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者，天下之大本也。”这是我们这个民族历史的记忆、文化的乡愁，也是政治的基因、治国的要义。

近代以来，伴随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的浪潮，中国社会经济结构发生了显著变化，农业和乡村的相对地位发生了下降。必须承认，这是文明的正向演进，里面包含着丰裕的物质、上升的精神，联结着一个又一个人的美好向往。但是，无论时代多么的现代或者后现代，无论世界多么高妙炫目，都无法改变农业的基础地位，无法改变乡村作为文明腹地的地位，这是万世一系的本质规律性。这一规律普适于世界各地，但在我国表现得尤为复杂和富有特色。

我国的独特之处在于城乡二元经济社会结构。这一经济社会结构决定着中国社会的动力和功能，也影响着效率与公平。今天，中央明确提出坚持农村优先发展，实质上就是对新时代城乡二元结构的重新审视和直面回应，是要在体制深处进行结构调整，重塑工农及城乡的结构关系。

回望历史，新中国建立之初，面对特定的初始约束条件，为了解决国家工业化投资不足的难题，最现实的选择就是汲取和转移农业剩余，在体制和政策安排上向工业和城市偏斜，从而形成了城乡分割的二元经济社会结构。这种结构之下，农民像土地一样奉献，像老黄牛一样勤劳，默默地拉动着国家工业化的重轭。没有农民几千亿元的“剪刀差”贡献，国家工业化就很难取得成功。

改革以来，农民获得了自主经营土地的权利、进入市场的权利、自由流动和择业的权利，加之政府大幅度增加了投入，“三农”领域发生了历史性变化，取得了历史性成就。纵向比较，“三农”变化之快是几千年来所未曾有过的，文景之治、开元盛世皆不可比。但是，横向比较，城乡二元结构并没有得到实质性调整，农村发展滞后和不充分现象十分明显，“三农”已成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实现现代化的最大短板。特别是，要看到近年来城乡居民收入相对差距没有继续扩大，但城乡财富积累却在急速拉大，一线城市一套房子比中西部地区一个村甚至一个乡的房子价值还要大，造成了新的严重不均衡。

苍茫大地，有鸿雁归去，有雨燕来兮，有树在等待岁月，有草在等待春风；农民等待的是更多善政之光，等待国家以更大的力度和更快的速度为他们做好事，做实事，把好事做实，把实事做好。

今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国家的实力有了空前的提升，有条件也有义务促进农业农村的发展，保障农民的权益，更多地赋予农民发展的权利和免受贫困的权利，让农民共享国家改革发展的成果。这不仅是国家的意图伦理，也是国家的责任伦理。

党的十九大提出“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日前召开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提出，要牢固树立农业农村优先发展的政策导向，切实稳住“三农”这个基本盘。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目的是要打破长期存在的城乡二元结构，形成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工农互惠、城乡一体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城与乡是共生的关系，著名的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晚年在论民族问题时曾说过“各美其美，美美与共”，这句话用在城乡关系上也非常恰当，城与乡就应该是这样一种相映成趣的关系。

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不仅是反哺农业，回馈农民，促进社会公平，同时也是面对复杂的内外环境和经济下行压力强基固本，培育动能，提高效率的全局性战略选择。

按照中央的部署要求，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就要做到在干部配备上优先考虑、在要素配置上优先满足、在资金投入上优先保障、在公共服务上优先安排。相信，依靠独特的体制优势和强大的动员力量，一定会把农业农村发展推向一个新的高度。

花开无言，叶落无声，农民是一个低调的群体。共和国70年历史上，有农民的浓墨重笔，农民与共和国一起走过时光，走过风雨交织的岁月，演绎春天的故事。

新时代，古老的农村大地正孕育着蓬勃力量。农民，也可以有诗与远方。

（作者李成贵系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市农林科学院院长）