闸口、堤坝，这些作为控制水流、引导船只的水利工程，在大运河蜿蜒几千里的河道上起的重要作用不言而喻。4月9日至11日，全国政协副主席刘奇葆率全国政协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推进大运河文化带建设”调研组在山东省调研时，考察了戴村坝、荆门闸等运河遗址，在对这些古代水利工程的建设运转做了详细了解后，委员专家们纷纷感慨：“老祖宗的智慧值得赞叹！”

一个堤坝三个高度，是山东省聊城市东平县境内戴村坝的最大特点。其上游河流为大汶河，下游是大清河，曾是大运河上著名的“引汶济运”枢纽工程。主体坝分为玲珑坝、乱石坝和滚水坝三段，位于中间的乱石坝初建时高51.5米，是三段坝中最高的部分；北侧玲珑坝其次，高为51.3米；最低的是南侧滚水坝，高51.2米。在枯水期，三段石坝合力阻水，防止有限的汶水流向下游；而当夏秋洪水泛滥时，从最低的滚水坝开始向西漫水，水量达到峰值时，三段坝又一齐泄洪，起到相互协调、相互保护的作用。

这三段长短不一、高低不齐的石坝相差尺寸非常精确，引起了刘奇葆的兴趣。“这是根据什么测算出来的？”他问道。当地专家介绍说，这是根据下游与大运河南旺枢纽相连的小汶河的蓄水量，经过精确计算得出的科学结论。小汶河水量充足时，大坝刚好向西侧大清河漫水；小汶河水量不足时，大坝也刚好能够将水拦住。“这个计算起来难度很大。”刘奇葆表示，这说明当时我国的水利工程比较发达。

自称通晓水文的清康熙皇帝感叹：“此等胆识，后人时所不及，亦不能得水平如此之准也。”民国初年，荷兰水利专家方维也十分敬佩地说：“此种工作，当十四五世纪工程学胚胎时代，必视为绝大事业，彼古人之综其事，主其谋，而遂如许完善结果者，今我后人见之，焉得不敬而且崇也！”

作为大运河遗产点之一的荆门闸，位于山东省聊城市阳谷县，分上下两闸，至今仍保留着闸口的石桩。据介绍，当年这个石桩上是栓有吊闸门的绳索，需要开闸时就从两边拉动绳索。如今，石桩上因绳索摩擦而形成的道道沟壑依然清晰且深刻。

“河两岸应该是还有盘绳索的石磨。”中国传媒大学发展研究院院长范周推测，绳索一头拴着闸门，盘在石桩上，另一头则拴在石磨上，需要拉动绳索开闸时，转动石磨即可。这样一来，既起到固定的作用，也能和辘轳一样利用轴轮原理达到起重的目的。不仅是荆门闸，在大运河的很多闸口都有类似的设计，这对于没有起重机械的古代劳动人民，称得上是非常具有创造性的工程。

闸口和大坝的工程主体所体现的老祖宗智慧虽各有不同，但也有相同之处。这个地方细小到不易察觉，却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它就是连接每一块石头的铁扣。

“石头和石头之间如何连接固定？”这是委员专家们关心的问题，那么这些铁扣就给出了答案。铁扣的形似沙漏，两端宽中间窄，就像是把两个相同的等腰梯形按较短的底边拼在一起的样子。石头和石头之间，有类似榫卯结构相互搭在一起，再以铁扣加固，使得以石头为主体的堤坝固若金汤。

大运河呈现的古代劳动人民的智慧结晶可谓不胜枚举，它们不仅是珍贵的水利工程遗产，更代表了一种勤于劳作、勇于探索、善于思考的人文精神。大运河文化带建设，在统筹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的过程中，需要深入挖掘遗产背后的精神力量，由古及今，把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发扬光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