”,组织群众深入协商找到利益“最大公约数”,把群众共识转化为共为,把共建共治共享的同心圆越画越大,有效助力了基层善治。

赋能:夯实城市社区治理“软基建”

推动社区自治,除了“减负”“还权”,还要“赋能”。

“我们可以将社工队伍融入到社区工作中,既可以有效满足社区居民多元化需求,又可以增加基层一线工作人手,还体现出专业性和科学性,非常实用。”茂名市政协常委、市民政局局长冯波介绍了在工作中摸索形成的一套方法。

2017年开始,广东省民政厅在粤东西北等经济相对欠发达的乡镇、街道设立了社会工作服务站的试点,从茂名市的落地情况看,效果显著。

冯波说,广东社会工作事业走在全国前列,已成为一张闪亮“名片”。他建议“双百社工计划”实现全覆盖进一步明确其定位,做好顶层设计,注重解决队伍稳定问题,包括社工晋升渠道和资金来源。

此前,在广东省政协“数字政协”平台上,委员们也积极围绕打造高素质专业化社区工作人才队伍出谋划策。省政协常委、社法委副主任刘兰妮建议,实施社区工作领军人才计划,建立健全领军人才数据库和社区治理师资库,建设社区工作领军队伍。

卓志强对此回应:力争到2021年,全省各地级以上市全部建立社区专职工作者职业体系制度。用两三年时间,基本建成一支数量充足、结构合理、管理规范、素质优良的高水平社区专职工作者队伍。

“这次疫情让我们看到,需要尽快确立以‘智慧城市’为基础的城市公共领域应急管理与城市空间功能规划,充分发挥大数据的作用,确保在各种突发状况时,城市仍能安全并且具备快速重组和恢复生产的能力。”黄惊雷和致公党广东省委会专职副主委黄小彪不约而同提出,要结合“新基建”推进老旧小区智慧化改造,实现智慧社区全覆盖。

蒋雷对此点赞,他希望大力推动社区信息化建设,开发智能化办公系统,形成政府管理、社区工作、居民诉求无缝衔接的信息交流网络,实行社区统一录入信息、各部门按需提取信息资料,促进传统社区管理向智慧社区管理转型。

对此,黄文平透露,广东社区治理云平台的建设正在论证中,未来将与“粤政易”服务平台结合,以提高广东省城市治理的智慧化水平。

除了人才和技术的“硬核”支持,社区文化的“软实力”也是不可忽视的一部分。省政协的调研报告指出,广东省社区仍是“陌生人”社区,居民参与意识薄弱,社区文化建设有待加强。

茂名市政协委员樊七妹说,现在社区活动功能普遍娱乐单一化,都是广场舞之类。应该在服务功能上给予更多的引导。她以茂名市茂南区民政局创建的“幸福学堂”为例,建议丰富社区服务功能,建设社区文化站、图书馆、文化室、功能活动室等公共文化设施,形成结构合理、功能健全、实用高效的社区文化设施体系。

“城市社区是治理能力和体系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做好这项工作需要多方的努力,衷心希望各级领导和政协委员继续关心关注这个问题,多提意见建议,帮助我们更好地履行政府职能,共同推动广东社区治理工作。”李红军的讲话更加坚定了大家提高基层“善治”水平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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